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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些地方，未婚情侣或单身母亲生孩子的情况迅速增加。男人们向刚搬进城里的年轻女性主动许诺婚姻，有的甚至什么都不许诺，但她们经不住诱惑。随之而来的就是意外怀孕。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从未结婚，也没有建立永久或长久的伴侣关系。这样的人群大概占10％到15％。未婚女人在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布列塔尼尤为常见，因为从这些地区迁居去城市化、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的男性比女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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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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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工业化国家中，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北欧国家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南欧和东欧，英国生活水平高于法国，德国则在努力和这两国缩小差距。在英国，实际工资（考虑通胀）在1850年至1875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又增加了将近一半。工人消费水平更高，因为农产品产量上升和运输条件的提升降低了食品价格。工人阶级的家庭仍将半数预算花费在食物上，但已经比之前要少了。于是更多消费转向了衣物，有时候还能小有结余。小镇商店的供货达到了史上最佳，赶集日上开始销售成衣和量产家用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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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阿根廷来的冷藏船只向欧洲供应了更多粮食和肉。肉类再也不是奢侈品。1875年，德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费将近60磅肉，到1912年，这个数据到达了105磅。德国人在世纪末平均消费的糖的量是30年前的4倍。生活在内陆深处且较富裕的人们发现，冰镇鱼肉的冰化掉之前鱼制品就能到达他们的地区。穷人现在的饮食也更加多样，蔬菜、水果和奶酪的比例上升了。由于普通人的饮食水平提高了，他们的营养也提升了，人们慢慢越来越高。然而，大部分地区的工人仍然长期营养不足，也很容易在童年患病。欧洲劳工的平均身高仍然低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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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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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入和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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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全球范围内的迁移正在形成一支全球劳动力，欧洲移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永久性和季节性的欧洲大陆内迁居民依然非常常见。尤其在法国，许多边缘农业产业的乡村地区有大量人口涌向城镇。季节性工作让数十万劳工在每年固定的时间里跨过国界，去做建筑和收割工作。一些意大利劳工被称为“燕子”，因为他们每年要花四周时间来往阿根廷，收割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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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迁入城市的居民并没有切断自身和其在农村的家乡的联系。许多产业工人仍然回到家乡帮助收割，许多矿工有时候也做农活。因此，迁居是双向的，至少在迁居距离较短时是这样。当移民回家探亲时，他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在城镇经历的故事，还有不同的说话方式、控制生育的知识、阅读的习惯、对运动的兴趣和更大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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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前往海外的移民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有经济萧条、农村地处偏僻又人口过剩、宗教迫害，以及提升生活水平的希望。在1805年到1880年间，大约8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去美国。俄国和东欧有越来越多的穷人向外移民。在1890年至1914年间，大概35万希腊人(8)离开了他们的祖国，大部分人从此一去不复返。离开欧洲的移民行为本身得益于交通方式的革命，蒸汽船载着几百万人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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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状况好转，德国的对外移民速度开始放缓，但爱尔兰和意大利对外移民的增长速度依然很快，尤其是意大利。在20世纪头十年，欧洲对外移民数量增加至每年100万到140万人。大部分人登上拥挤不堪的蒸汽船前往美国：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前往纽约、波士顿和费城；葡萄牙人去普罗维登斯和新贝德福德；德国人和波希米亚人去芝加哥、密尔沃基和费城（见表19.5）；波兰人去芝加哥和底特律。1907年，由于意大利移民的数量十分庞大，他们寄回国内的钱足够填补祖国一半的商业赤字。瑞典人、挪威人和芬兰人由于年成不好，并受到美国1862年《宅地法》(9)的鼓舞，开始大批涌向美国北部。到20世纪30年代，300万瑞典人改变了国籍，本国人民只剩下约600万。1888年葡萄牙废除奴隶制后，数十万葡萄牙人前往巴西，希望能找到劳工一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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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5 1871—1910年间前往美国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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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伦纳德·迪纳斯坦和戴维·M．赖默斯，《美国民族：移民与同化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7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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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的移民通过了埃利斯岛的入口，在等待去纽约的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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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1年至1914年间，逾150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和俄属波兰，前往美国，逃离穷困和时不时爆发的反犹太主义暴力。许多人离家时，仅带着一点珍贵的物件，但他们对新生活怀抱着极大的希望。一个离开白俄罗斯乡村的犹太移民仍记得他们一家离开时，带着空箱子：他们不想让路上遇见的其他人知道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东西。几万犹太人向西移民前往欧洲的各大首都，比如伦敦，在伦敦他们生活在东区。大部分犹太人保留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信仰，母语依然是意地绪语。他们被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很多人看作是外人(1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萌芽，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也有应对欧洲不断高涨的反犹太主义的因素。运动的发起者是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他出生于布达佩斯，后来移民维也纳，母语是德语，是一名有才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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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家庭举家离开，前往海外的目的地，仍有许多已婚男人只身离开，希望在日后有能力时再把家庭接来，或在小有积蓄后返回家乡。在新家乡，移民们形成了新的集体认同，塑造这一认同的不仅仅是他们本身的民族背景和团结，还有他们新聚居地的状况。许多人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家人。从意大利南部前往美国的移民最有可能永久返乡，他们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最终回到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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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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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境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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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0年，超过半数的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产业工人受雇于超过20名雇工的公司。工匠、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们往往在同一家工厂做工。大部分产业工人来自无产阶级家庭，几乎不妄想找到更有保障的维生方式。但“无产阶级”同样是一种心态，许多工人为他们的工作和社会阶级感到自豪。“我出生于伦敦贫民区，是工人阶级父母的孩子。”当时有人曾如是回忆当年，“尽管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我仍然主张我是工人阶级。”然而在工人之间也依旧存在着技术、报酬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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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消除或降低了人们对一些行业的需求。西门子炉能带来稳定持续的玻璃产量，当它在19世纪80年代广泛应用于瓶子生产时熟练玻璃工便不再需要了。当工厂主开始使用可以贴上盘子后烧制的贴花时，低级女工就能胜任这项工作，瓷器画师也失业了。蒸汽洗衣店让许多洗衣女工失去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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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的出现也提升了一些工人的社会地位。能够设计、监测和修理机器的工程师成为了工厂中必不可少的人物。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工程师仍然需要做学徒来接受训练，等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他们大都在大学中接受特定职业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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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工作依然和她们的年龄阶段紧密相关。许多年轻的未婚女性刚一进城就成为了女仆，她们希望攒一笔钱来准备体面的嫁妆，好嫁个社会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丈夫。到了19世纪末，英国女性的工作超过半数都是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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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女性产业工人仍受雇于小作坊，或在家工作，但更多的女性开始在工厂上班。就算在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英德的哈布斯堡帝国，都有约90万女性在工厂上班，主要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即便有时男性和女性从事的是相同的工作，大部分女工的工资也只有男性员工的一半左右。女工往往最难受雇，又最容易被解雇。虽然工作环境艰苦，工资相对较低，一些女性仍然认为工厂工作比农业劳作、家庭手工业或家政服务工资更高，工作环境更好。一名贝尔法斯特的女性在1898年回忆她在亚麻纺织厂的时期是这么说的：“在纺织厂的那段时间很美妙，有点喝的，大家一起凑钱买吃的，做完工还有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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