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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库尔贝的《浴女》（1863），人物姿势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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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持续惹恼官方。法国警察曾将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拖上法庭，指控他发表淫秽作品。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非常细致地再现了一位住在沉闷的诺曼底镇的百无聊赖的资产阶级家庭主妇的风流韵事。福楼拜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放荡的另一面。但正像当时的大部分作家和艺术家，他也依靠资产阶级的资助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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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超脱现实的科幻小说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十分热衷于飞速发展的地理、科学、天文、物理以及不断提高的交通和通讯水平。凡尔纳的《环游地球八十天》在1873年首次出版后大受欢迎。在英国，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在19世纪80年代末塑造的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小说中第一个真正的科学侦探。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对女性生活的忧虑同时引发了赞赏与反对。他的戏剧深刻有力，如《玩偶之家》和《海达·高布乐》，逼真地描写了复杂人物的心理和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易卜生可以算是现代戏剧之父，他通过展现小镇家庭的生活，入木三分地突出了罪恶和伪善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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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小说家埃米尔·左拉（1840—1902）的作品表现了工人阶级生活，让评论界十分震惊，不仅是因为主题本身挑战了文学价值的传统观念，还因为他毫不掩饰，如实地照他所见描绘普通人。左拉相信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是一种科学形式。为了在小说《萌芽》（1885）中如实描述矿井工作，他曾深入法国北部的地下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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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新兴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和作家在法国面临审查。拿破仑三世禁止历史学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发表演讲。勒南自认为主张“进步观念”，主要是对科学的信赖。他的《耶稣的一生》（1863）将基督描绘成历史人物，似乎在质疑其神性，因此激怒了天主教会。此外，勒南声称人们必须像研究其他历史文稿一样研究《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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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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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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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群艺术家发展出了印象主义，这一非凡的艺术风潮直到世纪末才结束。正像巴比松画派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印象派画家拒绝传统的宗教、历史主题和正规手法。恰恰相反，他们描绘城市和乡村的风光，创造日常生活场景，但一般会将人物融入其中。印象派崇尚主观性，更愿意直接观察研究自然的效果，而不是在画室里构图、模仿经典风格。爱德华·马奈（1832—1883）也是一名纨绔公子，热衷于创造在当时被称为“源自今日”的艺术。印象派画家描绘他们看见的事物，以及第一眼看到的事物的样子，比如阳光是怎样倾泻在无生命的物体上(11)。他们在巨大的画布上(12)涂抹更浅更亮的颜色，运用许多小色块表现一种自然、活力和动作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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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74年，一群印象派艺术家有了自觉，他们才开始展出他们的画作。尽管如此，他们的艺术为官方所不容，并受到官方的这种反应的影响。沙龙展（Salon）是一个国家举办的展览，艺术家依靠该展览吸引买家。1863年，官方沙龙展的评审员拒绝了马奈的好几幅画作。一些怨言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他允许一些画作在其他展厅展出。“落选沙龙展”上的作品作者包括马奈、奥古斯特·雷诺阿和保罗·塞尚。一些评论家对他们看到的画作大为愤怒，但至少公众现在可以决定自己的意见。马奈的《奥林匹亚》（1863）引发了一片指责。这幅裸女画使公共舆论震惊。气恼的欧仁妮皇后的表现不逊于拿破仑三世，她丈夫用马鞭敲击库尔贝的画作，而她用扇子敲击了马奈的作品。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受到了严厉批判，因为它描绘了一名裸女与两名衣冠整齐的上层社会的男士一同野餐。在这一方面，马奈向古典主义为意象划分的等级发起的挑战比现实主义者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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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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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奈选择的当代主题都颇受争议，如普通人、客户和自得其乐的咖啡馆女招待。他和他年轻的朋友克洛德·莫奈（1840—1926）都曾画过圣拉扎尔车站这个每天几千名通勤客、休假的人和其他游客出入的地方。贝尔特·莫里索（1841—1895）是马奈的弟媳，她的画作的主题往往是女性，背景有私人花园、布洛涅森林、塞纳河上的船以及富有的巴黎人“发现”的诺曼底海边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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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重建为人们理解现代性打开了新的窗口。印象派画家们发现宽敞的林荫大道就是表现现代生活的绘画的合适的主题。巴黎人的休闲日渐商业化，早期印象派也深受此影响。埃德加·德加（1834—1917）跟随着富有的巴黎人走进剧院、赛马场、咖啡馆和音乐咖啡馆，这些地方提供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包括歌舞表演、诗朗诵、喜剧和以歌词淫秽而出名的俚曲。德加往往选择女艺人作为绘画主题，她们大多数来自普通大众阶层。他的芭蕾舞画中，阴影中的富有绅士等待着他们的战利品，就像拿破仑三世本人，他们占据着剧院里最靠近舞台的座位，或站在舞者化妆室的阴影里。德加的家庭从事银行业，很早就在一次经济萧条中失去了财产，他在《证券所人像》（1879）一画中，刻画了巴黎投机商人不讨人欢心且阴暗的典型形象。巴黎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这也是印象派常选取的主题。德加的《苦艾酒》（1876—1877）展现了咖啡馆中两个毫无关联的人物。与陌生人的这样一场偶遇，似乎也是现代生活里固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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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德加的《苦艾酒》（1876—1877）展现了一名女性和与她作伴的一杯苦艾酒。值得注意的是桌子没有支撑，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那杯苦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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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也表达过对大型工业的不安的矛盾心理。19世纪70年代，他居住在巴黎的工业化郊区阿让特伊，他对那座城镇的描绘展现了休闲与工业之间的平衡(13)。莫奈最终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熙熙攘攘，搬去了塞纳河下游一个叫作吉维尼的小村庄。在那里，花园、池塘和睡莲叶为他的绘画事业提供了理想的乡村环境。他从没画过从地上横穿而过的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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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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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家们对工业社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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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进步是必然趋势，且呈线性发展。这一乐观观点后来被称为实证主义。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已经传播了对科学的美好前景的信仰。孔德相信，科学发现已经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或科学）阶段。孔德认为那个被他称为“社会科学”的领域也会有这三个阶段。他推断，社会本身和自然一样，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其发展过程可以勾勒。孔德的实证主义要求人们积累能帮助社科学生理解社会发展的法则的有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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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者挑战了国家教会的一些核心信条，尤其是天主教会的信条。天主教神学家坚信人性本质上恒久不变。达尔文主义（见第十八章）否认《圣经》中上帝七天创造世界的说法。许多教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想到人类可能是猿类的后代，就感到十分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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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急剧的社会变革，看到他们身边的社会在发生变化，试图理解社会的结构。他们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客观系统地分析观测到的社会数据。渐渐地，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发展起来，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经济和社会力量试图使社会分散时，社会如何继续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本身就表现了世纪末的文化危机。1887年，德国人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发表了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他试图糅合并应用历史经验来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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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现代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他曾受到滕尼斯的影响，同时被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和国家的成长所吸引。韦伯希望创造一门客观且“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社会科学，并认为这样的科学是指导未来的关键。韦伯曾在海德堡接受训练，成为了一名法学教授，他对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主张人只要为追求利益而努力工作就是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观念。他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16—17世纪加尔文教派的企业家精神挂钩。韦伯意识到，当下的政府结构有扩大的趋势，国家、商业和政治体系倾向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这标志着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的大获全胜，以及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但是他还担心，在这个前进中的缺乏人性的官僚体制时代，国家官员们会无视政治和社会理想。韦伯眼中的现代人似乎被困在他所说的“现代生活的铁笼”中。作为理论家的韦伯身处一个让人焦虑的时代，乃至他本人在世纪之交时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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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里，医生们确诊了更多的疑病症、“忧郁症”和癔症病例。很多人将这些使人麻痹的精神失调归咎于复杂的现代生活，它似乎对神经系统的刺激太过强烈。神经衰弱似乎尤其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其症状正好是对都市生活的两大特色——灯光和噪音十分敏感，此外还有疲倦、忧虑和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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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问题也在很多国家造成了困扰。在英国，工人们“时不时喝上两杯”啤酒的习惯让改革家十分忧虑。当时的一名调研人员称，许多工人将收入的四分之一花费在喝酒上。法国(14)、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酒产量急剧上升，充斥着市场，导致价格大幅下跌。在法国的一些地区，每年人均(15)消耗超过60加仑葡萄酒，此外还有啤酒、白兰地和苦艾酒(16)。世纪之交时，法国有将近50万商业机构获准卖酒，相当于每54人拥有一家，相比之下，在英国差不多每843人有一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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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戒酒运动就像矮小的堤坝一样无力阻挡饮酒狂潮。民族主义者担心出生率下降过快，与一些医生和改革者一同声称：由于人们可能因酗酒危害而失去繁殖能力，法国因此面临着“种族退化”。一些医生谴责女人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所以法国人口增加缓慢。女性主义崛起本身便面临重重阻碍，这一论断更是为其雪上加霜。一些女人开始将自己首先视为共和国内的母亲，此后再要求更多权利。民族主义者坚持声称，只有将人们团结在爱国精神周围，法国才能避免彻底崩溃。英国的戒酒运动比法国更早，也猛烈得多。英国和瑞典的戒酒运动都和教会联系紧密，瑞典的戒酒社团在1909年有近50万签署保证书承诺滴酒不沾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