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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得到的支持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贵族，以及克罗地亚、波兰和意大利贵族，他们是长久以来有政治主权的民族里的贵族地主。后三类贵族依靠哈布斯堡王朝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对抗各自领地内的少数民族和本族的农民。因此，需要和哈布斯堡王朝合作以保持自身在克罗地亚的特权的人数不多的克罗地亚贵族阶层长期为王朝服兵役(16)。因此，帝国的维持靠的是保护受优待的民族的地位；尤其是保护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防止他们受到统治的领地上其他民族，比如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捷克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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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维也纳及其环城大道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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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主教是哈布斯堡统治领域内大部分民族的信仰，这是奥地利得以统一的另一因素。天主教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支持哈布斯堡王朝，这种支持也减少了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的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尤其是波兰人）中的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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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帝国军队声望依然非常高(17)。军队在维持帝国统一中起了重要作用。和在官僚机构一样，说德语者主导着军官团，他们担任了70％的军队职务。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为集体精神所自豪。他们用熟人间的称呼“你”（Du）指称对方，而不像德意志军队坚持使用更为正式的“您”（Sie）。不同民族的士兵继续效忠于军队，军队则很少干预地方罢工，不像在法国，工人们非常讨厌军队。弗朗茨·约瑟夫登基之时正是帝国看似分崩离析之际，这造就了其长久的统治。他致力于军队建设，也收到了军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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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国对民族主义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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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还仅仅存在于数量较小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之间，特别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之间。一名捷克民族主义者在一次布拉格作家会议上如是说：“如果现在天花板掉在我们头上，民族主义运动就结束了。”大部分民族主义者最开始的目标在于文化的语言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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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害怕对自治、甚至彻底独立的要求会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往往和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会威胁到帝国的独裁结构。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成功导致帝国中占少数的意大利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德语人口可能更愿意分别加入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也威胁到帝国的领土完整。此外，匈牙利人作为帝国第二大民族，要求获得与马扎尔人的土地面积相称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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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的革命过后，哈布斯堡王朝就像德意志邦国和法国一样，继续冷酷地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自从弗朗茨·约瑟夫登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开始，帝国就进入了“新专制主义”时代，1851年12月的《特许令》对此作了明文规定。亚历山大·冯·巴赫（1813—1893）是当时的内政部长（实质上也是无头衔的首相），他使用了国家最有力的工具，包括从维也纳派遣至各地的官员和警察组成的统治集团。一些贵族对1848年后农民义务的废除非常不满，总的来说，他们欢迎哈布斯堡王朝专制主义的复兴。但他们也将一些地方上的特权让渡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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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巴赫与天主教会签署了一份宗教协定，恢复了教会的许多特权，并扩展了教会的权力，包括高级教士对神职人员的审判权。正如在法国，教会权力有所恢复。国家取消了民事婚姻，并恢复了教会对教育的实际控制。新教徒不可以在天主教学校教书，犹太人获得财产的权利也受到了新的限制。当时有人这样讽刺地描述巴赫体系：“行政部门的管理者是一队站着的士兵、一队跪着在教堂里乞求为政府所接纳的祈祷者和一队爬着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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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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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危机和外交政策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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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和非德意志民族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新专制主义也日益不受欢迎，紧随奥军在意大利的失败之后，1859年8月，弗朗茨·约瑟夫免去了巴赫作为政府首脑的职务，随后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即1860年的《十月文告》，重新确立保守联邦主义的形式。省议会获得新的权力，让贵族感到宽慰。然而，《十月文告》并没有满足匈牙利贵族，他们缺乏像获益于巴赫体系的说德语者那样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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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冯·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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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安东·冯·施梅林（1805—1893）起草了1861年的《二月特许令》，这部宪法设立了两院制议会，代表帝国的所有民族。然而因为选举的限制对城市精英更有利，帝国各地议会选出的非德意志代表数量将不会与德意志代表相等。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拒绝参加第一次选举，而施梅林解散了地方议会。《二月特许令》使巴赫的新专制主义中最突出的元素延续下去，几乎没有给皇帝的权力施加任何宪法约束。弗朗茨·约瑟夫甚至在1865年中止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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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巴赫的新专制主义在国内树敌时，外交政策的失误也严重动摇了帝国的国际地位。哈布斯堡王朝作为欧洲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因为和沙俄与普鲁士的交恶而不断下降。1863年，施梅林在波兰反抗沙俄的过程中表达了对波兰的同情（前文已经说过，与俾斯麦的反应不同）。这一举动讨好了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波兰人，但激怒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英法对其在1864年联合普鲁士对抗丹麦的行为表示反感。当1866年弗朗茨·约瑟夫与普鲁士开战时，沙皇和英法都不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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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让巴赫的新专制主义受到了怀疑，并鼓励其他占优势的民族——尤其是马扎尔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和波兰人——去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因为君主国似乎在德语人口的统治下十分狼狈。在战场上7年内被羞辱了两次，一些弗朗茨·约瑟夫的民众将失败的原因归于新专制主义的独裁结构，自由主义者呼吁实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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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帝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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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军事失败让马扎尔人愈发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害怕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可能和马扎尔人联盟，弗朗茨·约瑟夫在兵败普鲁士的前一年，即1865年，满足了马扎尔民族将特兰西瓦尼亚重新并入匈牙利的要求。他早已要求费伦茨·戴阿克（1803—1876）提供一个使马扎尔人的要求与皇权相调和的解决方案。戴阿克是一名富有的马扎尔贵族和律师，他相信匈牙利的民族身份依靠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不倒。皇帝意识到只要马扎尔民族得不到满足，不愿意合作，他就无法准备一场针对普鲁士的复仇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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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奥匈协定》（Ausgleich）创造了奥匈二元帝国。匈牙利议会宣布弗朗茨·约瑟夫为匈牙利的立宪君主，同时也是奥地利的皇帝。维也纳的官僚系统继续管理金融、外交和防御事务。匈牙利语现在成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而马扎尔人的领地今后开始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官僚系统。二元帝国的两方每10年协商一次经济关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议会选举帝国议会或代表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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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协定》完整保留了德意志人在奥地利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地位。新宪法原则上承认所有民族的平等，但也维持了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帝国议会（Reichsrat）中享有的过多的优势。皇帝照例任命德意志人进入重要的部门，可以在议会不开会时根据敕令进行统治，或拒绝签署任何不称心的立法，来轻松地绕过议会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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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帝作为匈牙利国王的权力如今受到更多限制，1867年的匈牙利宪法让马扎尔贵族得以掌控匈牙利议会。匈牙利大臣不对弗朗茨·约瑟夫负责，而对由主要的马扎尔族有产者选出的匈牙利议会下议院负责。因此《奥匈协定》是匈牙利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1868年的《民族法》给予各民族在学校、教堂和政府部门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但并没有承认任何独立的政治民族身份。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尤其厌恶这一处置。一名奥地利的《奥匈协定》设计者的话反映了日益紧张的局势：“斯拉夫人不适合统治；他们必须被人统治。”许多塞尔维亚人越来越认同沙俄，沙俄认为自己是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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