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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时有人说：“你没法把书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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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也可能会对敬老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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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实是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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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尽管部分原因在于女性比男性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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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让一名摄影师拍了一张她躺在棺材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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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国人称其为英式足球（so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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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尽管一般来说，板球运动员所在的阶层比他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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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其显著的表现是许多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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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二十章 快速变革的世界引发政治和文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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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同时国家面临着政治运动的有组织的挑战，这些运动否定了那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要求彻底的变革。政府官员、社会改革者和政客们面对着许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艰难处境，英国人称之为“问题中的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实施社会改革，提高工人及其他穷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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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想要掌控国家的大型社会主义政党也逐渐成长起来，这是大众政治生活到来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阶级革命将必然推翻资本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者的看法则不同，他们相信选举的胜利能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赢得最终胜利的过程中可以向国家施压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无政府主义者不希望夺取国家，宁愿把它废除。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暴力行为的星星之火能形成社会革命的燎原之势，因此在世纪之交发动了一场恐怖主义运动，实行了政治暗杀。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工会主义者被称作syndicalists(1)，他们相信工会不仅能提供工人执掌国家的方式，也能提供革命成功后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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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从英国到俄国，全欧洲都涌现了惊人的文化成果，作家和艺术家们看到了世界的改变，有的接受，有的排斥。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社会，确实无疑的进步和增进的繁荣下还潜藏着文化悲观主义和艺术反抗，这是现代人对进步这个概念本身的批判。1904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写道：“时不时地，世界的格调会发生改变，我们曾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些观点，现在却怀疑它们的重要性，道路已经迷失在黄昏中。”对一些人来说，世纪末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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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国家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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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尔·马克思曾悲观地预测，工人的工资会继续下跌，其整体生活状况会继续恶化，但这一论断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并未应验。然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贫穷的折磨导致了过多的社会危机。许多读者在小说和工人阶级生活调查里读到了关于阴暗的制造业城镇中凄凉的贫民窟的描述。1870年前后，由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影响深远又明显，国家逐渐开始介入，帮助穷人。国家和慈善机构逐渐将贫穷看作一个社会问题，而非道德问题。西欧国家的政治左翼人士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进行社会改革。在法国和意大利，未婚母亲的补贴项目克服了天主教会的反对，投入运行。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典随后开始允许有保险的妇女休短期的带薪产假。其他一些地方则开始实行无薪产假。对老年人群的规范化援助发展较慢，部分原因是传统观念认为家庭应该负责照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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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工人们越来越好战的态势，西欧的很多雇主希望通过家长式的政策来维持工人对他们的忠诚。他们鼓励工人成立储蓄协会，把工人阶级家庭节衣缩食为未来准备的小额存款汇集起来。少数制造商开始为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成立基金，或为员工提供最基本的宿舍(2)。然而这样的家长式的政策主要在西欧较为盛行，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一些社会改革者、许多政客和大部分工人要求国家加以干预，以保护工人免受部分不确定性因素和劳动繁重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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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故往往会给工人们带来个人或家庭的不幸，而第一个为工人提供相关保护的国家不是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议会制的英国，而是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盛气凌人的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希望比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获得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他还决心要保持自身的权力和帝国的专制结构，出台的国内政策往往在中产阶级政治利益和工人阶级需求间进行协调和安抚。因此，这位德国宰相使社会主义者处在微妙的立场，他们要么反对有利于工人的法令，要么就显得在软化自身基于意识形态拒绝与专制的帝国政府合作的态度。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为所有工人提供了长达13周的救济，前提是他们的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救济资金主要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年后，俾斯麦宣布一项政府经营的新保险项目，它将和已有的自愿计划合并。这一项目将对工人们的伤病作出补偿，同时提供一些退休金。还有一些其他法律要求所有工人针对意外事故和残疾购买保险，这些资金将由雇主支付一半，还能为工人提供70岁以后的养老金。到世纪之交，许多德国工人都享受了医疗服务，在生病和受伤时能收到小笔资金，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还能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到1913年，1450万德国工人拥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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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时间的英国济贫院，给失业工人一些慰藉，他们正遭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沛流离和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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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相比，英国的社会政策更加初级。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所设立的济贫院仍然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尽管在19世纪末，情况已有所好转。家庭被迫分离，济贫院成员被迫穿制服、做礼拜、参加团体活动、保持静默，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达到学习“纪律”的目的。当时一位工人阶级生活的调查者注意到，“对‘院子’的厌恶是普遍的，人们为了不进济贫院，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和穷困”。济贫院的大部分成员都不是身体健全的失业者，而是儿童、病弱人群、单身母亲、老人或疯子。尽管公共舆论已经十分反感济贫院，只作了些许改革的《济贫法》却直到1929年前都一直保留在法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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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最初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建立最低卫生标准。《工厂法》（1875）将大工厂的每周工作时长降低到56小时。同年，政府颁布了《工匠住宅法》，对不卫生的住宅作了界定，赋予政府权利以拆除不达标的贫民住宅。但这些法律的实施十分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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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纪之交，许多保守党、大部分自由党和新成立的工党(3)几乎所有成员都认同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改革，因此结束了自由党政府不干涉经济运作的传统。《劳工赔偿法》（1897）让雇主承担工作事故产生的经济赔偿，另一法令则将这种保护的对象拓展到了农工。自由党政府为穷苦儿童提供午餐，并通过了《养老金法》（1908），为70岁以上、每周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的工人提供一定的补助。1908年，英国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能领取小额养老金。根据《国民保险法》（1911），工人的互助会可以在员工自愿扣除工资（与德国不同）的前提下管理保险金。法令的主要效益在于给更多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直接医疗服务。不过，英国仍有三分之一的穷人没有任何补助。此外，政府对英国失业工人的补助在组织化程度和数目上也不如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