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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拥有了一个立足点，欧洲大国就会通过三种方式建立计划经济或“掠夺”经济：占用本地民族的土地；使用土地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剥削本地民族获得劳动力。欧洲大国对自然资源实施商业管制。殖民大国常常切断与其他殖民地之间长期以来的商路，禁止进行对本国商人无益的贸易。欧洲商人在国内与外国进口商品竞争时受到高关税保护，在殖民地则始终垄断本国制成品的销售。殖民者强迫当地人为欧洲市场生产商品，或在最好的情况下用鼓励的方法。他们阻碍甚至禁止生产与母国出口商品形成竞争的产品，或开采此类产品的原材料。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荷兰人直到1870年一直采用“栽培”或“耕作”体系。他们给本地人的生产设置定额，强迫人们劳动，在咖啡价格走高时命令西爪哇人种植咖啡，而当香料价格下跌时则让人把香料植物砍掉。长期以来，当地人被强迫放弃他们传统的农业种植习惯，最终成为工资制经济中收入微薄的劳工。他们还失去了传统的打猎、放牧和拾柴的权利，而这一过程同样是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农业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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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锡兰（斯里兰卡，在拿破仑战争中从荷兰手中夺取）、荷属爪哇和德属东非，无法出示正统西式的土地契约或是土地所有权证明的当地人只好看着土地被殖民国家夺走。在北非，法国政府为了提高法国移民的经济利益，把阿尔及利亚最好的土地送给他们。政府还要求阿拉伯人共有的土地必须被拆分成个人土地出售，但却只有法国人买得起。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法国要求得到游牧民族领地等“未开发”的土地。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对卡拜尔人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定居一地，其私有制的世俗社会比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社会更接近法兰西共和国的社会形态。法国殖民地治理者最希望的是维持秩序、收取税款。一位游客发现，“想要开化社会，人头税首先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某个地区“如果一个村庄没办法或不肯缴清税款，就会被夺走一个孩子，他会被送到一个叫作‘自由’的村子里，直到所有的税款都缴清”。在有些地方，税是以强制劳动的形式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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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在他们的非洲殖民地实际上实行了奴隶制。他们把人从安哥拉的殖民地绑走，用船运到圣多美岛，强迫他们在那里的可可种植园“依照合同”工作5年，很少有工人能在那5年里活下来。在安哥拉，交不起税的村民必须每年给政府工作100天。殖民商人和官员强迫殖民地居民在矿井和建筑工地干活的情况也很普遍；在德属喀麦隆，每年仅在一条路上就有大约8万非洲人给德国人运输货物。1946年之前，这种可认为是经伪装的奴隶制的强制劳动一直在法国的多数殖民地内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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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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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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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国家体系的设想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是矛盾的。几乎所有的非洲人都不像欧洲人那样痴迷于确定国家的明确边界，这种痴迷在民族国家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尤其强烈。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部落社会的非洲人来说，殖民大国建立的“边境”和“边界”等欧洲观念武断地分割了很多社群，有时还影响到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殖民大国利用了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用金钱买到了一些临时盟友的效忠。英国人熟练掌握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偏爱占优势地位的族群，并从中挑选官员，以此保证合作。在印度，英国人有效地利用了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以此控制军队中的印度士兵，对反对者实行无情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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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国维持对殖民地控制的手段不尽相同。历史学家将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帝国主义，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只有程度高低之分。英国选择的是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路径，在经济和军事上维持统治，并不一定接管政治运作，对印度的间接统治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一个“常驻官员”或英国代表拥有着至高的权力。在正式的帝国主义事例中，欧洲大国给予殖民地“被保护国”地位，并对其进行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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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被保护国”的本质，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最初，被保护国的建立是指殖民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控制该地区的外交关系，但让该地区的统治者或是酋长管理人民。英国的殖民机关由地处伦敦的殖民地部领导，这一机关和母国政府本身一样，职员相对较少，权力较分散。殖民地长官执行政策。但是殖民大国逐渐通过土著官员，加强了管理本地人口的权力。1886年，英国拥有其大部分殖民地的全部主权。当地统治者发现先前订立的条约已经无效，并日益感觉自己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和本国人民之间的媒介。当地的司法体系尽量维持原状，这也是出于成本上的考虑，但白人只受殖民国法庭审判，该特权被称为“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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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想要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来使殖民地收支平衡，这些公司在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后来的罗得西亚实现了英国的统治，并为换取赚得利润的权利承担了巨大的花销。英国殖民政府把铁路和个人资本引向可能提取原材料或有潜在市场的地区。帝国政策强迫殖民者和当地人口赚取收入以支付铁路、公路和政府官员需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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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的阿散蒂王国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其命运正说明了非正式控制如何转变为更直接的统治。19世纪60年代初，英军和阿散蒂人在英国人已建立了被保护国的黄金海岸的北部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1873—1874年打败阿散蒂人之后，英国把黄金海岸变成了皇家殖民地，以便更直接地控制这个地区。1891年，英国人提议阿散蒂王国自愿成为被保护国。国王回应：“我不会把自己的阿散蒂王国交付给任何这样的政策；阿散蒂必须像从前一样独立，同时友好对待所有白人。”5年后，国王无力拿出足够的金子换取国家的持续独立，英军于是占领了阿散蒂首都，并驱逐了国王。1900—1901年，英军镇压了这里爆发的一场起义，起因是阿散蒂人不肯交出作为他们民族象征而备受珍视的金凳子，镇压过程相当血腥。1901年，阿散蒂王国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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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非洲的帝国事业往往始于贸易公司的董事或者大股东在丛林和灌木中开辟领地的行动。皇家尼日尔公司听从了狂热的游说，在1886年从议会获得了行政权之后不断发展相当于今天的尼日利亚的地区。为了还击法国在东非的行动，英国政府批准皇家尼日尔公司穿越雨林前往苏丹考察。作为刚到非洲的新人，德国商人起初在后来的喀麦隆东边建立贸易站，同时英国政府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建立起一个被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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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和皇家尼日尔公司通过协议确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1899年，皇家尼日尔公司破产时，英国政府接管了所在地的治理。这种情形对于法国、荷兰和德国来说很常见：获得国家垄断权的商业公司在一个新殖民地实现贸易收益，之后就进入财政困境甚至破产，因而必须接受帝国政府本身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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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大英帝国庞大的土地面积，其殖民官员的数量非常少。19世纪末，大约6000名英国公务员管理着印度的3亿人民。英国殖民机构给贵族的后代提供了职位，他们很多人成为了海军和陆军的高级军官。从1858年到1918年任职的14位印度总督中，有11位生来就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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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阿散蒂战争期间英军接受补给，这场战争促使英军于同年建立了加纳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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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官员有选择性地从殖民地人口中提拔下级官员，如训练印度的高种姓阶级进入次大陆政府工作。在尼日利亚，得宠的部落酋长可以行使行政职能。在20世纪的头10年，作为对于埃及首波民族主义活动的一点回应，英国政府让埃及人可以更多地参与国家治理。在马来亚，英国“常驻官员”有责任平息可能威胁英国管理的骚乱，而本地统治者往往担任带薪行政官员，其权力仅限于处理一些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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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升任英国人手下职责较重的职位的当地人努力在衣着、谈吐上向英国绅士靠拢。但是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瞧不起西化的印度人；他们拿“印度绅士”开玩笑，不是因为他似乎否定了自身的文化，而是因为认为他永远也不够格成为英国人。同时，英国政府一般都保持本地贵族统治阶层的完整，因为这样显得更自然，并能使得殖民治理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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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英国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也体现了两国本身的差异。法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反映了法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发展特点，即中央集权。法兰西帝国的基础是军事控制而非贸易关系。相比对手英国，法国在其殖民政府中更多地雇用法国官员，对本地民族的依赖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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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部在经济决策上扮演的角色比英国殖民地部重要得多。1894年，法国殖民地部建立之前，殖民地管理一直由法国海军和商务部负责。在法国殖民政府任职的官僚有些曾在19世纪80年代创建的殖民学院接受过训练。非洲人和越南人曾在法国总督手下做过公务员。和英国殖民政府一样，法国殖民政府也利用现有的民族和文化矛盾，让优势群体控制他们的敌对方。因此，法国政府让越南官员在柬埔寨和老挝担任重要职位，而在马达加斯加，高地的官员统治了他们沿海地区对头的机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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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直接统治。阿尔及利亚人可以成为法国公民，但是权利受到限制。尽管政府和执法权掌握在法国殖民政府手上，摩洛哥的苏丹和突尼斯的贝伊至少在名义上仍然统治着他们的臣民。1887—1893年间，法国在东南亚建立了包括科钦、东京、安南、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由同一总督管理，而法国仍然保留了各地原有的君主。1895年，法国政府建立了法属西非联邦，以集中西非的行政管理，1910年它又建立了由中非殖民地组成的法属赤道非洲联邦。拥有当地最高行政权力的是总督，其行政机关设在达喀尔和布拉柴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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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人远离当地土著人。上流社会试图创造复制版的剑桥和牛津大学(30)以及伦敦绅士俱乐部的公共休息室，其中穿梭着印度、非洲和亚洲的侍者。殖民地的英国女性只给她们的客人上英国菜。在印度，英国的“山中避暑地”起初是世外疗养院，让英国人从热带气候和疾病中恢复健康，后来也作为指挥高地，让英国人对殖民地加以监视。这些地方成为了帝国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是权力中心，而且是封闭的英式社区，是一座座复制了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的“白人孤岛”。在肯尼亚和罗得西亚，殖民者社区确实是在动荡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围绕着大家同为“白人”的信念组织的；新来的居民被劝说不要跨越种族界限，因为其他人担心这种联系会削弱殖民者间的凝聚力。在德属非洲殖民地，德国女性自认为是文化大使，而殖民官员把她们当成德国文化的代表，甚至德国文化的保障，使得他们在殖民地生养的孩子能像德国人一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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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城市建筑处处流露出西方统治的色彩。在印度支那如今成为越南的地区，建造在河内的歌剧院模仿了巴黎歌剧院。法国建筑师打算为西贡的大教堂建造盛期哥特式的拱顶，却没有考虑到法国和东南亚显著的气候差异，导致建筑通风不好。巨大的公共建筑和长长的林荫大道将法国的统治以现代建筑的形式延伸到法国移民和殖民地土著的日常生活中。在马达加斯加，医科学校的课程设计也更适合里昂，而非热带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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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必须斟酌这样一种观点：帝国主义者和土著民族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这两个世界必定是对立的。有些帝国主义者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兼容并包东西两方，比如他们收集(31)印度教雕像或各种埃及工艺品，这些都是他们认为能代表东方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两个世界。同时，孟加拉国贵族也收藏代表欧洲文明的物件。跨文化的交流，表明帝国主义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协商、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一些帝国主义者在搜集代表被殖民者的物件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摆满了他们的收藏品。来自殖民地的物品也成为了帝国主义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中产阶级家中也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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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