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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福利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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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914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成两派：主战派和反战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社会党参与本国的战争工作，尽管他们反对这场他们眼中的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战争。1917年的俄国革命同样也使社会主义者产生分歧。俄国布尔什维克出人意料的胜利在一些人看来说明社会主义者可凭借组织严密的分层的政党结构夺权。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代表同意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此前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就是为了在所有国家推进共产党组织。这些代表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那些仍忠于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继续接受改良主义，因此也接受对共和政府及本党派的民主组织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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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1872—1950）是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他出生在巴黎一个条件优越的犹太人家庭中，获得法律学位后成为文职人员，是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布鲁姆崇拜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被刺杀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布鲁姆和他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从哲学角度来看和他心目中的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脉相承。他始终坚信可以通过选举进程来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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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党而言，20年代经济的萎靡似乎证明资本主义即将退败。两年之内，法国共产党就达到了社会党的规模。1922年，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党内清洗了知识分子成员。共产党在阴暗的巴黎工业郊区吸收了许多追随者，那里是环绕法国首都的“红色地带”（redbelt）。共产党主控的市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比如失业救济，以及为草率建成且有害健康的住宅提供照明和饮用水。与之不同的是，成立于1920年、受到工党排斥的英国共产党至多只能吸收几千个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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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左翼党派中相当盛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分别加入了支持魏玛共和国与法国温和派中间偏左政府的议会联盟。英国工党和工会密切合作，战后在英国成为第二大党派。这三个党派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本国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工会已经变得和其他利益团体一样，和政府及雇主谈判议价。这么说来，共产主义者对工会改良主义的批判也许是正确的，他们警告改良主义让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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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出现的福利国家的雏形反映了来自左翼党派和工会的压力。而世界大战之前几十年，大部分国家已采取了社会改革计划（见第二十章），福利国家的起源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欧洲的共产党至少在原则上支持工人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者和多数工会成员要求国家给予工人最低限度的保护。在斯堪的纳维亚，丹麦、瑞典和挪威演变为社会民主国家，提供开创性的社会服务。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市政府为工人阶级建造了有吸引力的公寓，里面提供洗衣房、澡堂和幼儿园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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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答应给退伍的士兵“一个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现实远没有这么美好。但是迫于目前已是下议院第二大政党的工党的压力，1919年的《住宅与城镇规划法》给予镇议会补贴，以鼓励建造廉价的排屋。这使一些人口拥挤的贫民区消失，使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获得集中供热和浴室。在老城市范围内，由镇议会出资建造的“公营”公寓为一些最贫穷的工人提供更加廉价的住房。1920年，英国政府扩大失业保险的投放范围，涵盖了大部分工人，到了1925年，议会为战争留下的寡妇和孤儿提供抚恤金，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向福利国家迈进了一大步。法国下议院于1930年为1000万工人提供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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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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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称，日益增强的幻灭感“如同一阵毁灭与狂乱暴力的无法控制的旋风”威胁着欧洲，这体现了战争结束不久后普遍的不确定感。战后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且最具破坏性，魏玛共和国在左翼和右翼的夹缝中寻找着平稳之道。在拥有已确立的议会制政府的英国和法国，接踵而来的左右翼分歧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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孱弱的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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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出的德国议会使用的红、金、黑三色旗来自命途多舛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第十六章）。魏玛共和国于内乱中起步，内乱影响了1919年7月议会通过的宪法。宪法规定德国总统由民众选出并掌控大权。每一届总统任期7年，可以解散议会、要求新的选举。虽然部长们对议会负责，但是总统保留着暂停宪法以恢复秩序和根据法令统治的权力，这使得共和国容易受总统的权力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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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和制度的挑战来自左翼和右翼。在巴伐利亚，库尔特·艾斯纳反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垮台了。1919年2月，一个右翼枪手杀了艾斯纳，之后巴伐利亚左翼又于4月份在慕尼黑起义，宣称成立苏维埃式的共和国。3月初，一场总罢工让柏林陷于瘫痪状态，自由军团成员和来自普鲁士的德国正规军射杀了几千名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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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德意志共和国亟须政治安稳。但是几个关键社会团体的许多成员，包括在帝国时期上任的官僚和大学教授，从一开始便反对共和政府。地方法官对因谋杀罪被捕的自由军团成员的判罚轻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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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夏天，军官团体开始密谋推翻共和政府。保守党政客和商人在一名旧帝国普鲁士官僚沃尔夫冈·卡普的领导下试图发动政变或暴动，目标是推翻共和政府。1920年3月20日，叛军占领了柏林。保守党公开声明他们支持新政府。在巴伐利亚，右派迫使前一年4月掌权的社会主义政府下台，此后他们夺得政权。总统艾伯特号召工人保卫共和国，他们的回应是发动一场使全国大部分地区停工的总罢工。一些柏林军队动摇了，卡普暴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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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共和政府的威胁没有结束。联合执掌魏玛政府的中间派和中间偏左党派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都遭到了严重损失，保守党和激进派取得进展。社会民主党退出了政府后，共和国只能依靠中央党和温和的右翼党派组成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他们对如今自己统治的共和国的忠诚不如社会民主党。德国经济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痛苦挣扎，政治动荡和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右翼团体和政党大量滋生，其中就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领导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见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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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决定和英法政府协商赔款问题。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压力，拉特瑙做出震惊英法的举措，他和苏联签署了相互友好的声明协议——《拉帕洛条约》（1922年4月）。苏联得到了德国的技术支持，条件是帮助德国逃避《凡尔赛和约》中的军事规定。接下来，德国军官为苏联军队提供技术援助。苏联获得了德国的外交承认，使德国默许可拒付沙皇统治时期欠下的债务，并免除了在未来的任何战争赔款。两个月之后，右翼民族主义者刺杀了拉特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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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魏玛政府报告协约国，无法按期以黄金或现金形式支付战争赔款，但它将继续用煤炭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形式支付。美国向英国和法国施压，让两国偿还战争债务，协约国要德国付清赔款的决心更坚定了。法国新上任的总理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威胁德国若不能如期交付，将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山谷工业区。他指责德国故意拖欠款项，试图靠破坏本国的货币来强迫协约国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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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和法国未能就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法国拒绝德国为了货币（马克）稳定延缓赔款的请求。除了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支持愤怒的德国政府，它号召鲁尔区的矿工停止为协约国工作。这似乎证实了普恩加莱的观点：德国有意妨碍战争债务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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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区，这有违英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政府开始对鲁尔区的消极抵抗进行资助，方法仅仅是印刷更多的纸币，将它们付给矿工，让他们停工，于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开始变得无法遏制，如同表24.2所示，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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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德国人要想买一个面包，必须推着装满数万亿马克的购物车上街。半磅苹果售价3000亿马克。员工们要求每天早上发放工资，这样他们可赶在中午商人贴出下午的涨价通知前购物。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击垮了有固定收入和微薄的养老积蓄的人。战时相信购买战争债券就是尽到爱国责任的人中，现在有许多人因这些债券变得一文不值而指责魏玛共和国。穷人们发现主要用品和其他商品不但贵得离奇，而且在农民囤积产品时市场上经常断货。尽管如此，那些能用疯狂膨胀的货币还清银行的贷款或投资地产的人过得很好。富人越来越富。在这样的氛围下，德国共产党吸引了大量苦难沮丧的工人，削弱了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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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马克和美元的汇率比，1914—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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