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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05年12月莫斯科的一场暴力的起义导致势头强劲的反革命活动出现。维特下令逮捕许多工人领袖,苏维埃再也不能自由集会。军队从满洲撤回,在波兰和格鲁吉亚镇压了民族主义者的示威活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乡村残暴地恢复了先前的秩序。在波罗的海省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沙皇下令的讨伐部队在镇压罢工和农村的动乱时杀死了逾1000人。被称为“黑帮分子”(Black Hundreds)的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可能受到东正教教士唆使,对犹太人(及俄国、德国和波兰的业主)发动了一系列持续一年多的暴力行动。黑帮分子的首领是担心经济的改变会使自己失去有限的保障的小商人和农业劳动者,以及反对政治改革的警察。在黑海沿岸的敖德萨,喝醉的暴民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杀死了800名犹太人,并对另外5000多名造成伤害,使上万犹太人流离失所。沙皇本人也参与进来,不让维特起诉那里的警察,还称赞他们是“忠诚的人民大众”,认为他们打击了“捣乱分子”。犹太人可以被轻易地扣上鼓动反对专制统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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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种混乱的局面,国家杜马于1906年4月首次召开会议。对于杜马成员在冬宫的集会,美国大使描述说,成员们的穿着“所有想象得到的服装:农民衣着褴褛,脚着长靴;商人和商贩穿着长大衣;律师穿礼服;教士穿长袍,头发几乎和袍子一样长;甚至还有一名天主教主教穿着紫罗兰礼袍”。大部分的杜马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拒绝参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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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杜马讨论沙皇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的土地改革时,尼古拉颁布法令,成立上议院——国务会议(State Council)。它将制衡杜马的势力,议员将从高级教士、军队或为其忠诚的机构中选出。沙皇随后将维特免职,宣布在杜马不开会期间,他将随心所欲地颁布法令。当立宪民主党请求尼古拉废除国务会议、让各部部长对杜马负责、将部分贵族地产移交给农民后,他解散了第一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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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却一直烙印在人们心中。沙皇被迫承认议会,并许诺给予有限的公民权。俄国职业阶级的许多人,尤其是官僚和商人,仍然赞同被沙皇破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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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二世主持杜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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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加深了流亡中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孟什维克主张,与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妥协将使俄国国内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增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相信,失败的革命已清楚地证明大城市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是一支革命力量,如果工农联合,就可以达到马克思预见的革命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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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任命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为首相,并在1907年6月下令解散了第二届选举产生的杜马,尽管这一届比上一届更加保守。沙皇成立了可以迅速将被指控暴力政治犯罪的公民的军事法庭罪并判刑。这条法律在6个月后解除,而在此前导致了将近千人被绞死。自由派把绞刑架的绳子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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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改变了选举规则,牺牲农民、工人和非俄罗斯人的权力来增加贵族的投票权。随后在1907年,人们选举了更符合沙皇喜好的第三届杜马。杜马由“十月党人”主导,他们相信沙皇在1905年的《十月诏书》中的承诺代表着充分的改革,并希望在此止步。镇压和俄罗斯化运动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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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着手农村改革,希望可以缓和在土地问题上的政治紧张态势,无需没收乡绅地产就可以减少动乱。他的目标是创造富农阶级,同时通过允许农民离开村庄成立独立农场来增加农业产量。他希望公用地圈占和土地合并可以增加农民土地的数量。的确,大量土地从公共所有变为了私人所有。富有农民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就算有大量土地,也依旧难以维生。到了1914年,500多万名俄国人跨过了乌拉尔山脉,他们大部分是受土地的潜在价值吸引的农民,西伯利亚由此变得和美国西部的情形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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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斯托雷平被暗杀。尽管政府理所当然地宣称杀手是犹太人,但首相很可能是在贵族顾问的挑唆下经沙皇默许下被杀,这些贵族顾问认为斯托雷平太过自由化,拒绝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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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罢工和农民暴力在接下来的3年里层出不穷,说明民众依旧不满。尽管受到警察限制,但是政党如今已经合法,出版自由也基本实现。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动员民众支持他们反对当前政权。的确,布尔什维克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间日益受到欢迎,体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工会选举中连连获胜,这也表明,人们对温和改革的道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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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法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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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欧洲向来最具革命性的国家依旧是法国。1848年革命之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第二共和国。第二年,他自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并受到了上层阶级和许多农民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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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皇帝身材矮小,长了一只大鼻子,总是显得昏昏欲睡。他让一些人想起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让当时的一个人想起“忧郁的鹦鹉”。一位并不崇拜他的美国游客如是描述法国统治者:“是个身长腿短的人,胡子浓密,年纪很大,皱纹横生,眼睛半闭着,脸上还挂着一副深沉狡猾、精明诡诈的表情!”的确,正如他传奇的伯父拿破仑·波拿巴,一旦涉及幕后密谋和拈花惹草,拿破仑三世总是有无限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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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帝国期间(1852—1870),法国富商几乎等同帝国贵族,金钱是价值的衡量标准,在现代早期,这一标准曾是贵族出身。为了多接触皇帝,一些富商住在巴黎的住宅,在乡村也有能让18世纪贵族眼红的宅邸。皇后引领了一系列巴黎时尚,而批评者则谴责这一“帝国节日”里“洋洋自得的粗俗不堪和让人瞠目的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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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拿破仑三世着手使国家团结起来。法国是唯一拥有男性普选权的欧洲大国,无论这一权利在政府压力下有何种程度的扭曲。皇帝促进经济增长,鼓励城区重建项目(见第十九章),建立信用机构,并修建更多铁路。此外,1859年拿破仑三世开创“自由帝国”,鼓励一系列改革,包括与英国在1860年签订一部自由贸易条约,及在1864年允许罢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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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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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和几位世俗的、受信任的亲信的帮助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担任部长或在参政院任职。部长对皇帝负责,皇帝可以独立提起立法。政府严厉打压残余的政治反对派,维持新闻审查,并在每6年举行一次的立法机关——国民议会下议院的选举中资助“官方”候选人。其上议院——参议院议员是经过筛选的显贵。拿破仑三世的手下以奥尔良派残余为基础建立了波拿巴主义的政党,这些人都是支持七月王朝(1830—1848)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他们团结在拿破仑三世身边,皇帝推动经济增长,承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法国政府比权力分散的英国更能通过由权力最大的地方长官——省长委派官职未收买政治支持。第二帝国因此在法国国内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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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正统派,即波旁王室和来自该家族的王位觊觎者、流亡中的尚博尔公爵的支持者,也支持皇帝。而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和他伯父一样,与教会讲和。在拿破仑三世以总统身份掌管、随后又推翻了的第二共和国期间,1850年的《法卢法》使教士重新获得许多对教育的控制权,这让教士一直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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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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