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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的移民通过了埃利斯岛的入口，在等待去纽约的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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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1年至1914年间，逾150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和俄属波兰，前往美国，逃离穷困和时不时爆发的反犹太主义暴力。许多人离家时，仅带着一点珍贵的物件，但他们对新生活怀抱着极大的希望。一个离开白俄罗斯乡村的犹太移民仍记得他们一家离开时，带着空箱子：他们不想让路上遇见的其他人知道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东西。几万犹太人向西移民前往欧洲的各大首都，比如伦敦，在伦敦他们生活在东区。大部分犹太人保留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信仰，母语依然是意地绪语。他们被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很多人看作是外人(1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萌芽，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也有应对欧洲不断高涨的反犹太主义的因素。运动的发起者是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他出生于布达佩斯，后来移民维也纳，母语是德语，是一名有才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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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家庭举家离开，前往海外的目的地，仍有许多已婚男人只身离开，希望在日后有能力时再把家庭接来，或在小有积蓄后返回家乡。在新家乡，移民们形成了新的集体认同，塑造这一认同的不仅仅是他们本身的民族背景和团结，还有他们新聚居地的状况。许多人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家人。从意大利南部前往美国的移民最有可能永久返乡，他们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最终回到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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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境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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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0年，超过半数的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产业工人受雇于超过20名雇工的公司。工匠、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们往往在同一家工厂做工。大部分产业工人来自无产阶级家庭，几乎不妄想找到更有保障的维生方式。但“无产阶级”同样是一种心态，许多工人为他们的工作和社会阶级感到自豪。“我出生于伦敦贫民区，是工人阶级父母的孩子。”当时有人曾如是回忆当年，“尽管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我仍然主张我是工人阶级。”然而在工人之间也依旧存在着技术、报酬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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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消除或降低了人们对一些行业的需求。西门子炉能带来稳定持续的玻璃产量，当它在19世纪80年代广泛应用于瓶子生产时熟练玻璃工便不再需要了。当工厂主开始使用可以贴上盘子后烧制的贴花时，低级女工就能胜任这项工作，瓷器画师也失业了。蒸汽洗衣店让许多洗衣女工失去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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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的出现也提升了一些工人的社会地位。能够设计、监测和修理机器的工程师成为了工厂中必不可少的人物。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工程师仍然需要做学徒来接受训练，等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他们大都在大学中接受特定职业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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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工作依然和她们的年龄阶段紧密相关。许多年轻的未婚女性刚一进城就成为了女仆，她们希望攒一笔钱来准备体面的嫁妆，好嫁个社会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丈夫。到了19世纪末，英国女性的工作超过半数都是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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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女性产业工人仍受雇于小作坊，或在家工作，但更多的女性开始在工厂上班。就算在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英德的哈布斯堡帝国，都有约90万女性在工厂上班，主要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即便有时男性和女性从事的是相同的工作，大部分女工的工资也只有男性员工的一半左右。女工往往最难受雇，又最容易被解雇。虽然工作环境艰苦，工资相对较低，一些女性仍然认为工厂工作比农业劳作、家庭手工业或家政服务工资更高，工作环境更好。一名贝尔法斯特的女性在1898年回忆她在亚麻纺织厂的时期是这么说的：“在纺织厂的那段时间很美妙，有点喝的，大家一起凑钱买吃的，做完工还有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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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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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工人阶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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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家对产业工作带来的影响表示不满，认为让家庭与乡村脱离联系会让它们在城市和工厂中面临危险，这些地方的特点是罪恶和不道德。尽管有法律控制对童工的雇用（见第十四章），在世纪之交时仍有好几千名儿童，包括8岁到14岁的少年，在工厂里工作(11)。道德家相信只有教育、婚姻、储蓄的好习惯和回归旧日生活方式才能拯救家庭生活。他们声称人们正在使女人远离生育后代的功能和家庭生活。相比居住在乡村的人，生活在城里的工人阶级家庭确实更不可能同大家庭一同生活，即与父母甚至祖父母和岳父母同住。越来越多的家庭往往在孩子16岁或更年轻时就分散开了，因为这时候孩子们离开乡村，去城市里找工作，把年迈父母留在家中，让他们自己努力支撑生活。此外，在工厂里长时间的作业对父母和孩子而言，似乎都削弱了家长权威。道德家谴责工人阶级的聚居区越来越相似，酗酒和家庭暴力猖獗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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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德比郡的小矿工在矿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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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到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有能力或不得不全职照顾孩子，但一旦子女长大到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年纪，许多工人阶级的母亲就会回到工厂工作。另一些母亲在家工作，一边做些计件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许多女性因此在带薪劳动和抚育孩子之间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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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一样，许多欧洲女性仍然因为经济状况被迫从妓，这种情况在大城市、中等大小的城镇甚至乡村都存在。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的几万名妓女中，有的高级妓院工作受“鸨母”管理，一年只能休息几天。其他人则自己干，在酒吧、门口、窗口和公园等待客人。大部分妓女都是在工业领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阶级女性，有些人已经结婚。许多人很年轻，为了抚养弟妹而不得不早早离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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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确信程度认为妓女是对公众健康的慢性威胁。中产阶级对此的抱怨越来越多(12)。然而，社会主义党派对将卖淫行为视作改革的议题没什么兴趣，不过他们谴责资本主义的低工资和失业率逼迫许多女性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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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德·土鲁斯劳特累克的《在穆兰大街的沙龙中》（1894）所描绘的法国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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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传染病法》，要求妓女进行体检，目的是将感染性病的妓女收入医院治疗，从而防止性病传播，尤其是梅毒。如果一名女性拒绝体检，她可能会被起诉。《传染病法》却产生了滑稽的效果，对许多挣扎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它使卖淫从临时性的职业变成了没有其他出路的永久的工作，因为法律公开为她们打上妓女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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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芬·巴特勒（1828—1906）是一名牧师虔诚的妻子，领导着一个鼓励女性接受更高教育的组织。她先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领导了一些组织得当、立场坚定的活动，反对《传染病法》。一些反对此法案的人给出的理由是：法律只要求妓女检查，却对她们的客户没有要求。另一些人则谴责警察监管权限过大。巴特勒支持女性管理自己的性生活的权利。1886年，议会废除了《传染病法》，但通过了另一项法律，禁止妓院营业，使妓女们不得不在得到认可的“红灯区”从业，在那里她们往往受制于暴力。伦敦著名的杀手“开膛手杰克”的目标几乎都是妓女，杀手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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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也有法律对妓女施加更为严格的监管控制。渐渐地，欧洲人不再相信可通过立法树立道德。慈善机构越来越愿为未婚母亲及其子女提供帮助，它们日益倾向于将这些女性的悲惨状况看作是社会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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