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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政府对中产阶级男性进一步放开了选民资格，让辉格党有所获益，使其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统治英国。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执掌辉格党，他在政治生涯早期是保守党。他精明而精力充沛，抨击者称他为“丘比特勋爵”，他臭名昭著的风流韵事在那个讲究正经的年代十分引人注目。帕麦斯顿子爵曾想引诱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城堡的女侍之一，让女王十分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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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子爵将决心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辉格党人聚集为一个联盟。不奉国教者、天主教徒和自由派的圣公会教徒都不希望圣公会继续作为英格兰国立教会。这些辉格党人逐渐被称为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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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子爵好斗地叫嚣战争，这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感。1850年，他命令封锁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时，万众喝彩，此举是为了胁迫希腊政府接受唐·帕西菲科的要求。唐·帕西菲科是一名出生在英国的葡萄牙犹太人，一伙雅典的暴徒破坏了他的住宅。帕麦斯顿子爵傲慢地比较古罗马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实力，后者自1832年希腊独立以来就一直是希腊的“保护国”之一。1854年，希腊的国王奥托被推翻后，英国、法国、巴伐利亚和俄国选了一名丹麦王子统治希腊，他被称为乔治一世。同时，这些国家为了安抚希腊民族主义者，将伊奥尼亚群岛的其中一座岛赠予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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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麦斯顿子爵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获胜自豪之后，在1857年，他突然陷入了一场与中国的短暂战争，此前中国政府扣押了一条过去挂着英国旗帜登记的海盗船。帕麦斯顿子爵在下议院遭到多数党拒绝，议会之外的和平主义政治激进派也反对他，但他拒绝辞职，并要求举行一场普选。他在竞选中以号召爱国主义为基础，这使他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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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随后成为了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的父亲是一个富有但不讲道德的商人，通过和印度及西印度群岛贸易赚了一笔钱。年轻的格莱斯顿笃信宗教，喜欢公开表达他的对世界的道德观。他曾晚上出行，劝妓女从良。格莱斯顿寻求在国家范围内推行他的自律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精神。在他早年的政府工作中，他设法确保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取消根本不高的收入税发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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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威廉·格莱斯顿，自由党首相；（右图）本杰明·迪斯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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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政部长，格莱斯顿在政府针对穷奢极侈和铺张浪费的战斗。与他的保守党对手不同的是，他反对殖民认为殖民太过昂贵。维多利亚女王厌恶格莱斯顿，将几乎每个国内和国际问题都怪到他头上。她憎恨他那意图在英国的立宪政府中进一步减少君主本已有限的分量的运动。在1846年支持了《谷物法》的废除后，他希望使自由党成为带来改革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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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皮尔因支持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在1850年皮尔去世后，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成为了保守党的领袖、格莱斯顿的重要对手。作为一名受洗加入圣公会的犹太人，迪斯累里看起来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由土地财富主导的党派的领袖，但他是一名精力充沛、颇有手段的政治家和一名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他能敏锐察觉保守党尝试恢复经济保护主义的举动注定会失败。与格莱斯顿不同的是，迪斯累里尽一切可能奉承女王，他和女王关系很好。维多利亚在寻求意见上对迪斯累里的依赖，就像对之前的阿尔伯特一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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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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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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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起，英国的大部分民众就认为日后必将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投票者希望终结英国政治生活中贵族过大的影响力，因而支持选民资格的适度放开。工人们则希望实现男性普选。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她坚持认为她“不能也不会成为民主制君主国的女王”。在下议院先后代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约翰·布莱特（1811—1889）为选举改革发起运动。1866年，绝大多数成员为中产阶级的全国改革联盟（National Reform League）联手工匠们组成的改革同盟和布莱特的议会激进派，目标是户主选举权，即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应当有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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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一如既往地相信，政治改革不仅是有利的，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未来是不可抵挡的，”这名自由党领袖在议会上如是奚落保守党，“时机对我们有利。伟大的社会力量……与你们对立。”但他只想让选民范围扩大到包含工匠和技术工人（即“工人贵族”）的程度，而不是让全体男性得到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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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担心更多人拥有投票权会使更多人加入自由党，最终导致此后出现可能削弱有钱地主的政治影响力的立法。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部法案，希望降低城市和乡村地区个人为获得选举资格而须缴纳的最低税额，其中城市的税率将比乡村更低。这项提出的改革举措仍将普通工人和其他贫民排除在外。然而上议院拒绝了这项法案，因为大部分议员反对一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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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累里曾预测“烧杀掠夺”会随着英国实现男性普选而出现，现在他相信并非全民受益的选举改革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对他所在的保守党有所益处。迪斯累里“冒险一搏”，建议每个户主都应有投票权，乡村的最低缴税要求应该进一步降低。在保守党的支持下，1867年《改革法》就像1832年《改革法》一样，获得了通过。此举让选民数目翻了一番，但英国仍然没有实现男性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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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法国，第二帝国的每一名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但皇帝拿破仑三世通过给出有政府作后台的候选人和利用公投这一波拿巴家族的古老工具，冷漠地操纵着男性普选。德意志帝国也实现了男性普选，但帝国议会并没有多少实权。俄国根本没有通过全国投票选出的机构，始于1864年的地方议会（地方自治会，zemstvo）由地方选举团选举，但依靠于沙皇任命的长官。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因拥有财产而可以投票。英国改革后的选举体系不仅大幅增加了选民，而且增加了选民的影响力，因为下议院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中享有很大的权力。从这一点来看，英国似乎也在民主政治的逐步崛起中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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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没能讨好新选民中的许多人。工人现在可以投票，在他们的支持下，自由党在议会中优势明显。20多年前宪章运动的主要目的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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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另一部《改革法》使农业劳动者有了投票权，如此增加了200万选民。女性仍然不能投票，而依旧没有投票权的男性只剩居无定所的人、与父母同住在家且不交租金的儿子，以及家仆。1885年的《再分配法》取消了一些人口稀少选区的投票权，增加了许多城市选区的代表席位。然而，单一选区制的确立补偿了保守党，平衡了自由党在城市地区的潜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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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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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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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建立的基础，是人们坚信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会促进经济增长。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觉得1834年《济贫法》是弄巧成拙，因为该法令只为并未涉及的贫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资源。但由于逐渐意识到数百万工人都十分贫困，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中产阶级至本世纪中叶已改变了他们对政府社会职能的看法。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杰里米·边沁的同事，他起草了《济贫法》。在霍乱席卷了城市贫困区后，他所著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1842）强烈要求政府对此采取行动。议会通过了一些法令，促进了对许多贫穷工人所居住的寄住房屋的检查，这主要归功于查德威克的努力。此后，议会委员会开始召集专家收集英国民众生活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评估。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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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也开始兴起。1848年，议会建立了全国卫生总署。查德威克所揭露的关于公共卫生，或者说是关于公共卫生缺乏的问题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们不赞同政府的一切干预，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宁愿冒患霍乱和其他疾病的风险，也不要被人逼着变得健康。”《泰晤士报》曾如是抱怨。然而，在1854年，查德威克被迫从卫生总署辞职的时候，国家已经拥有了干预卫生问题的权利。19世纪60年代议会发布的法令加强了对矿井、雇员超过50人的工厂及妇女和孩子工作的工厂工作环境的监管力度。1866年《公共卫生法》让地方政府有更多权力来保证更清洁的水资源供应。5年后，国家检查员第一次可根据法律规定进入工作区域。议会很快在城市和乡村成立了卫生局，尽管地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往往联合在一起阻碍改革者的努力。但像全国教育同盟这样的改革同盟成为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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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伦敦街头的消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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