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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和皇家尼日尔公司通过协议确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1899年,皇家尼日尔公司破产时,英国政府接管了所在地的治理。这种情形对于法国、荷兰和德国来说很常见:获得国家垄断权的商业公司在一个新殖民地实现贸易收益,之后就进入财政困境甚至破产,因而必须接受帝国政府本身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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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大英帝国庞大的土地面积,其殖民官员的数量非常少。19世纪末,大约6000名英国公务员管理着印度的3亿人民。英国殖民机构给贵族的后代提供了职位,他们很多人成为了海军和陆军的高级军官。从1858年到1918年任职的14位印度总督中,有11位生来就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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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阿散蒂战争期间英军接受补给,这场战争促使英军于同年建立了加纳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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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官员有选择性地从殖民地人口中提拔下级官员,如训练印度的高种姓阶级进入次大陆政府工作。在尼日利亚,得宠的部落酋长可以行使行政职能。在20世纪的头10年,作为对于埃及首波民族主义活动的一点回应,英国政府让埃及人可以更多地参与国家治理。在马来亚,英国“常驻官员”有责任平息可能威胁英国管理的骚乱,而本地统治者往往担任带薪行政官员,其权力仅限于处理一些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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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升任英国人手下职责较重的职位的当地人努力在衣着、谈吐上向英国绅士靠拢。但是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瞧不起西化的印度人;他们拿“印度绅士”开玩笑,不是因为他似乎否定了自身的文化,而是因为认为他永远也不够格成为英国人。同时,英国政府一般都保持本地贵族统治阶层的完整,因为这样显得更自然,并能使得殖民治理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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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英国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也体现了两国本身的差异。法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反映了法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发展特点,即中央集权。法兰西帝国的基础是军事控制而非贸易关系。相比对手英国,法国在其殖民政府中更多地雇用法国官员,对本地民族的依赖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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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部在经济决策上扮演的角色比英国殖民地部重要得多。1894年,法国殖民地部建立之前,殖民地管理一直由法国海军和商务部负责。在法国殖民政府任职的官僚有些曾在19世纪80年代创建的殖民学院接受过训练。非洲人和越南人曾在法国总督手下做过公务员。和英国殖民政府一样,法国殖民政府也利用现有的民族和文化矛盾,让优势群体控制他们的敌对方。因此,法国政府让越南官员在柬埔寨和老挝担任重要职位,而在马达加斯加,高地的官员统治了他们沿海地区对头的机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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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直接统治。阿尔及利亚人可以成为法国公民,但是权利受到限制。尽管政府和执法权掌握在法国殖民政府手上,摩洛哥的苏丹和突尼斯的贝伊至少在名义上仍然统治着他们的臣民。1887—1893年间,法国在东南亚建立了包括科钦、东京、安南、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由同一总督管理,而法国仍然保留了各地原有的君主。1895年,法国政府建立了法属西非联邦,以集中西非的行政管理,1910年它又建立了由中非殖民地组成的法属赤道非洲联邦。拥有当地最高行政权力的是总督,其行政机关设在达喀尔和布拉柴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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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人远离当地土著人。上流社会试图创造复制版的剑桥和牛津大学(30)以及伦敦绅士俱乐部的公共休息室,其中穿梭着印度、非洲和亚洲的侍者。殖民地的英国女性只给她们的客人上英国菜。在印度,英国的“山中避暑地”起初是世外疗养院,让英国人从热带气候和疾病中恢复健康,后来也作为指挥高地,让英国人对殖民地加以监视。这些地方成为了帝国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是权力中心,而且是封闭的英式社区,是一座座复制了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的“白人孤岛”。在肯尼亚和罗得西亚,殖民者社区确实是在动荡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围绕着大家同为“白人”的信念组织的;新来的居民被劝说不要跨越种族界限,因为其他人担心这种联系会削弱殖民者间的凝聚力。在德属非洲殖民地,德国女性自认为是文化大使,而殖民官员把她们当成德国文化的代表,甚至德国文化的保障,使得他们在殖民地生养的孩子能像德国人一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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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城市建筑处处流露出西方统治的色彩。在印度支那如今成为越南的地区,建造在河内的歌剧院模仿了巴黎歌剧院。法国建筑师打算为西贡的大教堂建造盛期哥特式的拱顶,却没有考虑到法国和东南亚显著的气候差异,导致建筑通风不好。巨大的公共建筑和长长的林荫大道将法国的统治以现代建筑的形式延伸到法国移民和殖民地土著的日常生活中。在马达加斯加,医科学校的课程设计也更适合里昂,而非热带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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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必须斟酌这样一种观点:帝国主义者和土著民族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这两个世界必定是对立的。有些帝国主义者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兼容并包东西两方,比如他们收集(31)印度教雕像或各种埃及工艺品,这些都是他们认为能代表东方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两个世界。同时,孟加拉国贵族也收藏代表欧洲文明的物件。跨文化的交流,表明帝国主义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协商、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一些帝国主义者在搜集代表被殖民者的物件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摆满了他们的收藏品。来自殖民地的物品也成为了帝国主义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中产阶级家中也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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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对欧洲帝国主义目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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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将欧洲大国开拓疆土的目的总结为“上帝、黄金和荣誉”,或者如地理学家、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说的“基督教、通商和文明”。如果其中有“新帝国主义”背后最重要的动因,又该是哪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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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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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殖民者坚定地认为上帝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寇松勋爵曾经非常激动地称赞大英帝国是“上帝的意志下世界上有过的永远最好的工具”。而一名南非人则从更现实的角度评论道:“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拥有土地而你们有圣经;现在我们有了圣经而你们拥有了土地。”在“新帝国主义”时期,“教化”仍然是一些欧洲传教士的动机。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前往非洲、印度和亚洲,以上帝的名义让人们皈依宗教。1900年,大约1.8万名新教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定居。法国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日益认为,自己在通过法国人的“教化使命”,为当地人带去好处。几十年来法国传教士与代表世俗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官员关系并不友好,但他们逐渐使自己适应了由他们的工作支撑的帝国计划。一些英国官员认为英国国教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非常令人厌恶。大多数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神职人员较少宣称“教化”土著人,基本上只是满足他们的军队和移民的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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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将《圣经》授予一名中非打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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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使命”的一个方面是一些改革家尝试限制或停止虐待土著民族的行为。在一些地方,神职人员迫使欧洲人停止或至少减少了虐待当地人的行为。传教士团体可能是欧洲殖民运动的“良心”,而有点良心总比没有要好。对英国改革者而言,本世纪初“教化使命”的基本目标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这一目标在1833年达成。19世纪80年代,来自英国自由党的压力帮助遏制了运送中国人去南非矿井做契约劳工的行为。未来的印度领袖、当时年轻的(圣雄)莫罕达斯·甘地(1869—1948)和其他人一起,揭露了南非纳塔尔省的印度劳工悲惨的遭遇,让英国政府十分尴尬。法国的宗教领袖发起运动,反对非洲残余的阿拉伯奴隶交易。英国官员抗议葡萄牙和比利时企业家对劳工的残忍,但英国政府拒绝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向非洲销售武器和酒,因为这两样商品对英国商人来说利润极高。与此类似,英国政府也拒绝禁止英国商人在中国销售印度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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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殖民官员弗雷德里克·卢吉勋爵(Frederick Lugard,1858—1945)发明了一个词“双重使命”,用来形容他认为殖民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必须做的事。他认为欧洲大国有责任“教化”当地人民,并让他们“打开国门”迎接西方技术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欧洲大国建立“托管统治”。作为交换,欧洲人可以开采原材料并获得其他产品。尽管在西欧,帝国主义开始和保守民族主义相联系,但有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相信帝国能够改善殖民地民族的生活条件。但整体而言,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把帝国主义问题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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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教化”使命就是让法国文化同化殖民地民族。人们普遍认为,这样一来殖民地民族就会成为法国人。但是到世纪末的时候,同化的目标被“联合”的理论取代。该理论与卢吉的英式双重使命类似,认为尽管殖民地民族不能吸收法国的文化,但法国殖民者应该帮助他们开发经济资源,使双方受益。只有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市区殖民地出生的儿童可以自动成为法国公民;1914年,塞内加尔选民选出了第一位法国下议院的黑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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