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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赫伯特·阿斯奎斯（1852—1928）成为了自由党首相。正如保守党，他支持大英帝国的伟大事业。但自由党内升起了一颗新星——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且魅力无穷的威尔士人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他出身普通，比起英语更喜欢说母语威尔士语。劳合·乔治因反对布尔战争（见第二十一章）而进入公众视野，尽管整体而言，他支持帝国。在讨伐保守党的同时，劳合·乔治沿袭了格莱斯顿的改革传统。他希望通过让工人、中产阶级和商人联合起来支持自由党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工会成员加入工党的大潮。自由党政府成立了地方委员会，以设定各行业的最低工资，让英国政府介入雇主和工人之间谈判，介入程度之深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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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提出了一项预算，要求对遗产、非劳动收入和未耕地征税，来为提高的公共利益部分埋单。这样的“特别附加税”(15)将会落在国家最富有的那些家庭头上。他认为保持“全副武装的公爵派头”的费用堪比保养一艘新战舰的花费，并把贵族家庭描述成牺牲公众利益豢养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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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铁路工人上诉他的工会，他希望工会资金务必不被用于支持工党候选人竞选下议院议员，或在其当职后支付给他们，在1909年的奥斯本判决中，上议院的裁决于他有利。（下院议员们几年后开始领工资。）正如塔夫河谷罢工案，奥斯本判决是对工会的致命打击。在社会对抗的大环境下，上议院否决了1909年的预算，引起了轩然大波。上议院认为这一预算是对富人的攻击，因此行使了其几十年未用的否决权。阿斯奎斯将上议院的否决称为“对宪法的违背，对下议院权利的侵犯”。他解散了议会，自信能赢得新一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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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初始，自由党人确实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的帮助下重新掌权。阿斯奎斯的1911年《议会法》提议取消上议院否决任何财政法案的权利。许多英国人认为这一法案的通过是对贵族特权的最后一击。这一法令还明确说明，任何法案只要在初次于议会内提出后经过两年，在下议院的三次会议上未加改变而获通过，即使此后不被上议院通过，也可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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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斯奎斯威胁要求国王乔治五世(16)册封更多贵族以通过法案时，尽管拒绝妥协的人（即所谓的死硬派）表示反对，上议院还是通过了1911年《议会法》。上议院因此取消了其固有的否决权，完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832年《改革法》（它最早削减了英国贵族过多的权力）通过便开始的漫长革命。上议院随后撤销了奥斯本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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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海员、码头工人、船夫和修船工一同发起的全国罢工很快席卷了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食物短缺的可能性迫使政府勉强采取行动。罢工者通过强制性仲裁获得了加薪。一场全国铁路罢工以协商解决收尾。当矿工联合会发起第一波全国煤矿罢工的时候，80多万人参与了罢工，让另外130万人无法工作。矿工争取到了最低工资，但1912年码头工人没有达到他们的罢工目标，英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罢工潮以失败告终。许多罢工的失败结局可能促使英国工人更加支持议会改良主义。无论如何，19世纪90年代，集体协商开始普遍起来，许多地方设立了调停和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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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地方自治仍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今看来几乎不可避免。爱尔兰的政客、农民和诗人都满怀在20世纪头10年十分显著的民族主义情绪。盖尔语联盟推广了爱尔兰音乐，并鼓励人们说盖尔语，而不是英语。在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的帮助下，都柏林建立了第一家爱尔兰地方剧院。叶芝促成了一种有时将爱尔兰人的阶级差异一笔带过的文学民族主义：“帕内尔沿路走来，他对一个欢呼的人说：／‘爱尔兰将获得自由，而你将仍旧砸石块。’”这样的文学还倾向于将爱尔兰人浪漫化，将其塑造成因贫穷和辛勤工作而富有道德的农人。在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2）中，他曾居住过的大都市飞速发展，却依旧穷困，而乡村似乎成为了人们逃离这种迷惘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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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只能接受爱尔兰从英国完全独立，但另一些则支持地方自治。阿尔斯特的爱尔兰新教徒已经超过了当地天主教徒一倍，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认为地方自治（Home Rule）就是天主教的“罗马统治”（Rome Rule）。1913年，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组织了一支准军事性质的志愿军。与此同时，一支爱尔兰共和军也在招兵买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伤口重新裂开，爱尔兰内战似乎一触即发。1914年9月，尽管上议院仍然不肯妥协，坚决反对，议会仍然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但由于英国及所有欧洲大国都参加了战争，许多细节留待未来解决。自由主义的英国也被卷入了自身无法控制的国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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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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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沙皇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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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俄国是一个建立在沙皇和贵族联合的基础上的专制主义国家。19世纪的俄国和英国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后者有悠久的议会统治传统，商业和制造业发达。从16世纪开始，俄国的沙皇就通过征服南方的辽阔土地和民族、侵入亚洲，缓慢地扩张他们的帝国。正如奥匈帝国一样，比它大得多的沙俄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其他民族对帝国以及东正教会的抵抗，比如波兰天主教徒的抵抗，日益挑战着俄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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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见第十五章）昙花一现，运气不佳，而从此以后俄国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只在19世纪40年代解放了国有的农奴。国家的结构一成不变，沙皇的权力没有任何制度限制。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仍然通过知识分子逐渐渗透进来。农奴制根据法律将大部分农民束缚在他们领主的土地上，知识分子感到与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相疏远，其中一些人认为革命不可避免。此外，农奴制不仅毫无人性，而且经济上非常低效。这也使得沙皇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和解放农奴，俄国才能与西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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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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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改革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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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居住的乡村中，户主是各领主和村社间的调解人，并和乡绅一样对不服从管理的农奴处以严厉的体罚。只有5％的帝国人口居住在城镇。俄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平民非常稀少。知识分子相信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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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不久后成为沙皇，致力于让俄国和西方思想隔绝开来，因为他认为正是西方思想导致了军官们的叛乱。西欧和中欧的1848年革命，增强了俄国专制政府压制内部异议的决心。教育部监督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和由可怕的政治警察机构第三处进行的镇压。但警察发现帝国过于庞大，不可能完全隔绝。200多万本外国书籍在1847—1849年间进入俄国，大部分最终流入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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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和中欧东部，俄罗斯和波兰知识分子是单独的社会团体，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领导为社会和政治变革及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许多知识分子是不需要在大学或政府任职就能过得不错的乡绅。作为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担负得起写作这个职业，即使他们的读者群非常小。不像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各自由职业，维持着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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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乡绅家境殷实而大众生活困苦，这让一些乡绅感到无比愧疚。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的母亲只点了下头，就将两个农奴流放去了西伯利亚，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她经过时没有鞠躬。普希金在短篇小说中抨击农奴制。知识分子们沉浸于各种思潮，他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小团体或“圈子”中思索俄国如何从专制和相对的落后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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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和创新不断发酵的秘密温床孕育了一批重要的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忠于民粹主义和泛斯拉夫事业，他生动刻画了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在《罪与罚》（1866）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等小说里，他描绘了像他自己那样饱受困扰的人物令人心焦的形象，他们的行为所表现的不是理性，而是错乱甚至癫狂。1849年，他被判死刑，罪名是参与讨论社会主义的读书会。在一天早晨，他被拖出监狱，遮着眼睛，扔在行刑队前，经受了一番残酷地精心编排的虚假的处刑，这理所当然让他惊吓万分，随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监狱。他不仅仅在描绘自身的悲惨遭遇，也在描述俄国社会在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的关键几年内的遭遇。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是另一位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他是一名富有的地主，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他为道德发声，反对暴力。他的不朽巨著《战争与和平》（1869）描绘了他的祖国和西方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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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恰达耶夫（1794—1856）的《哲学书简》在1836年避过了审查，他在文中对俄国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毫无掩饰的谴责。官方宣布他是疯子，他终其一生都在躲避警察的追捕。他悲观地认为文化上的落后将让俄国无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这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哲学书简》开启了一场辩论，一方是“西化派”——一群像17世纪的沙皇彼得大帝那样的俄国知识分子以西方作为进步的榜样；另一方则是“斯拉夫派”，这些人相信俄国永远无法和西方价值观融合。多数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一样对专制的俄国进行社会批评。像恰达耶夫这样的西化派认为：英国、法国和德国诸邦的议会制度发展和工业化是值得俄国效仿的榜样。斯拉夫派则不同，他们看重当前作为俄国的特征的制度——东正教会、村社、甚至沙皇统治本身的独特性。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避开西方工业化发展的创伤，因为村社已经为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了基础。农民公社拥有一系列公共建筑(17)，可以让农民适应自然、国家和领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极其恶劣的环境。村社似乎不仅是一种道德构想，也蕴藏了革命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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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和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强烈主张俄国必须学习西方来告别落后。别林斯基是医生的儿子，因撰文斥责农奴制而被大学开除。当作家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拒绝批评专制体制时，别林斯基发表了他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信中通过抨击果戈理对“正教、专制和民族”这三大统治沙俄帝国的要素的尊敬，从侧面阐明了西化派的立场：“笞楚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愚昧和极端反动的拥护者，鞑靼气质的赞颂者——您在干什么？看看自己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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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赫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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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是地主的儿子，曾发誓要继续十二月党人烈士们未竟的事业。他因参与一个学生讨论会而被捕并流放，此后旅居法国。1840年，他回到莫斯科，笃信法国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传统，认为进步是必然的。他在1848年革命后，主动流亡巴黎期间，写就了《彼岸书》（1855），在书中，赫尔岑表达了他的信念，认为即使俄国追随西方，也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俄国很容易确立，因为面对专制统治和贵族剥削的村社已经是社会平等的社群了。赫尔岑恳请俄国官员为自由主义和平改革作斗争。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激进的改革者还是沙皇的拥趸，都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持怀疑态度。斯拉夫派改良主义的思潮和沙皇专制的相同点比前者愿意承认的多得多。与西方派不同，斯拉夫派赞美俄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在彼得大帝于17世纪晚期引入西方思想和官僚体制前，俄国曾有过社会和谐平等的时期。“我们是落后的民族，”一名年轻的斯拉夫派写道，“我们的救赎在那里。我们不能……重蹈欧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