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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时期向国民自卫军致敬的漫画。注意笔直站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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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围城期间，社会主义者在首都的墙上张贴鲜红色的海报，呼吁成立“巴黎公社”保卫巴黎。公社首领们政治信仰各异，有雅各宾派、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他们希望巴黎重新成为一个反教权共和国的首都。一些社员在第二共和国期间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活动家，也有一些人是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的追随者。布朗基相信，只有一小部分意志坚定的人掌权，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社员中还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独立的巴黎能成为无国家暴政的生产者的社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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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社员们组织巴黎的防御工作，并实施了许多重大社会改革，如创造了职业介绍所，让工人们集中找工作；废止了夜间烘烤工作(33)，因为工作时间长，睡眠时间太短；为工作的母亲开设了托儿所；此外，市政当局签订工作合同时，工人组织有权得到优惠。巴黎公社承认妇女联合会——的确，女性在公社中的作用超过了法国之前的任何革命运动。由于情势严峻，城市遭到炮轰，公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如此多成就，十分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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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马赛和其他几座城镇也发生了小型起义。这些运动表现了中产阶级对波拿巴主义集权的不满、共和主义的热情和社会主义动员。但各省份对巴黎公社毫无帮助，保守的地区甚至派出志愿军为凡尔赛的军队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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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5月21日，君主主义者的支持者为梯也尔的凡尔赛政府军打开了西门，军队一拥而入。在随后的“流血周”中，梯也尔的军队利用新建造的大路（见第十九章），炸开路障，制服了一个又一个街区。在巴黎全城四处都有人被简单地处决，尤其在人们听说有女性纵火犯正在放火烧掉银行和富人们的宅邸之后。社员们出于报复，处决了一些人质，包括巴黎的大主教。约1.5万至2.5万个巴黎人在草率的军事审判后被迅速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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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翼政党来说，巴黎公社似乎让人看到了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34)。对保守派来说，巴黎公社让他们看到了平民暴动的可怕，让他们下定决心，用武力对抗争取社会政治变革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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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法兰西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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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2月选出的国民议会主要是保皇派，然而大部分法国人民希望成立共和国。最终第三共和国成立，开始极度保守，随后变得温和，自1899年起又变得激进，其领导党派变成了在社会问题上相对温和、但却极端反教权的激进党。共和国不得不克服极端右翼党派的严峻挑战，这些右翼拒绝议会统治，期望从德意志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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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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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和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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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旁王室的法国王位觊觎者是尚博尔伯爵。此人懒惰，资质平平，居住在一座奥地利城堡中，每天和亲信玩牌、讲下流笑话和反犹太故事，以此为乐。此外，还有名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相对英勇的巴黎伯爵，但尚博尔伯爵似乎更有优势，因为他拥有古老的波旁王室血统。但不像巴黎伯爵，他无子嗣。曾有一种妥协方案，即尚博尔伯爵成为国王，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但此方案最终没有达成，因为尚博尔伯爵拒绝在三色旗下登基，他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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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和天主教会的紧密联系让许多人认同激进共和主义者莱昂·甘必大（1838—1882）的评价：“教权主义就是敌人”。共和派反对“显贵”（即法国最富有的一批人）对政治的控制。共和国得到了甘必大所谓的“新社会阶层”，即店主、咖啡馆店主、富农、工匠和学校教师的大力支持。甘必大魅力很大，他到各省的几次短暂出行都反映了大众政治在法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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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迫于保皇派的压力，在1873年辞去了临时国家元首的职务。同年，普军在法国政府付清战争赔款后撤出法国，这批赔款是通过贷款和公开认购的方式筹集的。保皇派发现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多数党地位随着每次补选日益受到侵蚀，因而选举麦克马洪元帅担任总统。麦克马洪是克里米亚战争和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倾向恢复君主制。新政府强调“道德秩序”，和教会联系紧密，对共和派的市长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审查报纸，关闭了数百家咖啡馆，并禁止公众在7月14日庆祝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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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法国政府是有着君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共和政府，1874年1月，国民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瓦隆修正案》，从此以后“共和国总统”由上议院和下议院投票选出。下院于1875年起草了一部共和国宪法，但这部宪法的性质十分模糊，国家很容易就能转变成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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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的议员通过男性普选选出，每个选区都选出一名代表。这一规定让保皇派颇有优势，因为地方显贵最可能得益于每场选举第二轮投票前最后关头的政治谈判。上议院的议员是间接选出的，其选举体制倾向性特别强，使保守的农村利益得到过多的代表权。然而，尽管政府和教会对选民施以高压，1876年当选下议院议员的共和派是保皇派的2倍多。麦克马洪因此被迫选择一名温和的共和派朱尔·西蒙（1814—1896）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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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多数党希望能限制总统的权力，因为他毕竟是个保皇派。1877年，麦克马洪迫使西蒙辞职，任命一位保皇派接过其职务，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五月十六日危机）。在下议院拒绝批准后，麦克马洪解散了下议院，要求发起新的选举。在教会的帮助下，他开始了打倒甘必大和共和派的艰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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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的选民又一次转向了共和派，尽管多数党优势并不明显。麦克马洪任命了一位共和派总理，然后于1879年辞职。从此，行政当局的角色开始被削弱，因为共和派担心某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可能试图强制施行统治——这确实是个潜在的威胁。下议院有来自宪法的解散政府内阁（它已失去多数成员的信心）的特权，它将统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生活。1881年，下议院通过了一份法案，完全赦免了流放中的巴黎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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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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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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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国的政府反映了中间派的政治立场，这些中间派是“机会主义者”，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接受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共和政体，同时又非单纯的中间派。他们坚决地反对右翼的保皇派和教会、左翼的反教权激进党及社会主义者，坚守中间路线，通过实施农业高关税，依然享有了农民的支持。《梅利纳关税法》获得了企业家和农民的支持，于1892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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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共和国保证了出版自由，认为不加事先授权的公共集会是合法行为，并将选举本地市长的权利赋予了市政会议(35)。总统的职权更像是下议院主席。他同每个人握手，私通有无，并帮助建立各种联盟。政府走马灯一般地换，夸张地展现了议会制的动荡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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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共和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才逐渐稳定，并一直在和保守党激烈竞争，所以80年代的教育改革目标不仅是提高法国的文化水平，也是让它更加共和主义。茹费理（1832—1893）提起了一项立法，提出基础教育应是免费且义务的。政府拨款建造乡村学校。尽管一些神父和修女继续在几乎算是世俗学校的地方教书，公共学校世俗化的争论引起了许多高级教士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虔诚”的共和国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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