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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和奥匈帝国最终没有开战。两国新上任的外交大臣分别是谢尔盖·萨佐诺夫(1861—1927)和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1863—1942),他们帮助化解了危机。奥匈帝国的目标是保证没有一个巴尔干国家可以强大到在帝国疆域内煽动民族主义,并且阻止俄国的伙伴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域获得港口。英国和法国为了和平,支持奥匈帝国对在亚得里亚海岸创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要求,这将阻止塞尔维亚得到亚得里亚海港口。德国政府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足以成为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的依据。1913年5月签订的《伦敦条约》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仅存的绝大多数领土分给了巴尔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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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加利亚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塞尔维亚和希腊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土地,于是出兵攻击它们。塞尔维亚和希腊在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帮助下,很快击败保加利亚,这就是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根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塞尔维亚获得了保加利亚从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得到的部分土地。希腊得到了更多的领土,包括爱琴海沿岸和克里特岛,岛上的希腊人曾两度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1897年希腊就曾试图占领克里特,被奥斯曼帝国军队轻松打退。穆斯林小国阿尔巴尼亚也独立了。巴尔干战争后,塞尔维亚变得地广势强,野心更炽,对奥匈帝国曾阻止它获得亚得里亚海港口的举动大感愤怒。其崛起可能同时伴随着这样一种观念: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因为至少德国政府似乎抑制了哈布斯堡王朝政府对塞尔维亚要求得到港口一事的强硬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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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各大国会被卷入其中吗?”这幅反映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漫画是一个精准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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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支持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人更多了。第二次在奥匈帝国面前让步后(10),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为了抚慰塞尔维亚人,信口告诉他们,其应许之地在匈牙利境内。一些塞尔维亚政治领导人赞同“民族自卫组织”和“黑手党”等民族主义组织中年轻的狂热分子。1910年,一名由塞尔维亚人教会开枪射击的男孩试图枪杀奥地利的波斯尼亚总督,行刺失败后他自杀身亡,成为塞尔维亚的殉道者。一些哈布斯堡王朝的名流(可能包括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也许乐于将南斯拉夫人视为一个三元帝国中的伙伴,这种想法让几乎所有马扎尔人和大部分奥地利人感到愤怒。但是奥匈帝国政府认为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是最终必须击溃的威胁。面对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德国军事指挥部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军队的准备,这是对俄国军事准备措施作出的反应。但是1914年的欧洲看上去远不如1905年和1911年两次摩洛哥危机时那样更接近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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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最后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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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强以联盟对立的形式分成两大军事阵营,静候战争的到来。战争的爆发也许不是无法避免的,虽然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军事策划者都认为终有一战——有这种可能。而且一旦两个大国即将开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使同盟国对抗协约国,可能将所有欧洲大国卷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在巴尔干地区点燃,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欧洲外交的脆弱平衡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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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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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位继承人,一生最爱的就是平民妻子索菲,其次是打猎——他经常向别人吹嘘有生以来猎杀6000头牡鹿和一天捕获2763只海鸥的战绩。人们认为大公不是明显的亲德派,比起其他皇室成员,他也许对南斯拉夫人民所处的困境抱有更多的同情。匈牙利人并不喜欢他,担心他一旦登基,就会赋予南斯拉夫人和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同样的地位。但是许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接受的情况最起码是一个更大的独立的斯拉夫国家,或他们所谓的大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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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和妻子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参加阅兵仪式。当大公的车队驶向市中心时,一枚小型炸弹在他的车底炸开。汽车继续驶向市政厅,到那里后他表达了对这次未遂的暗杀的愤慨。但车队离开市政厅时,司机并没有接到为避开萨拉热窝中央复杂的街道而改变路线的通知。领队的几辆汽车驶入一条小巷,总督跑到前面命令它们后退。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1895—1918),一个年轻的黑手党成员,此时距离大公的汽车只有几英尺,他抓住这个机会,开枪射杀了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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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的阅兵仪式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受到了热烈欢迎。之后几个小时他们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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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塞尔维亚政府早就知道黑手党等民族主义组织,个别官员也支持它,但奥地利方面声称年轻杀手由贝尔格莱德幕后操纵的说法并不正确。尽管如此,塞尔维亚报纸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皇储的死亡表示庆祝。在维也纳,即使因大公娶了平民妻子而不喜欢他的人也对他们的不幸表示真诚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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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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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布斯堡帝国行政机关内,许多官员立刻认为打压塞尔维亚的良机已经到来,而且和1908年和1912年不同,这次机会不会再被错过。往常优柔寡断的奥地利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曾在1912年巴尔干危机时持反战态度,如今采取了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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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威廉二世在柏林将暗杀归咎于塞尔维亚,敦促复仇。德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坚持认为德国的力量必然最强(11)。贝特曼霍尔韦格如今决意坚持到底,他怀着麻木的宿命论观念,妻子最近的去世无疑使这种观念更强烈。他告诫儿子别在庄园里种植那些长不快的树木,因为他觉得俄国人肯定会入侵德国东北部,不想便宜了他们。他预料到战争的发生,而且把侵略者设想为俄国。柏林的德国政府给了奥地利官员一张“空白支票”,让奥地利在知晓德国对它全力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这种支持即如果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法国和俄国介入,那么德国必要时愿意和这两个国家开战。对于这一次事件,贝特曼霍尔韦格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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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奥匈帝国在观望。贝希托尔德说服匈牙利领导人支持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允诺在击败塞尔维亚后从该国获得的土地上的斯拉夫人将不会并入奥匈帝国。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停止了反战活动。1914年7月21日,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在法国大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的鼓动下,警告奥匈帝国不得采取任何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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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3日,刺杀事件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月,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塞尔维亚官员递交了最后通牒。冗长的通牒谴责塞尔维亚的行为是企图“分裂奥匈帝国领土”。奥匈帝国提出要求,包括取缔任何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刊物和所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官员大清洗,以及由奥匈帝国任命军官等等。奥匈帝国勒令塞尔维亚必须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英国外长格雷称此项最后通牒是“有史以来一个独立国家对另一独立国家发出的最可怕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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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毫无胜算,其微弱的兵力根本无法和奥匈帝国的军队抗衡。它有两种选择,要么完全服从最后通牒,经受屈辱的外交失败,要么像一位官员所说的那般战斗至死。这使得塞尔维亚几乎完全倚重于俄国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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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震撼了整个欧洲。萨佐诺夫获悉内容之后惊呼:“这是欧洲的战争!”他指责德国,声称这是德国阻止俄国靠近君士坦丁堡的计划的一部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些顾问认为,战争是一种将俄罗斯帝国的全部支持力量团结在沙皇麾下的方式。但也有人仍记得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它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见第十八章)。萨佐诺夫最关注的是调动法国的支持来对抗奥匈帝国,相信两国联合展示实力,可迫使中欧同盟国退却。在俄国人看来,如果奥匈帝国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扩张,德国的势力马上就会渗透到海峡,因为1913年的一场土耳其政变使得奥斯曼帝国和德国走得更近。7月20日至23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对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这似乎表明法国将站在俄国的一边,同时萨佐诺夫还得到法国大使的快速允诺,法国将会给予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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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5日,奥匈帝国发布最后通牒的第三天,沙皇将军队设为警戒状态,通常下一阶段就是动员。对各国的军事策划者来说,这一步伴随着许多后果。动员意味着准备一支投入战争的军队、召集预备军队、在边境宣布戒严、准备运送军队和物资的铁路,以及加速军械生产等。在如此情况下,俄国动员的决定被德国军事策划者视作战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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