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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爱德华·德吕蒙的右翼报纸《自由言论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这一丑闻。德吕蒙之前曾出版过一本书，其中声称犹太金融家密谋想要统治法国。而今，由于这家已经倒闭的公司里的一些董事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让民众支持爱国者联盟。爱国者联盟成立于1892年，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极端右翼组织。第二年，一个相对宽容的法庭宣布丑闻涉及的人物中，除了一人以外，其余全部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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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将军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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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则丑闻则十分戏剧化，甚至在之后的几年中仅仅被称为“事件”。这一事件让左右两派针锋相对，让军队、教会和保皇派与共和派和之后的社会主义者势同水火，也让家族之间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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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是阿尔萨斯一个古老犹太家族之子。他的家庭曾是小贩，之后开了家纺织厂。他们是归化的犹太人，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法国人。1871年，阿尔萨斯被割让给德意志之后，德雷福斯家族搬到了巴黎。1894年，某些证据开始浮出水面——在一名德意志军事专员办公室的废纸篓里，人们发现了证据表明法军中有人一直在向德国人传递秘密信息，告知法国的军事行动。详尽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德雷福斯上尉——打算交给德国联络人的文件清单上的字迹非常像德雷福斯的笔迹。为了维持自己的清白，德雷福斯没有用执行逮捕的官员所提供的上膛手枪自杀。一个匆忙召集的秘密军事法庭判定他有叛国罪。德雷福斯被剥夺了军衔，并送去了南美海域的魔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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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密文件继续从法军的办公室消失。两年后，陆军情报部的新部长乔治·皮卡尔上校确信文件的原始清单并不是德雷福斯写的，而是沃尔桑·埃斯特哈齐少校写的。皮卡尔似乎不可能成为平反这个案件的英雄，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反犹太主义，但他提交了证据。但军中的高级军官认为，宁愿让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在魔鬼岛郁郁而终，也不能损害军队的公共形象。军队将皮卡尔打发去了突尼斯任职，军事法庭则宣布埃斯特哈齐无罪，尽管罪证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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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1893年；（右图）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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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埃米尔·左拉接过了德雷福斯的案子。1898年1月，他在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控诉》，谴责军方和政府掩盖案件的真相。政治右翼和教会高层的介入仍然抱着“反德雷福斯支持者”的立场，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阴谋，目的是通过破坏法国军队的声望来毁灭这个国家。一份天主教报纸呼吁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法兰西行动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拥护君主制。在反犹太主义小说家夏尔·莫拉斯（1868—1952）的领导下，这一团体也加入了争论，反对德雷福斯。社会主义者则要求重新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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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官员很快发现一些新文件被加到了德雷福斯的档案中。这些文件是于贝尔·亨利上校伪造的，且伪造得非常拙劣。他希望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德雷福斯的新罪证。面对证据，亨利在军事监狱中自杀而亡。1899年，军方对德雷福斯进行了重审，但仍判他有罪，但“情有可原”。德雷福斯崩溃了，回到了魔鬼岛。然而，法国总统那年给了德雷福斯总统特赦，允许他回家，尽管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完全沉冤得雪，恢复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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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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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回到法国让共和国进入了一段为公众所急需的社会稳定时期，激进党由此迅速发展。德雷福斯事件导致反教权主义的温和的共和派激进党成员与社会主义者形成了同盟，他们将共和国推向了左派。1899年形成的激进党政府中，改革派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成为了商务部长，但遭到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政府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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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教教会一直站在政府背后，但法国的主导宗教一直——至少直到1891年——站在政权的对立面。激进党不顾保守派的反对，进一步将教会与政府分离开来。1902年，下议院在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立法，对法国宗教修会进行流放。1905年，法国的教会和政府正式分离。接下来两年中，政府接管了所有教会财产，并承担起支付神职人员工资的责任。尽管教皇对此作出了谴责，一些教士和堂区居民也加以反抗，但最终还是作出了妥协，堂区议会可以向国家租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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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党总理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体现了侵略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这位后来被称为“老虎”的人出生于一个爵位不高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有名的共和派，被拿破仑三世流放。克列孟梭是个富有的恶霸，也是个可怕的斗士。他讨厌社会主义者、工会及天主教会，正如讨厌他的美国前妻。他曾雇用侦探跟踪前妻，最终让她锒铛入狱，被驱逐出境。1907年，他曾派兵粉碎一场南方小业主和葡萄园工人发起的强硬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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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激进党总理约瑟夫·卡约（1863—1944）采取了和克列孟梭不同的政策方向，寻求同德意志和解。法国社会党发起了一场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主要反对服兵役时间从2年延长到3年。反军国主义一直在工人之间十分受欢迎，因为在镇压罢工的过程中军人的形象非常糟糕。但同年法德之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见第二十二章）又激起了一波民族主义热潮。卡约政府由于其息事宁人的立场遭到媒体的围攻，于次年倒台。一名坦率的民族主义者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于1912年成为总理，一年后成为总统。他热切盼望着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机会，并在巴尔干问题上让法国为俄国提供了坚定的支持。普恩加莱的民族主义似乎与时代十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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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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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为欧洲三大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这三个大国在本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在英国，1867年的第二部《改革法》拓展了投票权，1884年的另一份法律更进一步。1870年，法国的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于次年也走向衰亡，最终法国成为了共和国。而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农奴运动并没有改变其专制的基本制度，但他此后确实进行了一些改革，尽管对沙皇政府的批评声音日益响亮，1905年的革命动摇了专制的根基。在此期间，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海军使其得以主导国际事务。普鲁士在先后打败奥地利和法国后，成为了一个团结强大的德意志的领导者，主导着中欧事务。与此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科技的显著进步，大规模生产进一步扩大，城市也日益膨胀，电力也得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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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担心这会导致他们想要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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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及卫理公会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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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前在1826年，近卫军被替换成更欧式的军队。近卫军是土耳其苏丹的民兵团，最早由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奴隶和外族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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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称作乌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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