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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20年，在爱尔兰为脱离英国独立进行斗争期间，皇家爱尔兰警队的黑棕部队在爱尔兰放火焚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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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同样面临着印度支那、突尼斯、摩洛哥和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这些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它镇压了这些运动，正如对那些只不过要求增加政治权利的温和的团体所做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30年代，大部分法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寻求的是殖民框架中的改革，而并非通过革命手段达到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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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强了其唯一的亚洲大国和新兴帝国的地位。日军已在利用俄国革命后的动荡夺取旧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地盘。此外，为了让日本支持对抗德国海军，1917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地同意支持日本对获得中国在1898年和1899年被迫给予德国的特许权的要求（见第二十一章）。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不了解1917年的秘密协议，也不知道中国的军阀总理为了得到贷款，已经秘密地同意给予日本在东北的山东省营建铁路的完全的特许权。协约国公开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后，立即在中国引发了示威和暴动。5月4日，北京发生了第一波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大规模游行，以日期命名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来统治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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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决心维持其帝国，它和日本结盟。美国对英日同盟十分防范，且急于保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它同意加入1921—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中签订的系列条约。这些条约要求在亚洲的事件使上述三大国连同法国之间需要“协商”时进行“协商”。然后签订的是《九国公约》，包括了上述四大国再加上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意大利和中国，它保证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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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经济和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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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束让许多欧洲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让胜利者感到喜悦，因此人们常将20世纪20年代描述为“咆哮的20年代”（theroaringtwenties）。欧洲人兴奋于对创纪录的速度的追求和划时代的飞机或汽车旅行。他们聚在一起听收音机，排队去看电影，着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随意，成群地涌向卡巴莱和酒吧，跳舞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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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后20年最重要的特征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欧洲大陆深受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摧残，这两个因素加重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敌对，损害了以德国为首的许多艰难摆脱战争冲击的国家国内的政治生活。在西欧，漫长血腥的战争终于结束，俄国革命的记忆还很鲜明，工人（以及一些女性团体）要求改善生活状况。同时，经济和社会精英们决定克服由有组织的工人和左翼政党发起的对其权力的挑战。但是战争曾使各参战国必须动员几乎一切经济资源，其漫长的折磨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左翼政党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国家应为公民提供更多服务。福利国家的起源也许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一战刚结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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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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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导致的严重的经济破坏引起了自战争结束时开始的国际秩序混乱。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让欧洲的政治生活变得极不稳定。战争造成的损失相当于从18世纪末到1914年间全世界所有国家债务的6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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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只有那些远离战场的国家经济有所增长，比如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同样逃不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欧洲各国之前借贷大量资金投入战争，现在政府开始印制纸币来偿还。这加重了通货膨胀（见表24.1）。比起战前，英国的物价增加了2倍，德国增加了4倍，而如一种恶兆一般，奥地利增加了1.4万倍，匈牙利增加了2.3万倍。工人和富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让工人们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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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闻报道了那些处境良好的企业家，他们在战争期间向政府出售战争物资而大发横财，当其他人为国殒命、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却十分滋润。保守党政客斯坦利·鲍德温称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被选入议会的商人为“看似得益于战争的板着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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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批发价格指数（19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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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尔德·哈达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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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钢铁巨头和德国军火生产商在获得了庞大的利益后从战争中崛起。其行业内的卡特尔协议使其可以垄断生产、规定价格，提升了其利润。比起小公司，大公司从军工产业中获得的利润更多，如在德国，战争原材料公司给大企业提供必需的原料。德国的化工巨头法本公司就是由许多小公司联合形成。工业家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战时政府在经济优先导向、资源分配和劳工招募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如今拥护过去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减少了。一些商人和国家官员，特别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对战争时期国家、商人和工人合作的程度印象深刻。他们希望各主要行业能建立起法人实体以协调生产，消除公司之间的竞争。他们称自己为“社团主义者”，称其思想为“社团主义”。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团主义者认为，通过建立将依靠同一行业的所有人会聚起来的类似卡特尔的公司，便可为了“国家经济共同体”（nationaleconomiccommunity）的利益消除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害的竞争、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卡特尔协议通过形成国家、大企业和工人等各方利益有组织的同盟，很可能减少甚至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体固有的社会和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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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的商业精英怀着些许焦虑迈入战后时代。大约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精英一直设法维护自己的权力不受有组织的工人和左翼政党发起的越来越多的挑战之害。他们的做法包括：设法保持高等教育的精英特征；给政府施压，牺牲消费者利益以维持高关税壁垒；限制政府对工厂条件的干涉；保持约束罢工权利的立法。许多有钱人尤其想方设法阻止国家实行男性普选制度或成为民主国家。但尽管精英们百般阻挠，在战前10年间，西方各国议会机构的作用就已有所扩展，男性普选制开始出现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瑞典，甚至是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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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运动是在战争期间有不少收获的争取民主化的力量之一。女性团体在战时暂缓了选举权运动，现在要求人们承认她们战时的贡献，在那时女性代替入伍者从事工业和农业生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的国家有德国、瑞典和其他几个西欧国家，还有东欧的新兴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妇女法律地位最高的国家可能是英国。1918年12月，妇女第一次在英国的选举中投票，而且很快第一位女议员入选下议院。1919年颁布的《排除性别无资格法》为妇女打开了进入此前将她们排除在外的行业的大门。但在战时代替男人工作的妇女逐渐失业或主动放弃其职业，许多人开始重操家务。20世纪20年代，英国女工的比例几十年里第一次出现下降。尽管如此，女性可获得的工作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接下去的20年里，许多妇女在纺织工厂、商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任职，有的还在服务业找到新工作，如理发师、百货公司店员或话务员。对于许多妇女而言，这些工作岗位代表着机会和工作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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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刚结束不久，工人运动就很快得到了发展。在法国，劳工总联盟在战后吸收了几十万新成员，1920年成员已达200万，虽然跟英国比起来，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还是较低。在意大利，战后前两年就有超过300万工人加入工会。工会组织大规模运动，以使经济界变得更加民主，这个目标比工作时间、薪水和工作条件这些与基本生活相关的议题更具革命性。罢工在所有西方国家扩散。一些英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国家在19世纪与欧洲大陆的对手不同，避开了起义与革命，如今则很可能遭到由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不满的工人发动的起义的侵害。在格拉斯哥，工人们在市政厅升起共产主义红旗，要求实行一周40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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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人保卫自身利益的动员产生了什么效果，那就是促成了保守党在战后的选举中的成功。英国保守党在1918年12月的“卡其”选举(28)中大获全胜。商业利益的影响同样帮助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保守党在战后选举中赢得权力。法国雇主协会印出数千张海报，表现了一个口衔染血利刃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国民集团”（NationalBlock）利用穿蓝色军装的法国士兵得胜后兴起的爱国热潮，使民族主义者在1919年“地平线蓝”（horizonblue）的下议院中占绝大多数席位。许多法国保守党人士在战前渴望复辟君主制，或者通过军人推翻共和政府，现在也开始支持共和制，只要当权者是保守党。1920年5月，一次总罢工彻底失败。工会未能争取到关键工业国有化，比如法国的铁路，以及德国和英国的煤矿。工人希望工厂委员会将和雇主一同确定生产目标、薪水及工作条件，但这种组织没几年就在德国被取缔，在意大利也很快被禁止，在法国甚至都没成立过。英国的铁路工人、矿工和码头工人三大工会组成“三角同盟”，准备举行一场总罢工，却于1921年4月15日惨遭覆没，这一天也成为了英国工人的“黑色星期五”。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下降。有关同一行业中的工人和老板是如何拥有相同目标的“社团主义”言论在德国和法国逐渐消失。雇主依旧发号施令，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国家加强控制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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