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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极备战，政府开始允许早先禁止的国内组织继续活动。这些团体成了自由派反对势力的组织基础。地方自治会的自由派代表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地方自治会联盟，专门救济病人和伤者；此外还成立了城镇联盟，这是一个属于市政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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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春天，自由派杜马成员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公开表示不满。俄国工厂难以满足军用物资的需求，军队缺少枪和炮弹。沙皇同意工业家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为了加快战时的生产，还新增了工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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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逐渐改变了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新名字，听起来更加俄语化）的格局，加重了社会两极分化。到1916年为止，大部分彼得格勒的工人都在生产军需物资，占到总人口的35％，冶金、纺织和化工等行业的工人数量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首都，同时还有从俄属波兰、波罗的海诸国等各战区过来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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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二世手持圣像，为军队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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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重压下，俄国社会内部紧张，自由派要求允许杜马召开会议，并要求沙皇尼古拉开除许多反动的官员。俄军输了几仗，其中最惨痛的一次是坦能堡会战（1914年8月），10万俄军成为俘虏。因之后耻辱性的撤军而备感压力的沙皇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他在1915年7月召开杜马会议，撤换四名大臣。8月，杜马中的部分自由派成员组成一个“进步同盟”，服务于沙皇，希望能推动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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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的沙皇一筹莫展，但他依旧十分迷信。他认为17是自己的倒霉数字：1895年1月17日，他登基后首次发表演说，一位年长的贵族将传统礼物面包和盐掉在了地上，暗示不祥；1905年10月17日，他又在胁迫下批准了帝国宪法。但是他依然享有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相比之下，皇后亚历山德拉则大失人心，许多下属对她深恶痛绝。皇后出生于德国，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她在英国长大，直至1894年嫁给沙皇尼古拉。婚后她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从圣公会转投俄罗斯东正教。他们唯一的儿子、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1904—1918）患有血友病，给这对皇室夫妇带来更大的压力。亚历山德拉变得愈发保守，并且影响了她懦弱的皇帝丈夫。尼古拉听从皇后的突发奇想，随意罢免大臣(2)。每当和内阁大臣们召开紧急会议时，沙皇都会遵从亚历山德拉的指示，手握圣像。尼古拉罢免了自由派大臣。许多俄国人误以为亚历山德拉是在为德国工作，尽管并没有类似的德国特务出现过。同时，尼古拉掌控了军队。自由派担心此举会导致更多的军事损失，而且这会使沙皇离开彼得格勒，那样皇后亚历山德拉就会更加干涉帝国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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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亚历山德拉和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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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最宠幸的人是格里高利·拉斯普京（1872—1916），一个堕落荒淫的“圣人”。他声称自己拥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治好阿列克谢的血友病，逐渐获宠，进入了宫廷生活的内部。有一次，他预言阿列克谢用的一个符咒效力马上会减退，结果当真如此。使沙皇的大臣们惊恐的是，这个被皇后称为“我们的朋友”的男人所拥有的影响力给帝国带来了麻烦。1916年12月，一些担心拉斯普京干涉军政的贵族进行密谋，将他们认为足以杀死一头牛的毒药放在他的酒里。但是拉斯普京喝完后若无其事，他们赶紧连续开枪射击，又在一场长时间的搏斗中给他头部补上重击才使其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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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工人们重振的爱国情绪被食物短缺磨灭。公共组织开辟了广阔的可供讨论争辩的公共空间，其发展帮助动员了反对专制的力量。工人们为抵制物价过高组成各种合作社组织，到1916年底，会员达到5万名。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一些工人要求加强战斗精神。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得到了支持。杜马中许多人诘责战备，城镇联盟和地方自治会联盟也是如此。1916年12月，后者通过一个方案，号召国家杜马停止和沙皇政府的合作，并且要求成立内阁责任制。但自由派恐惧于沙皇对工人斗争的镇压而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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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沙皇和自由派相互依靠。全盘革命和暴力镇压对两者都一样危险。为了避免国家因物资短缺而沦为无政府状态，国家需要自发委员会组织和各地自治机构的持续参与。而自由派主持的委员会和机构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关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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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年间的寒冬使食物短缺达到了高峰。农民们私藏粮食。警察到处镇压罢工，让工人们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抵抗政府。在属于俄罗斯帝国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要求自治，其他俄罗斯边境地区也发生了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中亚的突厥斯坦穆斯林发动武装起义，反对俄国统治，因为沙皇政府试图在此征用25万民众，送赴前线工厂。突厥斯坦对大量俄罗斯人持续入驻的愤怒与日俱增，这也是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以上变故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内部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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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是一个律师（见第十八章），曾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战争，如此大胆的言论在杜马中是闻所未闻的。一些忠诚的贵族开始敦促改革。但是尼古拉将进步同盟的成员替换成强硬的反动派。他和家人退避三舍，留下风雨飘摇的政府，如同公海中一条没有方向的孤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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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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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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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爆发的俄国革命，源自广大人民对饥饿和贫困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沙皇拒绝实行改革的不断累积的失望。就像大多数欧洲大城市，彼得格勒的街区有着明显的等级分别。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居民区主要分布在长长的涅瓦大街附近，华丽的帝国政府建筑也坐落于此。这条主道上布满了银行、宾馆、饭店、咖啡店和政府机关，还有一家大型百货公司。这里的有轨电车不会驶上工人生活区的泥泞街道，自来水总管和电力线往往也铺不到那里。和莫斯科及其他俄罗斯城市一样，传染病在彼得格勒仍不时发生，这些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卫生设施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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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事件，1917年初，革命组织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在1—2月，首都40万工人中约半数参加了罢工，包括欧洲最大的普季洛夫军工厂的3万军械工人。但彼得格勒拥有16万之众的卫戍部队，足以维持现场秩序，尽管许多队员都是新入伍的军人。示威队伍要求成立有力量实行重大改革的临时政府。当时的气温低达零下40度，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排队等候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由许多妇女和年轻人参加的“面包暴动”事件每天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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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3)，越来越多坚决的示威者开始走上街头。普季洛夫军工厂的工人撕毁了工厂规范手册，成立委员会，向公司陈述自身权益。纺织女工则直接离开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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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一场总罢工让彼得格勒处于瘫痪状态。正当国家杜马在讨论如何解决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的时候，大量平民涌入彼得格勒市中心。军事上的焦点是战争前线。沙皇尼古拉命令卫戍部队指挥官镇压示威。于是城市四处开始出现巷战。大部分卫戍兵原本都是农民和工人，他们此时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接到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时，许多士兵都震惊了。有个指挥官想通过宣读沙皇电报来维持秩序，结果在试图逃离军营的时候被射杀。数千士兵和部分军官倒戈加入起义队伍，许多继续反抗的士兵和军官被逮捕后被当场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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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布尔什维克士兵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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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战争条件、令人讨厌的军官们(4)、糟糕的食物，以及对工人要求“面包与和平”的认同，造成了大规模的士兵倒戈。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开始叛变。彼得格勒兵工厂被占领后，数千枪支和弹药落到工人手里。起义者控制了俄国的首都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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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一起远在海滨胜地的尼古拉命令解散杜马。一些来自特权阶层的杜马成员遵从了这道命令，但是大部分成员只是更换了场所，继续开会。他们经投票后决定留在彼得格勒，这和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第三等级签署的“网球场宣誓”如出一辙，杜马成员对这一先例也非常了解。于是他们选出了临时委员会，授权其维持秩序。同时，自由派如今在渴望改革与畏惧民众之间的夹缝中，设法遏制在他们的帮助下引发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