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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乡绅家境殷实而大众生活困苦，这让一些乡绅感到无比愧疚。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的母亲只点了下头，就将两个农奴流放去了西伯利亚，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她经过时没有鞠躬。普希金在短篇小说中抨击农奴制。知识分子们沉浸于各种思潮，他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小团体或“圈子”中思索俄国如何从专制和相对的落后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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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和创新不断发酵的秘密温床孕育了一批重要的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忠于民粹主义和泛斯拉夫事业，他生动刻画了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在《罪与罚》（1866）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等小说里，他描绘了像他自己那样饱受困扰的人物令人心焦的形象，他们的行为所表现的不是理性，而是错乱甚至癫狂。1849年，他被判死刑，罪名是参与讨论社会主义的读书会。在一天早晨，他被拖出监狱，遮着眼睛，扔在行刑队前，经受了一番残酷地精心编排的虚假的处刑，这理所当然让他惊吓万分，随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监狱。他不仅仅在描绘自身的悲惨遭遇，也在描述俄国社会在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的关键几年内的遭遇。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是另一位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他是一名富有的地主，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他为道德发声，反对暴力。他的不朽巨著《战争与和平》（1869）描绘了他的祖国和西方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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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恰达耶夫（1794—1856）的《哲学书简》在1836年避过了审查，他在文中对俄国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毫无掩饰的谴责。官方宣布他是疯子，他终其一生都在躲避警察的追捕。他悲观地认为文化上的落后将让俄国无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这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哲学书简》开启了一场辩论，一方是“西化派”——一群像17世纪的沙皇彼得大帝那样的俄国知识分子以西方作为进步的榜样；另一方则是“斯拉夫派”，这些人相信俄国永远无法和西方价值观融合。多数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一样对专制的俄国进行社会批评。像恰达耶夫这样的西化派认为：英国、法国和德国诸邦的议会制度发展和工业化是值得俄国效仿的榜样。斯拉夫派则不同，他们看重当前作为俄国的特征的制度——东正教会、村社、甚至沙皇统治本身的独特性。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避开西方工业化发展的创伤，因为村社已经为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了基础。农民公社拥有一系列公共建筑(17)，可以让农民适应自然、国家和领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极其恶劣的环境。村社似乎不仅是一种道德构想，也蕴藏了革命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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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和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强烈主张俄国必须学习西方来告别落后。别林斯基是医生的儿子，因撰文斥责农奴制而被大学开除。当作家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拒绝批评专制体制时，别林斯基发表了他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信中通过抨击果戈理对“正教、专制和民族”这三大统治沙俄帝国的要素的尊敬，从侧面阐明了西化派的立场：“笞楚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愚昧和极端反动的拥护者，鞑靼气质的赞颂者——您在干什么？看看自己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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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赫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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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是地主的儿子，曾发誓要继续十二月党人烈士们未竟的事业。他因参与一个学生讨论会而被捕并流放，此后旅居法国。1840年，他回到莫斯科，笃信法国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传统，认为进步是必然的。他在1848年革命后，主动流亡巴黎期间，写就了《彼岸书》（1855），在书中，赫尔岑表达了他的信念，认为即使俄国追随西方，也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俄国很容易确立，因为面对专制统治和贵族剥削的村社已经是社会平等的社群了。赫尔岑恳请俄国官员为自由主义和平改革作斗争。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激进的改革者还是沙皇的拥趸，都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持怀疑态度。斯拉夫派改良主义的思潮和沙皇专制的相同点比前者愿意承认的多得多。与西方派不同，斯拉夫派赞美俄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在彼得大帝于17世纪晚期引入西方思想和官僚体制前，俄国曾有过社会和谐平等的时期。“我们是落后的民族，”一名年轻的斯拉夫派写道，“我们的救赎在那里。我们不能……重蹈欧洲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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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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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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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1855—1881）解放了农奴，这是俄国在19世纪所进行的最大胆的改革。农奴制支配了税收系统、军队、法庭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政府机构。的确，政府在村社层面几乎毫无存在感——正如农民们所说的“天高皇帝远”。因为领主的劳工几乎可以算无穷无尽，许多领主都毫无提高农产量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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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于1855年继承了他父亲尼古拉一世的皇位，他对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败十分震惊。沙皇和他的一些官员开始相信，如果不解放农奴，他的国家将无法与西方抗衡。尽管领工资的劳动力有所增加，俄国工业发展和实际的农业生产需要能够课税的不领工资的劳动力。尽管一些领主尝试提高他们土地的生产力，农奴却仍然不愿全力投入工作——这也难怪。大部分俄罗斯农民仍然使用浪费的三田轮作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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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上半叶，农奴起义发生了1500多次，时不时震撼着帝国。许多农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加入了军队，认为他们在回家后能获得自由。数千农奴前往东部的旷野或克里米亚，这削弱了俄国所依靠的农业经济基础。因为许多谣言说，农民所认为的民族之父沙皇会终结俄国的“特殊制度”，所以农民起义变得更加广泛。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谴责农奴制，官僚至少在私下也是如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会上告诉地主：“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总比农奴们自下而上解放自己要来得好。”一些贵族现在相信，解放农奴不可避免。1858年，一名斯拉夫派贵族上书沙皇，说“废除像对待物品牲口一样处置人的权利，对他们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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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5日，俄国成为了最后一个废除农奴制的欧洲国家。亚历山大二世通过东正教会发布的公告解放了2200万农奴。然而在之后的两年间，旧体制基本上仍在发挥作用。不过农奴此后通过男性户主管理的公社“米尔”获得了土地。国家对贵族损失的土地作出补偿，农民得通过每年交付赎地费偿还国家。贵族在解放农奴过程中有所损失，很多情况下他们得到的是没什么价值的债券，他们还失去了农奴能带来的价值。农民不再仰仗领主变幻莫测的审判。但是许多农民希望得到完全、直接、无需补偿的自由(20)，他们对所得到的自由的条件非常失望。此外，由于村庄集体负责赎地费和税金(21)，以前的农奴现在更像被抵押给自己村社的人质。他们不再欠领主劳役，而是欠国家税金，税金由公社收取。他们获得村中户主的许可之后才能去别处找工作。农民向飞速发展的城市蜂拥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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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农奴解放后，农民们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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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俄国，农奴的解放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但在美国，奴隶们只有在经过19世纪最激烈的斗争之一——美国内战（1861—1865）后才获得了自由。美国南方的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为了捍卫奴隶制而加入战争，但俄国贵族没有抵抗就向农奴解放投降了。尽管沙俄帝国幅员辽阔，沙皇的国家比美国相对弱小的中央政府行使着更为集中的权力。此外，美国人比俄国贵族更倾向于认为私人财产是一种绝对权利，而俄国贵族首要希望从农民身上榨取服务。解放农奴后，拥有巨大财富的俄国贵族仍能购买这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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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随后进行了更多改革，他清除了一些无能的部长和官员，要求财政部记录日常预算。1864年，沙皇宣布成立地区或村社会议，称为地方自治会，由这些会议选举地方大会代表。6年后，他建立了类似的城镇机构，称为杜马，有权征税、组织公共事务和教育。但内政部控制着地方自治会，地方长官则无视它们，其中一些人认为地方自治会的成员是煽动者。此外，富有的地主选举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他们的投票比市民和农民更有分量。但地方自治会使一些普通人能够初步开始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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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法律编成了法典，但农奴的解放使得行政机构必须扩张，因为几百万人现在服从于国家司法。沙皇学习英国，建立起地区性的、更低层级的法庭及公开陪审制。1864年，俄国政府的首个独立的司法机关成立，尽管沙皇可以推翻任何法庭决议。陪审制度确立，随之而来的还有上诉的可能性。然而农民和社会精英并不在同一法庭上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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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沙俄帝国的基本结构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军队中的士兵不再是忠诚而拮据、补给不足、不识字而颓丧的农奴，而是同样满足这些描述的农民。过去，很少有士兵能挨过25年的兵役，事实上士兵的妻子有权在丈夫服役3年后改嫁。亚历山大二世确立了普鲁士式的总参谋部，设法使武器现代化，并将兵役期缩短到6年，随后是9年的预备期和5年的民兵役。亚历山大还取消了一些体罚形式，包括残忍且往往致命的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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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沙皇国及其第三处警察镇压异己的专制权力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波及。大部分政治案件都被送往秘密军事法庭受审。审查机关在解放农奴前几年被暂时削弱，亚历山大此时完全恢复了其权力。此外，沙皇丝毫不愿设立任何种类的全国性代表机构，因为这样的机构会削弱他的权威。俄国改革仍然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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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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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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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俄国按照《巴黎和约》（1856）规定，让出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并不得不接受黑海的中立，这进一步摧毁了帝国在东南欧的野心（见地图18.2）。此时的俄国还面对着帝国内部各民族间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经过两年的公众示威后，1863年波兰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宣告成立“国家政府”，随后被俄国军队击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了严厉措施，下令没收部分波兰土地，作为起义的惩罚。他关闭了大部分修道院，也不允许设立地方自治会（选举产生的会议）或在法庭设立陪审团，这些是他之前在俄国实施的改革。波兰变成了一个省，所有对自治的幻想都破灭了。由于普鲁士政府禁止人们向波兰人或天主教徒（教士也参与了造反）售卖土地，甚至在普鲁士的波兰人都感觉到了镇压的影响。在乌克兰，波兰民族意识也帮助激发了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出现。作为回应，1863年，国家禁止发表乌克兰语的非虚构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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