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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旁王室的法国王位觊觎者是尚博尔伯爵。此人懒惰，资质平平，居住在一座奥地利城堡中，每天和亲信玩牌、讲下流笑话和反犹太故事，以此为乐。此外，还有名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相对英勇的巴黎伯爵，但尚博尔伯爵似乎更有优势，因为他拥有古老的波旁王室血统。但不像巴黎伯爵，他无子嗣。曾有一种妥协方案，即尚博尔伯爵成为国王，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但此方案最终没有达成，因为尚博尔伯爵拒绝在三色旗下登基，他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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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和天主教会的紧密联系让许多人认同激进共和主义者莱昂·甘必大（1838—1882）的评价：“教权主义就是敌人”。共和派反对“显贵”（即法国最富有的一批人）对政治的控制。共和国得到了甘必大所谓的“新社会阶层”，即店主、咖啡馆店主、富农、工匠和学校教师的大力支持。甘必大魅力很大，他到各省的几次短暂出行都反映了大众政治在法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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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迫于保皇派的压力，在1873年辞去了临时国家元首的职务。同年，普军在法国政府付清战争赔款后撤出法国，这批赔款是通过贷款和公开认购的方式筹集的。保皇派发现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多数党地位随着每次补选日益受到侵蚀，因而选举麦克马洪元帅担任总统。麦克马洪是克里米亚战争和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倾向恢复君主制。新政府强调“道德秩序”，和教会联系紧密，对共和派的市长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审查报纸，关闭了数百家咖啡馆，并禁止公众在7月14日庆祝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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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法国政府是有着君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共和政府，1874年1月，国民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瓦隆修正案》，从此以后“共和国总统”由上议院和下议院投票选出。下院于1875年起草了一部共和国宪法，但这部宪法的性质十分模糊，国家很容易就能转变成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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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的议员通过男性普选选出，每个选区都选出一名代表。这一规定让保皇派颇有优势，因为地方显贵最可能得益于每场选举第二轮投票前最后关头的政治谈判。上议院的议员是间接选出的，其选举体制倾向性特别强，使保守的农村利益得到过多的代表权。然而，尽管政府和教会对选民施以高压，1876年当选下议院议员的共和派是保皇派的2倍多。麦克马洪因此被迫选择一名温和的共和派朱尔·西蒙（1814—1896）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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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多数党希望能限制总统的权力，因为他毕竟是个保皇派。1877年，麦克马洪迫使西蒙辞职，任命一位保皇派接过其职务，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五月十六日危机）。在下议院拒绝批准后，麦克马洪解散了下议院，要求发起新的选举。在教会的帮助下，他开始了打倒甘必大和共和派的艰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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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的选民又一次转向了共和派，尽管多数党优势并不明显。麦克马洪任命了一位共和派总理，然后于1879年辞职。从此，行政当局的角色开始被削弱，因为共和派担心某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可能试图强制施行统治——这确实是个潜在的威胁。下议院有来自宪法的解散政府内阁（它已失去多数成员的信心）的特权，它将统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生活。1881年，下议院通过了一份法案，完全赦免了流放中的巴黎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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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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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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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国的政府反映了中间派的政治立场，这些中间派是“机会主义者”，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接受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共和政体，同时又非单纯的中间派。他们坚决地反对右翼的保皇派和教会、左翼的反教权激进党及社会主义者，坚守中间路线，通过实施农业高关税，依然享有了农民的支持。《梅利纳关税法》获得了企业家和农民的支持，于1892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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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共和国保证了出版自由，认为不加事先授权的公共集会是合法行为，并将选举本地市长的权利赋予了市政会议(35)。总统的职权更像是下议院主席。他同每个人握手，私通有无，并帮助建立各种联盟。政府走马灯一般地换，夸张地展现了议会制的动荡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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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共和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才逐渐稳定，并一直在和保守党激烈竞争，所以80年代的教育改革目标不仅是提高法国的文化水平，也是让它更加共和主义。茹费理（1832—1893）提起了一项立法，提出基础教育应是免费且义务的。政府拨款建造乡村学校。尽管一些神父和修女继续在几乎算是世俗学校的地方教书，公共学校世俗化的争论引起了许多高级教士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虔诚”的共和国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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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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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将军和德雷福斯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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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议会的中间派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开始在左翼和右翼的压力下瓦解。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波拿巴主义者异军突起，号称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拿破仑·波拿巴亲王（1822—1891）是未来的救世主。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认为共和国太软弱，甚至不能从德意志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忧虑和对德意志的“复仇”体现出法国的民族主义从自由主义左派过渡到了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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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法国新右派的新生，德雷福斯事件则让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1887年，法国右翼分子开始把推翻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形象光辉的乔治·布朗热将军（1837—1891）的身上，他从普通士兵中迅速崛起，成为了战争部长。他关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好战言论取悦了民族主义者，但激怒了俾斯麦。保守派现在相信，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推翻共和国，重建君主制，或建立独裁政权的人。布朗热在各方吹捧下，答应成为下议院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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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为支持布朗热而进行的政治运动是法国的第一次大众政治运动。一名富有的保皇派寡妇提供了资金支持，全国上下到处都是这名光辉将军的宣传海报、半身像和雕塑。他的支持者在街上同政治敌人斗争，给选举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行为，并利用了崛起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尽管在法国4000万的人口中，只有大概8万犹太人。比如受到了经济萧条的重创的巴黎店主害怕工人的消费者合作社，顾客又被百货公司夺去，因此转而支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右翼政党的巧妙说服下相信“犹太资本家”是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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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在几个选区的补选中当选，但因为他在军中，他无法在下议院任职。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到底代表着什么，估计将军自己最不清楚。虽然他的竞选经费来自右派，他的许多选票却最初来自左派。机会主义政府将他打发去法国中部，以降低他在首都的政治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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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政治丑闻则让政府形象更加黯淡，让“机会主义者”这一称谓又一次产生扭曲。一名妓女透露，有人正在拍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结果事实表明，在这一行当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达尼埃尔·威尔森，总统朱尔·格雷维冷酷的女婿，格雷维因此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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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让一些观察者更加认为第三共和国已经是积重难返。政府宣布布朗热将军退休，但这一举动反而让他可以竞选下议院议员，他被选为巴黎选区的下议员。对于他的右翼追随者而言，军事政变的完美时机似乎已经来临。1889年1月，得意的群众聚集在大街小巷，大喊着布朗热的名字，彼时他正坐在餐馆里安静地吃晚餐。但他的辉煌时刻还是过去了。两年后，政府官员让这位天真的将军相信他们已经拿到了证据，可依叛国的指控将他定罪。布朗热乘火车逃往比利时，在其最后一名情妇的墓前，掏出他的军用手枪，将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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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事件之后，共和国受到了其老对头天主教会出其不意的吹捧。教会对共和国的“归顺”起始于一位大主教1891年在突尼斯发表的祝酒词。从此以后，温和的共和派可以从天主教右翼分子那里获得政治支持，对抗社会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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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则丑闻则让反对议会制的右翼分子找到了反对的新立场。1881年，一家法国公司在斐迪南·德·雷赛布的指导下开凿巴拿马运河。雷赛布曾监督过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但这条运河更具挑战性，因为地形复杂，疟疾流行。公司向政府行贿，希望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让下议院同意一项由全国彩票筹资的贷款。下议院热情地通过的这项计划，但资金无法筹够。这家公司1889年破产时，50多万投资者损失了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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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爱德华·德吕蒙的右翼报纸《自由言论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这一丑闻。德吕蒙之前曾出版过一本书，其中声称犹太金融家密谋想要统治法国。而今，由于这家已经倒闭的公司里的一些董事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让民众支持爱国者联盟。爱国者联盟成立于1892年，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极端右翼组织。第二年，一个相对宽容的法庭宣布丑闻涉及的人物中，除了一人以外，其余全部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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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将军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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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则丑闻则十分戏剧化，甚至在之后的几年中仅仅被称为“事件”。这一事件让左右两派针锋相对，让军队、教会和保皇派与共和派和之后的社会主义者势同水火，也让家族之间反目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