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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有一个帝国议会，但这个帝国议会几乎没有权力。其成员由一个过度代表有地者利益的选举制度选举产生，无法在内阁任职。宰相也不对议会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议会不能起草立法，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也仍保留在皇帝和宰相的手中，议会对预算的控制无法限制皇帝的特权。德意志由25个邦组成，每个邦派一名代表组成由宰相主持的联邦议会。尽管每个德意志邦(13)都保留了相当大的行政自治权，在一些情况下还保留了自己的统治者，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本质依然是独裁主义。因此，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并没有演化出有效的议会政府，后者在英国和法国十分突出，在意大利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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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统治着军队和行政机构。为了赢得他们的忠诚，政府免去了他们大部分的税务，其庞大的地产还能得到国家补贴。正如英国一样，伴随着德意志农业的不景气和高速工业化，贵族的经济影响力衰落了，但普鲁士容克保留着完整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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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法国的中产阶级不同，德意志中产阶级大部分依然不参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生活，正如在统一前的普鲁士。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德国人自动默许帝国的权威和贵族的影响。成立于1875年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随后崛起（见第二十章），在大部分情况下，它足够维持中产阶级对帝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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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庆祝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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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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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者对抗国际主义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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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俾斯麦讨厌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怀疑他们的忠诚性。中央党成立于1870年，为天主教徒的权益进行游说。天主教徒占德国人口的35％，他们主要生活在巴伐利亚和莱茵兰地区。1870年，教皇提出教皇永无谬误论。对俾斯麦而言，这意味着有朝一日教皇可能直接命令天主教徒不服从政府。1873年，俾斯麦发动了一场针对天主教徒的国家运动——文化斗争（Kulturkampf）。德国的神父从今以后必须完成一套世俗课程才能受命，此外，国家从今起只承认民事婚姻。随后出台的法律判定，如果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拒绝遵从针对天主教徒的歧视性的法律，可以将其逐出德国。1874年，一名年轻的天主教徒企图行刺俾斯麦，第二年教皇谴责文化斗争，这只让宰相的决心更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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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表现俾斯麦在其针对德意志天主教徒的运动中与教皇对立的同时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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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俾斯麦逐渐意识到，他在未来可能需要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来对抗社会民主党。于是宰相悄无声息地废弃了文化斗争运动，尽管天主教徒仍然不能担任行政机构的高级职位，犹太人也是如此。在属于普鲁士的波兰地区，天主教徒为主要人口，德意志国家帮助德意志新教徒在那里购买破产的地产，防止这些地产落入天主教徒手中。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是法国割让的，天主教徒是绝对多数，柏林政府直接对这些地区进行统治，不将其作为帝国的独立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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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左）和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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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渐渐着迷于摧毁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当选数上升了，尽管他们在帝国议会依然只占有少数席位。1878年对皇帝威廉一世的两次刺杀给了俾斯麦向社会主义者开战的借口，尽管这两次所谓的刺杀和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一点关系。帝国议会通过了反社会主义的立法，不给予社会主义者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这帮助了俾斯麦。警察逮捕社会主义者，查封他们的报纸和期刊，威吓工人们退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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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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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和德意志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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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去世后，深谋远虑、宽容为上的腓特烈三世在位仅100天，就因为喉癌悲惨地去世了。1888年，威廉二世（统治时期：1888—1918）成为了皇帝。威廉坚信“一个社会只有承认天然优势才能强大，尤其是出生优势”。他夸耀说：“我们霍亨索伦家族的王权仅来自上天，也只对上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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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意志皇帝酷爱军装和剑，以弥补其萎缩的左臂的缺陷。他所受的教育毫无章法，用处也不大。威廉最喜欢的读物包括英国作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伪科学的种族主义随笔。威廉二世自认为是军事事务上的专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很懒惰，但又喜欢肤浅地絮叨一切问题，不多加思考就得出结论。他缺乏老练，一直把身材矮小的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称作“小矮人”，这个缺点是帝国圈子里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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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做了两年威廉的宰相。当他1890年企图找个借口发起另一场镇压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时，皇帝只想尽量增加名望，更愿意通过发起更多能改善工作状况的立法来获得大众的支持。在一场不快的僵持之后，俾斯麦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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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宰相的继任者能力稍逊，无法压制威廉对德意志对立国的冲动挑衅。随着国际关系进入了危险的新局面，皇帝的个人缺陷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亲自促成了德意志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英德海军对抗。威廉在德国和北海间频繁来往，热切地视察军队、给新船命名。他热烈地支持泛德意志的扩张主义目标和海军联盟。他断言：“我相信，正如圣经中所写，我的责任是增加（德意志的遗产），总有一天我会被要求向上帝汇报这份遗产的情况。无论是谁，只要妨碍我的任务，我必将摧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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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民族自由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组成了联盟，为德意志皇帝提供了帝国议会内部的保守主义基础。民族自由党希望国家强盛，从此走向世俗化，他们还不信任议会制民主。由此出现了企业家与农业家的联盟(14)，让国家从1879年开始实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并在1902年达到顶点，当时的制造业和食品的进口税高达25％。而自由主义继续和维护小城镇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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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德国的保守派日益走向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国家宣布犹太人根据法律得到完全解放的两年后，1873年经济崩溃，报纸舆论将矛头指向犹太银行家、企业家和出版竞争对手。歌剧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及其身边的一圈朋友都赤裸裸地反犹太人。瓦格纳相信剧院（和作曲家）是德国民族情感文化的核心，他认为这种文化不包括犹太人。一些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92年，尽管大部分犹太人都已经被德国社会同化，德意志保守党还是将反犹太主义列入了党纲。1911年，一名犹太企业家回忆道：“在每个德裔犹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个永生难忘的痛苦时刻。在那个时刻，他第一次发现，他生来就是二等公民，无论如何努力、取得何等成就，都无法改变他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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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12年，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帝国议会中最多的席位。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受到了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与英国的对抗和差点让法德开战的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见第二十二章）都让这种情绪更加高涨。社会主义的代表投票支持海军军费的大幅增长，但这部分是因为有关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的问题发展到了危险阶段，他们希望建立起直接税原则，终结富有家庭纳税方面的特权。与法国或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德国社会主义者几乎不反对军国主义。他们充分表明将在战时支持政府，尤其是在对抗沙俄时。德意志帝国体现了19世纪晚期欧洲自由主义的衰落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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