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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的英国将不会出现革命。那些控制议会的有土地的精英受到制造业利益团体的支持，屈服于中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改革，化解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紧张局面。尽管许多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改革将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但是由于害怕民众的抗议、甚至是革命的爆发，他们最终作出了妥协。由议会批准的改革有助于自由主义共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现，这种共识将持续整个世纪。宗教可能也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政府专门拨款，在工人阶级地区建立了更多圣公会教堂。同时，卫理公会和英国其他“新不奉国教派”的教会一起争取到了许多信徒，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社会的紧张局势。圣经会以及其他关注穷人困境的福音派协会数量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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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尽管遭到英国国教的强烈反对，议会还是废除了迫使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在圣公会领受圣餐的《宣誓法案》及《市镇法案》。对天主教解禁已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它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的问题有关系。那里已开始了一场改革运动，它组织抗议活动，反对英国的新教统治。似乎到处都在发生起义。爱尔兰富裕的天主教徒直到1793年才拥有投票权(12)。1800年，爱尔兰议会被废除，尽管在大不列颠议会上有爱尔兰的代表。到了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天主教徒解禁法》，最终从法律上解除了禁止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公职和议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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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直与辉格党领导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密切相关。这一政党最坚定地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议会的权利。当时英国只有十五分之一的男性拥有投票权。商人为自己在下议院未被充分代表而怨恨。选举制度依旧是体现地方精英阶层与英格兰某些从14世纪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群体的利益的大杂烩。议会中代表北方工业城市的议员仅有寥寥几位，因为议会选区自工业革命前的时期以来从未改变。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在议会中都没有相应的代表。这些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已不再满足于通过声称考虑他们的利益的议员得到间接的“实质性代表”。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却依然拥有代表。其中邓尼奇是最臭名昭著的“腐败选区”。从12世纪起，这个地区就被大海淹没。而所谓的“口袋选区”则是被当地富裕的地主控制的选区，他们能定期重返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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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30年法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英国的上流社会聚集在一起，恐惧万分。正如他们的老生常谈：当法国打了个喷嚏时，欧洲的其他地方可能会患上感冒。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政府展示武力，使赞美法国和比利时革命的有组织的抗议被限制在一场情绪激昂的集会上。在英格兰，人民聚集在一起，倾听受到他们欢迎的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1763—1835）的演讲；他的周报《政治纪事周刊》目标读者是“帮工和劳动者”，呼吁政府使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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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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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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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后的普选削减了议会多数派保守派的席位。拥有广泛基础的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席卷了这个国家。议会收到了5000份请愿书，其中一些以爱国主义的口吻抨击那些自私自利的有土地的精英。新首相查尔斯·格雷伯爵（1764—1845）是一名辉格党人，他知晓下议院通过的任何改革法案将永远不会在人员组成像当时那样的上议院通过。1831年，一项由政府的提出的废除许多“腐败选区”和“口袋选区”的提案遭到上议院的否决。公众集会抗议这次失败，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苏格兰的城市，它们在下议院都没有席位。当上议院在1931年10月否决了又一份改革提案后，示威者们大量聚集在伦敦，一场在布里斯托尔爆发的骚乱以12人死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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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时，更多的托利党人已经同意格雷的观点：只有某种选举改革的提案被通过，才能使英国免于遭受革命。他们害怕会发生如同1830年的法国那样的情况：受挫的商人和激进分子结成受工人支持的同盟。下议院于1832年3月通过了辉格党人第三次提交的法案，将其呈交给上议院。威灵顿公爵尝试组建政府部门失败。格雷则再次当选首相，他说服了新王威廉四世（统治时期：1830—1837）作出威胁：为了让改革法案通过，他将创造出足够多的新贵族，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而上议院的贵族不希望看到他们的队伍受到“速成贵族”污染。威灵顿同意不再反对，改革法案终于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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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的《改革法》是英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大地主同意将获得投票权的条件限制降低，选民人数由此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远非一个民主国家，如今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但是英国的议会如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这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到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商人占据了下议院15％的席位，35％的下院议员与商业和工业有所联系，比如是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英国拥有投票权的男性的比例如今已高于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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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利党人之前所担心的，新选民使辉格党的实力得以增强。议会在1833年通过了两项受到《改革法》影响的改革法案。反奴隶制的协会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对英国自治领中的奴隶制的运动，这部分是为回应不奉国教者、福音派、新教徒和政治激进分子对奴隶制的日益增强的反对。英国在1808年已经退出奴隶贸易。6年后，75万人在英国签署请愿书，呼吁废除奴隶制。但是在1830年，英属西印度群岛依旧有65万奴隶，在非洲和亚洲（以及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也有奴隶。妇女团体分发宣传刊物，策划了一次对西印度群岛奴隶生产的食糖的抵制活动。这场运动成功了，1833年议会废除了英帝国范围内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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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改革措施（见第十四章）也在1833年得以通过。这项改革严禁雇用9岁以下的童工，并规定：9—12岁的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多为8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8个小时），13—18岁的“年轻人”每日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个小时（每周最多69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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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贫法》在1834年通过。拥有健全肢体的个人将不再受到堂区的救济，而将被监禁在“妥善管理的”济贫院。1835年的《市镇法》，废除了往往腐败的旧自治市政府，建立起选举产生的负责行政的市议会组织。这再次反映出英国中产阶级（特别是在工业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改革让包括不奉国教者在内的更多的辉格党人可以在地方政府担任公职，从而再一次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寡头集团和英国国教对英国公共生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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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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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及《谷物法》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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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显示出英国改良主义的力量。一些法国和德意志工人梦想着革命，英国工人则选择了口诛笔伐。1836年，细木工威廉·洛维特（1800—1877）为了从政治、经济、道德上帮助有用的阶层，建立了伦敦工人协会。2年后，他和伦敦的裁缝弗朗西斯·普莱斯共同起草了《人民宪章》。宪章呼吁政治生活民主化，包括男性普选权、每年进行选举、平等的选区、无记名投票等方面，以及为议员支薪，这样普通人当选后可以就任。宪章派反对占据人口一小部分的富裕地主和实业巨头垄断英国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宪章运动一直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成员致力于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成为一股“道德上的力量”。宪章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回首过去的运动，它的成员把过去想象为比现在更加有道德的时期。为了吸引妇女加入，宪章运动的领袖承认女工为家庭经济作出的贡献，尽管工人家庭中的许多男性手工业者感到不满：许多女性的性别角色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且一些男性如今发现自己与女性一起工作。一些宪章派试图说服那些酗酒且经常殴打妻子的男性工人变得更加体面一些。（但是他们依旧反对女性提出的在宪章运动中加入对女性权利的呼吁的恳求。）在英格兰北部，宪章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暴力派”团体，它威胁议会，若不屈服，就要发动罢工、甚至起义。但是，这个团体一直规模不大，而且也相对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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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4月10日，肯辛顿下议院前的最后一次宪章派示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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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尽管有近130万人的签名，但是议会很快拒绝了宪章派的请愿。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却，1842年他们再次进行尝试，全国宪章协会来到威斯敏斯特，带着一个共有330万人签名的巨大卷轴。但议会再一次拒绝了《人民宪章》的提议。从此，作为一场运动的宪章运动衰落下去，尽管它在1848年曾短暂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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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议会实施了另一项重要的改革。1815年和1828年，由保守派控制的议会通过《谷物法》，对进口小麦(13)征收浮动的关税。当英国本土小麦价格下滑到一定水平时，进口税将国外更廉价的谷物拦截在国内市场之外。只有当国内小麦价格到达一定高度时，外国小麦才可以不用交进口税。这项法律保护地主的利益，但是却损害了进出口谷物的商人们的利益，更损害了普通人的利益，他们因这项法律被迫以高价购买面包。1839—1841年的粮食歉收引起物资匮乏，堂区削减了分拨给穷人的救济。由开始于1845年的马铃薯饥荒引发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大量饥民饿死（见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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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铃薯饥荒时期，贫穷、饥饿的爱尔兰家庭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寻找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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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谷物法》的议题使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和富有的有产者对立，使辉格党与托利党相抵牾。英国的制造商和穷人的代言人强烈谴责根深蒂固的“对面包征税”和“吸血”的寡头政治。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成立，使商人、辉格党政治家和政治激进分子联手，后者认为废除《谷物法》将是向实现男性普选迈出的重大一步。约翰·布赖特（1811—1889）声称：废除《谷物法》是迈向政治民主的重大一步。布赖特是一位贵格会的纺织厂老板之子，尽管不是一名议员，但他却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化身，因为他猛烈抨击贵族特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英国国教。他曾警告：“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依旧由大地主阶层统治。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每个人一定都已预见到如今这种势力均衡将在未来某个时刻改变。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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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832年的《改革法》那般，保守派政府需要自身改变想法来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提案。首相罗伯特·皮尔的微笑被人们称作如同棺材上银板的闪光，这位保守的棉制品制造商之子相信自由贸易，他强迫议会通过了削减、甚至废除一些关税（包括对进口原棉收的关税）的提案。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促使他着手废除《谷物法》。废除这项法律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因为他注定要因此下台。如今，皮尔相信只有此举可以阻止人民起义。1846年，议会废除了《谷物法》，降低了对小麦和其他进口农产品征收的税。皮特在使保守党产生严重分歧后，在当天被迫辞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做了正确之事，却成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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