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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有理由对协议失望。1915年,为了鼓励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英国政府向一些阿拉伯领导人许诺战后会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一年之后,英法政府又暗中策划,将中东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而且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见第二十二章),英国只是答应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并非必然允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等到战争结束,所有允诺都在凡尔赛消失。英国确立了对外约旦(23)、伊拉克(24)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由向伦敦殖民地部负责的总督统治这些地区。英国通过苏丹、埃及官员和苏伊士运河,保持着对埃及的非正式控制,即使1922年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后也是如此。根据英法在1916年达成的协议,法国同样确立了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其军队在叙利亚镇压了1925—1927年间的一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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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政府再也不能放任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挑战。1918年的强制征兵惹恼了感到对帝国并无忠诚的爱尔兰人。1916年运气欠佳的复活节起义失败后,余下的起义军遭到解散,如今重新组织成爱尔兰共和军。在高失业率、罢工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派冲突(主要发生在阿尔斯特的多数人口为新教徒的部分,即爱尔兰东北部六郡)中,爱尔兰共和军获得了支持者。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英国自由党想尽快和爱尔兰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而保守党则想打垮爱尔兰共和军。1918年的下议院选举中,爱尔兰选民投票的对象多数来自新芬党(25),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成员拒绝出席英国议会,然后单方面宣布成立共和国。1920年,议会最终通过《爱尔兰管理法》,将爱尔兰分成两个区。占了大部分面积的南部天主教区将成为直辖殖民地。多数人口为新教徒的阿尔斯特则仍旧属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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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部分爱尔兰天主教徒只能接受完全独立。于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布置了约5万士兵和1万警察,包括“黑棕部队”(BlackandTans),这个特殊的警察部队使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人胆寒。超过1000人在1921年的冲突中丧命,半数是遭到爱尔兰共和军伏击的英国警察和士兵。1922年1月,英国议会更进一步,创建爱尔兰自由邦,它是英联邦内的自治领,虽然许多爱尔兰共和党人要求完全脱离英国,建立爱尔兰共和国(26)。阿尔斯特或北爱尔兰仍属于联合王国。在阿尔斯特,零星的宗派暴力仍旧持续不断,证明占多数的新教徒和占少数的不接受英国统治的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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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强了其他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全面战争导致了殖民地人力和资源的动员。这引发了土著居民的强烈怨恨。一名民族主义者被逮捕一事引发埃及民众起义,随后的镇压致使1000多人遇害。在被英国人认为是帝国重要支柱的印度(27),民族运动方兴未艾。领导者就是圣雄甘地,他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与和平的政治抵制运动相结合。甘地使西式的宣传手段适应于印度的斗争。印度国民大会党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为印度寻求英帝国之内的更多的自治权,但甘地和他的追随者(包括许多印度的穆斯林)则不然,他们寻求的是完全独立。1919年的暴动后,印度人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举行抗议,反对《罗拉特法案》,这项法案允许政府在政治审判中不用陪审团。出于报复,英军屠杀了400个印度人。就像1857年的印度士兵起义(见第二十一章),这个事件加重了数十载以来已存在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孟加拉地方组织发动针对英国居民的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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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20年,在爱尔兰为脱离英国独立进行斗争期间,皇家爱尔兰警队的黑棕部队在爱尔兰放火焚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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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同样面临着印度支那、突尼斯、摩洛哥和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这些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它镇压了这些运动,正如对那些只不过要求增加政治权利的温和的团体所做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30年代,大部分法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寻求的是殖民框架中的改革,而并非通过革命手段达到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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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强了其唯一的亚洲大国和新兴帝国的地位。日军已在利用俄国革命后的动荡夺取旧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地盘。此外,为了让日本支持对抗德国海军,1917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地同意支持日本对获得中国在1898年和1899年被迫给予德国的特许权的要求(见第二十一章)。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不了解1917年的秘密协议,也不知道中国的军阀总理为了得到贷款,已经秘密地同意给予日本在东北的山东省营建铁路的完全的特许权。协约国公开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后,立即在中国引发了示威和暴动。5月4日,北京发生了第一波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大规模游行,以日期命名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来统治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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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决心维持其帝国,它和日本结盟。美国对英日同盟十分防范,且急于保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它同意加入1921—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中签订的系列条约。这些条约要求在亚洲的事件使上述三大国连同法国之间需要“协商”时进行“协商”。然后签订的是《九国公约》,包括了上述四大国再加上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意大利和中国,它保证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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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经济和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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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束让许多欧洲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让胜利者感到喜悦,因此人们常将20世纪20年代描述为“咆哮的20年代”(theroaringtwenties)。欧洲人兴奋于对创纪录的速度的追求和划时代的飞机或汽车旅行。他们聚在一起听收音机,排队去看电影,着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随意,成群地涌向卡巴莱和酒吧,跳舞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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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后20年最重要的特征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欧洲大陆深受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摧残,这两个因素加重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敌对,损害了以德国为首的许多艰难摆脱战争冲击的国家国内的政治生活。在西欧,漫长血腥的战争终于结束,俄国革命的记忆还很鲜明,工人(以及一些女性团体)要求改善生活状况。同时,经济和社会精英们决定克服由有组织的工人和左翼政党发起的对其权力的挑战。但是战争曾使各参战国必须动员几乎一切经济资源,其漫长的折磨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左翼政党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国家应为公民提供更多服务。福利国家的起源也许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一战刚结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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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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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导致的严重的经济破坏引起了自战争结束时开始的国际秩序混乱。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让欧洲的政治生活变得极不稳定。战争造成的损失相当于从18世纪末到1914年间全世界所有国家债务的6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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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只有那些远离战场的国家经济有所增长,比如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同样逃不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欧洲各国之前借贷大量资金投入战争,现在政府开始印制纸币来偿还。这加重了通货膨胀(见表24.1)。比起战前,英国的物价增加了2倍,德国增加了4倍,而如一种恶兆一般,奥地利增加了1.4万倍,匈牙利增加了2.3万倍。工人和富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让工人们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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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闻报道了那些处境良好的企业家,他们在战争期间向政府出售战争物资而大发横财,当其他人为国殒命、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却十分滋润。保守党政客斯坦利·鲍德温称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被选入议会的商人为“看似得益于战争的板着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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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批发价格指数(19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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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尔德·哈达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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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钢铁巨头和德国军火生产商在获得了庞大的利益后从战争中崛起。其行业内的卡特尔协议使其可以垄断生产、规定价格,提升了其利润。比起小公司,大公司从军工产业中获得的利润更多,如在德国,战争原材料公司给大企业提供必需的原料。德国的化工巨头法本公司就是由许多小公司联合形成。工业家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战时政府在经济优先导向、资源分配和劳工招募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如今拥护过去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减少了。一些商人和国家官员,特别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对战争时期国家、商人和工人合作的程度印象深刻。他们希望各主要行业能建立起法人实体以协调生产,消除公司之间的竞争。他们称自己为“社团主义者”,称其思想为“社团主义”。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团主义者认为,通过建立将依靠同一行业的所有人会聚起来的类似卡特尔的公司,便可为了“国家经济共同体”(nationaleconomiccommunity)的利益消除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害的竞争、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卡特尔协议通过形成国家、大企业和工人等各方利益有组织的同盟,很可能减少甚至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体固有的社会和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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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的商业精英怀着些许焦虑迈入战后时代。大约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精英一直设法维护自己的权力不受有组织的工人和左翼政党发起的越来越多的挑战之害。他们的做法包括:设法保持高等教育的精英特征;给政府施压,牺牲消费者利益以维持高关税壁垒;限制政府对工厂条件的干涉;保持约束罢工权利的立法。许多有钱人尤其想方设法阻止国家实行男性普选制度或成为民主国家。但尽管精英们百般阻挠,在战前10年间,西方各国议会机构的作用就已有所扩展,男性普选制开始出现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瑞典,甚至是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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