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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 1901年 1911年 英 国 81000 153000 644000 法 国 379000 451000 699000 德 国 452000 907000 1159000 资料来源：诺曼·斯通，《变革的欧洲：1878—1919》（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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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城市，女性的工作往往是商场职员、速记员和秘书。1901年，秘书的数量是20年前的12倍；1861年还只有8％的邮政和政府文职岗位由女性担任，到1911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她们使用的工具从过时的羽毛笔变为钢笔，之后又变成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打字机。护士也成了一个体面的职业。咖啡馆和餐厅雇用了几十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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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收入跟企业家创造的财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就算是与管理人员的薪水也没法相比。工会和社会主义党派在这种大到让人生恨的差距的帮助下寻求获得工人的投靠，他们当中许多人每天只能步行上下班，看着穿着考究的富人坐着马拉出租车飞驰而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了几十年的实际工资确实进入了下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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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俄国尤其流行的令人神往的“白手起家”故事向人们暗示：辛勤工作能换来更好的生活。移民到美国的人对生活的期待非常高。不过当时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极其有限，对于第一代移民尤为明显，因此过高的期待往往带来失望。19世纪的后几十年，95％的美国企业家来自上层或中层家庭，只有不到3％来自贫穷的移民和农民家庭。在美国，不管是本地工人还是移民工人，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主要限于工人阶级内部，而非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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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西欧国家的工人得到了文职或者其他中产阶级下层的工作，但在19世纪80年代的困难时期，工人进入中产阶级要比19世纪中期困难得多。产业工人的低工资和时不时的失业使得工人们难以积累财产，购买自己的公寓或住宅，而这两点都是改变社会阶层的必要条件。工匠和技术工人比非技术工人有更多的机会提升社会等级。正如在美国一样，确实进入中产阶级的人寥寥无几。欧洲的大部分联姻都是门当户对的。工人阶级女性比她们的兄弟更容易进入上一层级，比如通过嫁给职员或火车站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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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文化变革：教育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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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里，政府都花费大量精力，希望能让更多公民受到教育。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上中学，包括一些女孩。西欧国家的政府在教育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促进了公众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与此同时，许多普通欧洲人也不再忠于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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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文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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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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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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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民的识字率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迅速上升，因为越来越多的政府实施了教育改革。总的来说，西欧，尤其是欧洲西北部人民的识字率比南欧和东欧人民要高，尽管世纪之交时俄国进展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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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议会不顾圣公会反对，通过了《1870年初等教育法》，将教育的责任交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国教教会及其对于不奉国教的新教徒尚未设立学校的地区，地方教育委员会可以设立学校(20)。188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5—10岁的儿童上小学。1899年起，年龄上限提高到了12岁，1911年，初等教育实现了免费。工人阶级聚居区的劝学官员，遭到了家长的抵制，他们宁愿自己的孩子工作补贴家用，而不愿他们上学。政府检察官的职能是保持教育标准，要求村庄为学校和教师住宿提供更好的设施。除了教年轻人“识字”，维多利亚时期晚期的英国小学还希望教会孩子们如何当一个“优秀的英国人”及“优秀的英国主妇”，将英国当时的社会和谐理想化，同时主张英国人民比殖民地人民的“高等”（见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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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费里法》(21)让所有3—13岁孩子的小学教育实现了免费、义务、世俗化。每个地区都要求开办教师培训学校，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加斯科涅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其他讲地方土话的人都要学习法语，因为尽管很多人仍然讲两种语言，但法语是最常用的。在意大利，意大利语不再是上层阶级专属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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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间有读写能力的人的比例仍然差距较大。能够读写的男性比女性多，城镇人口比农村人口多。在法国，19世纪中期时，40％的入伍新兵是文盲，等到世纪之交，该比例已经下降到6％。与此不同的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1870年时一百名新兵中只有一人能够读写，而1890年时西班牙70％的选民都是文盲。在1860年，75％的意大利男性和将近90％的意大利女性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依靠写信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信。到1914年，75％的意大利人识字，然而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地区，许多地方超过半数的儿童并不经常上学，甚至完全不上学。在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只有不到1％的人口还是文盲。在俄国，文盲率从19世纪60年代总人口的约90％下降到1910年的约75％。老一辈的不识字的俄国人不信任教育的作用(22)，他们还担心教会人们识字会侵蚀乡村的宗教文化(23)，而年轻的农民则嘲笑他们迷信的父母，乐意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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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80年代，女性教育问题在西欧尤为显著。只有家庭有能力并愿意支付学费，女性才有可能上中学。在法国，女性可以教导男孩，但男性不可以教导女孩。世俗教师和修女都教育女孩家庭内的使命，强调性别差异和对未来丈夫的服从，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一名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性后来回忆说，她所受的教育是为了“让我有朝一日能为我丈夫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都强调爱国、世俗、政治上保守的主题。人们一致认为，女孩的女教师道德无可指摘，在其群体中是完全世俗化的母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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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上中学，1875年到1912年间，德国的中学生数量翻了3倍，法国则翻了4倍。很多家庭把教育看作是改善他们女儿就业和婚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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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上来说，依然只有较为富裕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中学教育。此外，现存的教育体系加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劝人“耐心忍受”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中学教授的技能可以让人们找到好工作，但却很少招收下层阶级的学生。在英格兰，19世纪60—70年代创立的寄宿学校迎合了中产阶级学生的需求，而“绅士”的孩子们则进入九所老牌精英“公立”(24)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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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反对剑桥大学录取女学生的抗议，表明很多人不愿意消除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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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这段时期，欧洲的大学生人数翻了3倍，但大学教育仍局限于很小一部分的上层阶级。本世纪中期的剑桥大学学生中，60％是地主或者牧师的孩子。1913年，英国全国3600万人中，只有1.3万名大学生，尽管他们当中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且技术学院也开始吸引更多学生。但以普鲁士为例，一千个大学生中只有一个人来自工人家庭。与此同时，俄国沙皇却逆流而行，让非贵族家庭的孩子更难以进入中学和大学学习。但是总体来说，大学的数量在增加，如这个时期的匈牙利，就开设了三所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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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大学对女性的接受却十分缓慢。19世纪60年代，巴黎出现了少量医科女学生。1867年，苏黎世大学迎来了首批女性学生。70年代，英格兰已经出现了女子学院，在丹麦和瑞典的大学也出现了女性学习的身影。而在德国，教授们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保镖”，女性直到90年代晚期才能上大学。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了一名女性后，便停止了授课，并把她送出了大门。直到1909年，女性才有权利在德国大学中学习。1897年，剑桥大学的评议会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女性取得剑桥大学学位的权利。直到1920年和1948年，女性才能够分别在牛津和剑桥享受所有的学生权利并取得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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