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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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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一名美国统计学家(13)注意到：“人口集中在城市，是当下这个世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在英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但法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瑞典甚至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的城镇人口都出现了迅速增长。曼彻斯特、圣艾蒂安和埃森等传统“工业城市”迅速膨胀，其他城镇的人口也在增加，源自服务业工人、政府员工和商业员工的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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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曾为几十万人（尤其是女性）提供全职或兼职的纺织和精加工工作，在19世纪后半叶逐渐消失。如今制造业越来越集中于城市中心，其中也包括成衣业中的家庭生产。机械化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减少了对农业劳动者的需求，鼓励人们迁居进城，在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或工业领域找工作。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40年内增加了1倍，到1886年已经有85万，增加的人口主要是从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来的穆斯林难民。华沙的人口在1850年为16万左右，到1911年有近80万，增加了4倍多。这座波兰城市三分之二的建筑都是19世纪建造的。中欧和东欧城市，如布拉格和塔林，分别涌入了更多来自乡村的捷克和爱沙尼亚人，改变了这些地方的民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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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工人阶级家庭住上了稍微宽敞一些的公寓，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居民区还是变成了可怕的贫民窟。伦敦臭名昭著的“背靠背”联立房屋之间，可能只有一点空间留给厕所和垃圾堆。对大部分英国工人来说，会客厅（家庭娱乐室）是“体面”的象征，但对他们而言那仅仅是个梦想。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房间里，因为越来越多的高地人开始挤进高层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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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黎空前拥挤，皇帝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50—60年代实施了一个大型重建工程。他委托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1809—1891）进行规划。他们共同制订的城市翻新计划是自17世纪伦敦大火后的重建，以及日本的江户（东京）于1657年大火后在大约同一时期的重建以来最宏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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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格拉斯哥的经济住宅；（右图）法国北部矿井附近的公司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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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希望通过建造又长又宽的林荫大道，来促进商业和工业的扩张，马路两边将对称地建造住宅。一些新干道有意通过一些历来最具有革命性的住宅区，为了让军队能迅速到达巴黎东部的窄路，1848年6月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普通民众就是在那里起义的。干道的建立也使得路障更难设立。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可能会为这些旧巴黎居民区的改造和大道两旁对称的新建筑而哀悼，“冰冷地排列着，仿佛阅兵式上的士兵”。不过这些干道似乎和日后国力的巩固相得益彰。夺目的百货商场和美丽的咖啡馆沿着优雅的大道依次排列，展现着帝国的宏伟主义以及现代的生活。大型的钢铁建筑为巴黎大堂提供了宽敞的空间，这一巴黎中心区的市场也进行了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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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还希望改善巴黎的卫生环境。一些宽敞的大道取代了肮脏住宅区蜿蜒的狭窄街巷。政府建造了水管，为居民提供清洁水源。400英里的下水道(14)改善了这座前不久爆发过霍乱的城市的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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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重建尽管为许多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但也迫使数千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城市中心区，在市郊寻找更便宜的住处，去城市的北面和东北(15)的人尤多，也有人前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更远的郊区，这些地区本身也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象征之一。这些项目花销巨大，远远超出了原始预算。投机商人提前得知下一批拆迁地点，借此大赚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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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左）和乔治·奥斯曼男爵，后者被看作巴黎的重建者或是“阿尔萨斯的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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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居民已经远远超过100万人。到1900年，9个欧洲城市达到了这个规模。伦敦远远甩开其他城市，1841年人口为190万，1891年已经达到420万。大概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英国人住在伦敦，它比接下来的七大英国城市和爱丁堡加起来还大。不断扩张的帝国城市似乎没什么管理办法，简直就是不同管辖区拼凑而成的巨大迷宫，在这里10000人行使着不同层级的职权。巴黎的大部分地区都受法国中央集权的政府管辖，伦敦则不同，到1889年建立伦敦郡议会以后，才有一个实质性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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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国际银行业、金融和商业的中心，更是大不列颠帝国的行政中心。“金融城”作为伦敦的银行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聚集地，其影响遍布世界，为无数帝国内外的国家提供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离开欧洲的资本中，有一半通过伦敦。世界上最大的商船船队满载着货物或人力，将羊毛制品和其他纺织品运往中国，将机器零件和五金制品运往俄罗斯，将玩具运往纽约，将移民运往加拿大，并将士兵和水手运往印度。与此同时，它也进口澳大利亚羊毛，芝加哥牛肉，波尔多葡萄酒，葡萄牙的红葡萄酒，以及古巴的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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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也是小规模生产和精加工的集中地，作坊往往只分别雇用几位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以服装业、家具制造业、建造工事和印刷业为主。繁忙的东区码头雇用了一大批“临时工”，也就是有活就干的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东区居住了200万人，在这里和伦敦的其他地区，流浪汉随地睡觉，废弃或半废弃的建筑中、桥下和铁路高架下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上层阶级的伦敦人来说，东区在他们的认知里，仅仅是个“传说中的地方”，是个贫民遍地的泥淖地，“与廷巴克图一样未经勘探”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要么讲外人很难听懂的伦敦方言，要么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腔，要么讲意地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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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不仅展现了奥匈帝国的社会和民族复杂性，还体现了现代城市日益明显特点：社会隔离。这座坐落在多瑙河上的城市，在1848年只有大概12万人口，到1867年已经增长到了28万，1914年更是将近90万。在19世纪中期，首都人只有一小部分说匈牙利语，但到1914年，匈牙利语已经成为了主要语言。许多德国人和犹太人移民此地，或被同化。社会差异的复杂性非常大，以至于当时面对不同的说话对象有五套敬语。有十分谦恭的“高尚的先生”（Gracious Sir），稍微不那么谦恭的“尊贵的先生”（Dignified Sir）或“伟大的先生”（Great Sir），以及非常普通的“喂，你！”（Hey，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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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之前的巴黎：夏尔·马维尔拍摄的枕木街照片，注意鹅卵石街道中央的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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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学家相信，城市过快发展会导致犯罪丛生（见第二十章）。但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城市发展，似乎只让针对财产的犯罪增加。格拉斯哥的犯罪率在19世纪下半叶不升反降，尽管像彭尼匪帮（Penny Mob）、“红人”和“凯利男孩”这样由年轻人组成的帮派经常进行敲诈勒索。当时的许多观察家抨击城市，认为其居民是一个无个性特征而疏远的群体。然而操着相同方言或口音，或信仰相同的亲朋好友们，往往会彼此鼓励搬去城市，互相分享工作和住宿信息。由此导致的迁居“链”形成了“城中村”，减少了人们无所归宿的感觉，缓解了法律缺失带来的不安分因素。利物浦和伦敦的爱尔兰居民区、波士顿和纽约的爱尔兰和意大利居民区都给人以团结一致的感觉，让新进城的人们不再那么强烈地感到城市没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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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里的社会隔离也越来越明显。电梯的出现使得住在公寓楼的富人们可以住到翻新过的更高的楼层，这些地方原本因为爬楼不便，本来是穷人的居所。富有的家庭居住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两侧和西伦敦的公园边上。随着欧洲大城市边缘的郊区发展起来，其中一些（尤其是伦敦城外的市郊地区）正迎合了中产阶级的喜好。他们可以每日通勤进城，并乐于居住在小型独立住宅中，因为空间更大，空气更清新。这些市郊地区不像大部分城市中心，其建造有所规划，水气供应和其他公共设施也更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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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洲城市的市郊主要还是平民的代名词。工厂建造在城市边缘以利用更大的空间、邻近的铁路和运河，以及价格低廉的土地和原材料(16)，同时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见第十四章）。城镇边缘的铁路和工厂周围是粗制滥造的廉租房，这些房子的主人大多自己不住在这里。越来越多的工人每天通勤进城上班，一些人仍旧步行，其他人搭乘电车、地铁、火车，后来出现了公交车。甚至俄罗斯的波罗的海省份中小小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周边都出现了这样的郊区，务工农民就居住在这样的城镇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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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发展，公民自豪感也产生了。地方政府建造历史纪念碑，修建新的医院和市政厅，资助乐队，建造带有豪华露天音乐台的美丽公园。它们为自己引领着一种日益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生活而自豪，偶尔举办音乐节，甚至可能拥有博物馆。自发成立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俱乐部和合唱团，在城镇的不断发展中成为了优雅的代名词，改变了几百万欧洲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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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同性恋亚文化也在大部分大城市和一些稍小的地方发展起来(17)。同性行为在1791年的法国首先成为合法行为，但男女同性恋者大多仍然选择不公开身份，尽管特征明确的宾馆、餐厅、酒吧、公园和花园提供了他们会面的场所。如果女性卖淫可以算堂而皇之，男性就总是遮遮掩掩。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仍然普遍不宽容，这一点可以参照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5—1832），他曾写了很多东西捍卫同性关系，但一直没敢发表。偶尔举行的引人注目的审判也表明了这一点。1897年在柏林成立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是第一个为支持同性恋群体权利而成立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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