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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政治内讧中采取的无情手段如同呼吸般自然，托洛茨基在这方面则意外地毫无才能。作为一名热情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演说家，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平庸之辈”。而斯大林则一直对托洛茨基之类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世界主义”一词对犹太人而言往往是排犹的代称。托洛茨基支持“不断革命”，认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让苏联社会主义赢得胜利；并相信时机成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帮助在其他国家组织并协助革命的共产党。列宁相信工人将会相继推翻所有西方国家。但这并没能实现。1919年的德国革命和库恩·贝拉的匈牙利革命政府都被镇压了（见第二十四章）。共产国际还允诺帮助殖民地人民战胜帝国主义霸权，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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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境内180个民族的地位问题日趋紧迫。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赢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拥护，削弱临时政府的力量。而且他很关心苏联在殖民世界的形象问题，想要让别人觉得苏联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享有一定的主权。他依然相信民族差异对革命是个威胁，在共产主义国家这将变得无关紧要。1917—1923年，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想把旧帝国的民族全部纳入新俄国。内战期间，他在家乡格鲁吉亚镇压了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的九头蛇”(11)。俄罗斯民族利益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在政府里也是如此。1922年及以后建立的苏联内部的共和国实际上并没有自治权。官方的说法是共产主义已通过消除民族间的危机换来了稳定，民族主义也将在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中消失。如果说苏维埃政策鼓励了一些方言的存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证苏维埃的市民能读懂国家指令。1924年颁布的宪法规定苏维埃联盟各国平等，但事实上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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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列宁中风发作。他的疾病引发了激烈的接班人之争，其中充满个人之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在忠于党的同时，斯大林展示出了强悍的独立性和组织能力。此前的一个月中，中央委员会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这是一个新近创设的职位，让他可以将盟友派到许多重要职位，并能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斯大林将列宁尽量与来访者隔绝。列宁第二次中风发作后，12月的一天，他表述了对斯大林的顾虑：“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还告诫要谨防党内和国内官僚主义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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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夸大自己和列宁的亲密关系，斯大林（右）篡改了和列宁（左）合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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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趁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往中央委员会安插亲信，在整个苏维埃国家范围内任命党内职务。他利用一切机会让人相信自己是列宁精心挑选的共产党领袖接班人，为了表明自己经常在列宁身边，他后来还篡改了一些照片。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原本承诺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和约瑟夫·斯大林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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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孟什维克和大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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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爱的，别再拖时间了！”她这样对沙皇写道，唆使他罢免其中一名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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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在本章出现的日期均指俄历，和公历相比要推迟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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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们对普通士兵讲话就像主人对农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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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维埃”是在1905年革命时建立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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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1861年解放农奴后，哥萨克人开始在上述地区大规模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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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兴的工厂民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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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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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多被害者在死前被迫跪拜和亲吻沙皇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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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含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它们均在1936年成为单独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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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被砍去一头会长出两个头，后被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杀死；此处九头蛇指一再出现（或多方面）的祸患问题，难以根绝喻指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问题复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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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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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二十四章 20世纪20年代对稳定的艰难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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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在小说《魔山》（1924）的序言中，说明了故事发生在“过去，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在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界上”(1)。曼用瑞士疗养院来比喻欧洲文明。在疗养院中，理性（启蒙思想和民主）对抗着非理性（右翼独裁专政和侵略性民族主义）。《魔山》是一个战后时期的寓言，曼在其中表达了弥漫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绝望心情：“对在古老欧洲的我们而言，美好和独特的一切都已死去。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变成了疯狂，我们的黄金是纸，我们的机器只会开火和爆炸，我们的艺术是自杀；我们在堕落，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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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四个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其中俄国在大战结束前就瓦解了。1919年，孱弱的新德意志共和国签署《凡尔赛和约》，胜利的协约各国和德国战时盟友也签订了其他条约，但都没能解决欧洲的民族对立问题。战后的20年，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国际关系紧张的阴云笼罩着欧洲。革命的幽灵使欧洲商界和政治高层恐惧。共产党在各国相继生根发芽，尽管在苏联以外的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只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拥有过昙花一现的胜利。1924年之后，欧洲短暂地恢复了相对的繁荣和政治的平稳，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又使希望的时代夭折。事实证明，对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总统的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口中的“常态”的探寻在20世纪20年代是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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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开了20世纪人类世界的潘多拉魔盒，极端政党大量涌现，威胁各国议会制政府。法西斯和其他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见第二十五章）不能容忍他们眼中的外人，致力于侵略性的领土扩张，将暴力带上街头。这些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是一战时的士兵，他们立誓要用独裁来取代民主与共和。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实行了议会统治。更糟糕的是，各国内部的种族敌对（其中许多由《凡尔赛和约》激发）加剧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战后条约不能缔造出让所有民族都满意的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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