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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蔓延到法国各省。情绪高涨的群众们开始种植“自由树”，以此纪念一个新时代，这一仪式借鉴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正统派希望波旁王朝复辟。奥尔良派也未完全出局，因为路易-菲利普的一些有能力的儿子正在流亡。这两支君主主义者的余绪可依靠地方显贵（贵族或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不但如此，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也有一群怀念他的伯父的支持者。在这个著名的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抱怨“法国感到厌倦”的时期，拿破仑的传奇依旧在许多老兵、农民和学生中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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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派自身分裂为两派，一边是坚定的共和派，他们始终反对奥尔良王朝统治，另一边是温和派，他们只是在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才接受了它。社会主义者希望共和国将会是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的第一步。路易·勃朗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信奉他们所说的“劳动权利”，他们坚信政府应该在经济危机时承担起为人民提供就业和鼓励甚至资助工人协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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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有革命的传统，羽翼未丰的共和国必须向其他欧洲大国保证：法国不会像在18世纪90年代做的那样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其他大国害怕这个新政权会在巴黎的宣扬独立或民族主义事业的政治流亡者的敦促下公开支持波兰独立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一些法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吞并萨伏依和尼斯（均属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法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时不时地宣称有权拥有这两个地区。自愿者组成了一支成员混杂的军队，铭记着要吞并这两个地区。但是新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拉马丁向欧洲大国保证，法国只有和平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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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选举制宪会议代表的日子临近，那些从前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如今对政治充满兴趣。在巴黎，超过200家政治俱乐部（大部分是共和派和共和社会主义俱乐部）开始开会，且几乎同样多的报纸开始出版，也有许多许多外省报刊。当作家、争取女性权利的活动家乔治·桑（阿芒迪娜·杜德望的笔名，1804—1876）被锁在了她的公寓门外时，她发现周边3个社区的锁匠都在参加俱乐部的会议。俱乐部代表前往外省地区，目的是将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的选民从赞同君主制的地方显贵的影响下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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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立即加强了温和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异。许多无法获得贷款的企业关门了。政府发行的债券价值大幅下跌，巴黎证券交易所暂时关闭。工匠们没有客户，工人们没有工作。在首都，超过一半的劳动者失业。更为年轻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被招募进一个辅助性准军事警察部队，即机动宪兵队，由临时政府组织，帮助维持秩序。由于缺乏资金，临时政府以紧急事态的名义，将直接税上调了45％，这一税收被称作45生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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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更多的外省工人来到巴黎寻求帮助，临时政府开设了“国家工厂”，让失业工人去修路、挖山并支付薪水给他们。许多富裕的巴黎人开始抱怨新政府不得不支持失业工人。政府最终同意将巴黎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10小时之内，而外省则是12个小时。同时根据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政府还建立了“卢森堡委员会”，专门研究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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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通过破坏现存的政治制度，向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出了质疑，其中包括现存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巴黎，妇女们成立了许多俱乐部。女性创办的《妇女之声》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呼吁改革，比如法律面前女性平等、离婚的权利，以及更好的工作环境。请愿者们要求共和国使女性也有选举权。这些要求改变的响亮呼声使上流阶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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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一家巴黎的妇女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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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大选使包括许多君主主义者在内的保守派占据了制宪会议的大部分席位，该会议将起草新宪法。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只赢得了900个席位中的约100个。共和派由于临时政府的增税政策，在农村损失惨重。许多农村人憎恨城市工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降低面包价格和维持国家工厂。二月革命带来的喜悦被焦虑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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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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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邦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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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从法国迅速蔓延到中欧。当自由派等待时机时，少数年轻的德意志激进派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在“饥饿的40年代”期间，仅普鲁士西里西亚就有约5万人死于疾病，许多德意志邦国发生了反抗粮食商人和税吏的暴动。手工艺人组织起行业协会和互助团体。尽管这些组织在工人失业和罢工期间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但它们使政治意识形态得到最初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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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战术有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异。这两个团体有时共用同样的报社、政治俱乐部，甚至健身或步枪爱好者协会，也都要求结束农民对贵族所负有的所有残留下来的封建义务、结束政治压迫、制定宪法、赋予集会和新闻自由，以及扩大选民范围。但是自由派反对男性普选。而包含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派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让德意志诸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更加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也许还能达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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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底传来的法国革命的消息说服了德意志的统治者对自由派让步。在巴伐利亚，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时，学生已开始抗议路德维希一世（统治时期：1825—1848）的统治。当巴伐利亚的示威者建造路障，并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后，路德维希一世同意赋予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这未能安抚反对者，国王退位，让位给儿子。在一些更小的邦国，包括汉诺威、符腾堡萨克森和巴登，统治者任命一些著名的自由派担任大臣。这些就是1848年的“三月政府”，其出现并非因为统治者的信念，而是出于对革命蔓延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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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期间，德意志人在阿尔滕堡的街道上设立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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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关注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最大最强的德意志邦国将会发生什么。在普鲁士的首都柏林，示威者宣扬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并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回应是召开联合议会。1848年3月18日，他以一个更加自由主义的内阁取代了原有的保守派内阁。国王承诺结束出版审查，并出台宪法。他还进一步声明，普鲁士君主国会带头推进德意志各邦国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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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军队介入驱散人群时，一方或双方有人开火。学生和工人们设立起路障。第二天，军队向起义者发动进攻，250人丧生。正如在巴黎发生的那样，军队枪杀平民，导致局势失控。妇女也在伤亡之列。国王将军队调离首都，恳求事件平息。畏惧于骚乱，他与群众代表会面，批准建立起一支市民自卫团，并下令释放自由派的囚犯。他还向“三月事件”里的死难者致敬，并宣布“普鲁士从此与德意志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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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部分的起义者是工匠，正如法国二月革命的参与者一般。尽管他们中间只有一些人有模糊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希望由普鲁士领导德意志统一，但是他们大部分人有经济目标。在“饥饿的40年代”，机械化的生产损害了裁缝的利益，他们手工缝制的衣服无法与批量生产的服装竞争。细木工和鞋匠也早已失去行会制度的保护。如今这些工匠要求获得国家的保护。在德意志的其他邦国，主要是在工业化的莱茵兰，工人也发起抗议。失业的运输业工人攻击铁路和莱茵河上的蒸汽船，迫使政府临时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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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巴黎一样，德意志一些城市里的俱乐部和工人协会在3月开始开会。一个民主妇女民主俱乐部和一个工人代表大会都要求让女性获得平等权利。德意志政治理论家和革命者卡尔·马克思匆忙从比利时回到莱茵兰，他相信他一直等待的革命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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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在德意志乡间爆发。在黑森林地区，农民们袭击贵族庄园。在3月的早些时候，农村贫民无视禁止他们使用王室和贵族的森林的法律，任意狩猎和放牧。一些农民夺走并销毁了记载着封建义务的旧文件，并迫使领主签名正式放弃古老的特权。暴力事件甚至出现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容克的钢铁意志过去在那里甚少受到考验。一些谨慎的德意志诸侯正式放弃了他们长久以来掌控的权利。军队、民兵以及警察对强制执行影响到农民的法律或职责犹豫不决，他们害怕引发一场类似1846年波兰加利西亚起义的血腥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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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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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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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低能儿斐迪南一世（统治时期：1835—1848）而言，打扰其安眠的自由主义者较少。这位君主几乎无法在摆在他面前的反动法令上签字。自由派大部分是希望进行政治变革的奥地利人或是希望让本民族拥有更多权利的捷克人，他们反抗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独裁统治，而不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本身。他们希望进行宪政改革，彻底解放农民，提高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行政效率。如同西欧的自由派，他们也想要新闻自由和扩大选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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