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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到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有能力或不得不全职照顾孩子，但一旦子女长大到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年纪，许多工人阶级的母亲就会回到工厂工作。另一些母亲在家工作，一边做些计件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许多女性因此在带薪劳动和抚育孩子之间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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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一样，许多欧洲女性仍然因为经济状况被迫从妓，这种情况在大城市、中等大小的城镇甚至乡村都存在。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的几万名妓女中，有的高级妓院工作受“鸨母”管理，一年只能休息几天。其他人则自己干，在酒吧、门口、窗口和公园等待客人。大部分妓女都是在工业领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阶级女性，有些人已经结婚。许多人很年轻，为了抚养弟妹而不得不早早离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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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确信程度认为妓女是对公众健康的慢性威胁。中产阶级对此的抱怨越来越多(12)。然而，社会主义党派对将卖淫行为视作改革的议题没什么兴趣，不过他们谴责资本主义的低工资和失业率逼迫许多女性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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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德·土鲁斯劳特累克的《在穆兰大街的沙龙中》（1894）所描绘的法国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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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传染病法》，要求妓女进行体检，目的是将感染性病的妓女收入医院治疗，从而防止性病传播，尤其是梅毒。如果一名女性拒绝体检，她可能会被起诉。《传染病法》却产生了滑稽的效果，对许多挣扎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它使卖淫从临时性的职业变成了没有其他出路的永久的工作，因为法律公开为她们打上妓女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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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芬·巴特勒（1828—1906）是一名牧师虔诚的妻子，领导着一个鼓励女性接受更高教育的组织。她先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领导了一些组织得当、立场坚定的活动，反对《传染病法》。一些反对此法案的人给出的理由是：法律只要求妓女检查，却对她们的客户没有要求。另一些人则谴责警察监管权限过大。巴特勒支持女性管理自己的性生活的权利。1886年，议会废除了《传染病法》，但通过了另一项法律，禁止妓院营业，使妓女们不得不在得到认可的“红灯区”从业，在那里她们往往受制于暴力。伦敦著名的杀手“开膛手杰克”的目标几乎都是妓女，杀手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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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也有法律对妓女施加更为严格的监管控制。渐渐地，欧洲人不再相信可通过立法树立道德。慈善机构越来越愿为未婚母亲及其子女提供帮助，它们日益倾向于将这些女性的悲惨状况看作是社会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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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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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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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一名美国统计学家(13)注意到：“人口集中在城市，是当下这个世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在英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但法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瑞典甚至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的城镇人口都出现了迅速增长。曼彻斯特、圣艾蒂安和埃森等传统“工业城市”迅速膨胀，其他城镇的人口也在增加，源自服务业工人、政府员工和商业员工的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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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曾为几十万人（尤其是女性）提供全职或兼职的纺织和精加工工作，在19世纪后半叶逐渐消失。如今制造业越来越集中于城市中心，其中也包括成衣业中的家庭生产。机械化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减少了对农业劳动者的需求，鼓励人们迁居进城，在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或工业领域找工作。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40年内增加了1倍，到1886年已经有85万，增加的人口主要是从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来的穆斯林难民。华沙的人口在1850年为16万左右，到1911年有近80万，增加了4倍多。这座波兰城市三分之二的建筑都是19世纪建造的。中欧和东欧城市，如布拉格和塔林，分别涌入了更多来自乡村的捷克和爱沙尼亚人，改变了这些地方的民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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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工人阶级家庭住上了稍微宽敞一些的公寓，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居民区还是变成了可怕的贫民窟。伦敦臭名昭著的“背靠背”联立房屋之间，可能只有一点空间留给厕所和垃圾堆。对大部分英国工人来说，会客厅（家庭娱乐室）是“体面”的象征，但对他们而言那仅仅是个梦想。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房间里，因为越来越多的高地人开始挤进高层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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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黎空前拥挤，皇帝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50—60年代实施了一个大型重建工程。他委托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1809—1891）进行规划。他们共同制订的城市翻新计划是自17世纪伦敦大火后的重建，以及日本的江户（东京）于1657年大火后在大约同一时期的重建以来最宏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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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格拉斯哥的经济住宅；（右图）法国北部矿井附近的公司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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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希望通过建造又长又宽的林荫大道，来促进商业和工业的扩张，马路两边将对称地建造住宅。一些新干道有意通过一些历来最具有革命性的住宅区，为了让军队能迅速到达巴黎东部的窄路，1848年6月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普通民众就是在那里起义的。干道的建立也使得路障更难设立。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可能会为这些旧巴黎居民区的改造和大道两旁对称的新建筑而哀悼，“冰冷地排列着，仿佛阅兵式上的士兵”。不过这些干道似乎和日后国力的巩固相得益彰。夺目的百货商场和美丽的咖啡馆沿着优雅的大道依次排列，展现着帝国的宏伟主义以及现代的生活。大型的钢铁建筑为巴黎大堂提供了宽敞的空间，这一巴黎中心区的市场也进行了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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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还希望改善巴黎的卫生环境。一些宽敞的大道取代了肮脏住宅区蜿蜒的狭窄街巷。政府建造了水管，为居民提供清洁水源。400英里的下水道(14)改善了这座前不久爆发过霍乱的城市的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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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重建尽管为许多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但也迫使数千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城市中心区，在市郊寻找更便宜的住处，去城市的北面和东北(15)的人尤多，也有人前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更远的郊区，这些地区本身也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象征之一。这些项目花销巨大，远远超出了原始预算。投机商人提前得知下一批拆迁地点，借此大赚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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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左）和乔治·奥斯曼男爵，后者被看作巴黎的重建者或是“阿尔萨斯的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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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居民已经远远超过100万人。到1900年，9个欧洲城市达到了这个规模。伦敦远远甩开其他城市，1841年人口为190万，1891年已经达到420万。大概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英国人住在伦敦，它比接下来的七大英国城市和爱丁堡加起来还大。不断扩张的帝国城市似乎没什么管理办法，简直就是不同管辖区拼凑而成的巨大迷宫，在这里10000人行使着不同层级的职权。巴黎的大部分地区都受法国中央集权的政府管辖，伦敦则不同，到1889年建立伦敦郡议会以后，才有一个实质性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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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国际银行业、金融和商业的中心，更是大不列颠帝国的行政中心。“金融城”作为伦敦的银行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聚集地，其影响遍布世界，为无数帝国内外的国家提供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离开欧洲的资本中，有一半通过伦敦。世界上最大的商船船队满载着货物或人力，将羊毛制品和其他纺织品运往中国，将机器零件和五金制品运往俄罗斯，将玩具运往纽约，将移民运往加拿大，并将士兵和水手运往印度。与此同时，它也进口澳大利亚羊毛，芝加哥牛肉，波尔多葡萄酒，葡萄牙的红葡萄酒，以及古巴的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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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也是小规模生产和精加工的集中地，作坊往往只分别雇用几位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以服装业、家具制造业、建造工事和印刷业为主。繁忙的东区码头雇用了一大批“临时工”，也就是有活就干的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东区居住了200万人，在这里和伦敦的其他地区，流浪汉随地睡觉，废弃或半废弃的建筑中、桥下和铁路高架下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上层阶级的伦敦人来说，东区在他们的认知里，仅仅是个“传说中的地方”，是个贫民遍地的泥淖地，“与廷巴克图一样未经勘探”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要么讲外人很难听懂的伦敦方言，要么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腔，要么讲意地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