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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共和政府的威胁没有结束。联合执掌魏玛政府的中间派和中间偏左党派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都遭到了严重损失，保守党和激进派取得进展。社会民主党退出了政府后，共和国只能依靠中央党和温和的右翼党派组成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他们对如今自己统治的共和国的忠诚不如社会民主党。德国经济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痛苦挣扎，政治动荡和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右翼团体和政党大量滋生，其中就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领导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见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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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决定和英法政府协商赔款问题。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压力，拉特瑙做出震惊英法的举措，他和苏联签署了相互友好的声明协议——《拉帕洛条约》（1922年4月）。苏联得到了德国的技术支持，条件是帮助德国逃避《凡尔赛和约》中的军事规定。接下来，德国军官为苏联军队提供技术援助。苏联获得了德国的外交承认，使德国默许可拒付沙皇统治时期欠下的债务，并免除了在未来的任何战争赔款。两个月之后，右翼民族主义者刺杀了拉特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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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魏玛政府报告协约国，无法按期以黄金或现金形式支付战争赔款，但它将继续用煤炭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形式支付。美国向英国和法国施压，让两国偿还战争债务，协约国要德国付清赔款的决心更坚定了。法国新上任的总理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威胁德国若不能如期交付，将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山谷工业区。他指责德国故意拖欠款项，试图靠破坏本国的货币来强迫协约国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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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和法国未能就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法国拒绝德国为了货币（马克）稳定延缓赔款的请求。除了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支持愤怒的德国政府，它号召鲁尔区的矿工停止为协约国工作。这似乎证实了普恩加莱的观点：德国有意妨碍战争债务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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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区，这有违英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政府开始对鲁尔区的消极抵抗进行资助，方法仅仅是印刷更多的纸币，将它们付给矿工，让他们停工，于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开始变得无法遏制，如同表24.2所示，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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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德国人要想买一个面包，必须推着装满数万亿马克的购物车上街。半磅苹果售价3000亿马克。员工们要求每天早上发放工资，这样他们可赶在中午商人贴出下午的涨价通知前购物。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击垮了有固定收入和微薄的养老积蓄的人。战时相信购买战争债券就是尽到爱国责任的人中，现在有许多人因这些债券变得一文不值而指责魏玛共和国。穷人们发现主要用品和其他商品不但贵得离奇，而且在农民囤积产品时市场上经常断货。尽管如此，那些能用疯狂膨胀的货币还清银行的贷款或投资地产的人过得很好。富人越来越富。在这样的氛围下，德国共产党吸引了大量苦难沮丧的工人，削弱了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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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马克和美元的汇率比，1914—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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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汇率：1美元＝ 1914年7月 4.2马克 1919年1月 8.9 1919年7月 14.0 1920年1月 64.8 1920年7月 39.5 1921年1月 64.9 1921年7月 76.7 1922年1月 191.8 1922年7月 493.2 1923年1月 17972.0 1923年7月 353412.0 1923年8月 4620455.0 1923年9月 98860000.0 1923年10月 25260208000.0 1923年11月 4200000000000.0 资料来源：戈登·克雷格，《德国，1866—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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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艾伯特求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组建政府。施特雷泽曼曾经是个君主主义者，因右翼暴力活动转而拥护共和政府，他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以法令统治国家。他说服矿工恢复工作，停止鲁尔山区的消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结束了为期9个月的占领，它在财政上对法国与比利时造成的损失与对德国同样严重。政府的印钞机不再大量印刷10亿面值的纸币，开始发行新马克。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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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希望尽可能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以便扫清障碍，让德国恢复尊严，重新成为欧洲大国。他也希望这可能使协约国将来在德国东部毗邻波兰的有争议的边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施特雷泽曼说服英法给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渡过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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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威斯（1865—1951）担任主席的国际联盟委员会延长了德国赔款的期限。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帝国银行受一位将会监督德国付款的美国委员的管理，但是原先规定的赔款数目不能减少。同时美国减少了协约国欠它的战争债款，减少额度从30％（英国）至80％（意大利）不等。但道威斯计划仍改善了协约国和德国的关系，并且1924年欧洲经济开始复苏，赔款问题变得不那么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终于开始好转，魏玛共和国似乎得到了稳定。德国的工业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失业率也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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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成为外交部长的施特雷泽曼的谨慎和有效的外交政策逐渐见效。1925年，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洛加诺公约》（事实上这是5个独立的条约）。缔约国承诺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将来的纷争，保证德国西部边界将和一战结束时一样。在洛加诺，德国政府拒绝将东部边界的确定纳入协议，法国便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签订了安全条约，以在某种程度抵消德国东部边界尚未确定造成的影响。欧洲领导人和报纸开始使用“洛加诺精神”一词指代日趋浓烈的国际合作气氛。次年，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为理事国，作为交换条件，它同意不再寻求改变与法国和比利时接壤的西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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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右翼党派绝不原谅施特雷泽曼和社会主义者合作一事。魏玛共和国在获得成功时，共和体制反对者对它的谴责似乎比在它失败时更为激烈，因为成功可能催生稳定和存续。魏玛共和国虽然似乎取得了外交胜利，德国大选却反映出了右翼势力的加强；1925年艾伯特去世后，普鲁士斗士兴登堡老将军被选举为德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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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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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立的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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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在战后也不能免于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英国，它还依旧是一个阶层隔离的社会。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财富集中如此显著。位居顶层的1％的人口拥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财产，0.1％的人占着三分之一的英格兰土地。教育、职业、服饰、口音、阅读的报纸和休闲活动都界定和揭示了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体面的乡村绅士和约克郡的工厂工人，戴高礼帽的银行家和戴布帽的伦敦东区码头工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仍和18世纪一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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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的衰退使工党获益，19世纪自由党最重要的议题是自由贸易，如今受其吸引的选民减少了。工党获得了大多数新选民的支持。善于言辞的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进入了最上流的社会圈子，1924年他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但是几个月后麦克唐纳政府就倒台了，证明了英国保守党在英国人民的帮助下东山再起。麦克唐纳政府是第一个承认苏联的政府，此后他遭到了保守党的谴责。新闻煽动着“红色恐惧”（redscare），与当时席卷美国的恐惧相似。一家报社发表了一封号称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书信，信中详细地向英国共产党说明了如何破坏政府的稳定。事实上，这封信是由一个波兰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伪造的。重新掌权的保守党决定恢复财政稳定，拒绝工人阶级的要求。1925年，政府恢复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度，这意味着英镑可以按照固定的比率和黄金兑换。但这大量消耗了支持着英国货币的黄金储备，导致英镑的汇率高估。英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贵，尤其是在其他欧洲大国将本国货币稳定在低汇率的时候。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关键，如今也已停滞，国内市场逐渐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商品的挑战。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纽约则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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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工业家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26年开始引起公众关注。矿场雇用的工人还有100多万。战后矿业公司减少了薪水并延长工作时间。1926年3月，一个政府的委员会建议公司营造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但矿工也得接受更低的工资。矿工以“工时一分钟不加，工资一便士不减”的口号拒绝这些结论。1926年5月，工会委员会为了维护工会，发动了一次矿工总罢工。绝大部分工会中的英国工人团结起来罢工。这次罢工激怒了上层和中层阶级，所有公共交通的停工给他们造成了不便。保守党的温斯顿·丘吉尔怒斥罢工者为“敌人”，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就像在谈论一座战争中的德国地堡。工党同情工人们的困境，工人为了捍卫原则在罢工中的确遭受着苦难，但是工党还是保持了安全的政治距离。军队负责运载食物，商人们和来自牛津、剑桥的学生们开着巴士或者货车帮助人们进出伦敦。两个星期之后，大部分工人回到了工作岗位，虽然矿工的罢工持续了7个月。罢工最后还是失败了。一年之后，议会通过了《劳资纠纷法》，禁止“同情罢工”，即其他行业的工人为支持罢工工人而罢工。这等于是英国工人的一次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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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认为法国的法郎不会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但1924年的财政恐慌中，法郎价值大跌，法国右翼政府也随之垮台。激进派和社会党的联盟组成了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府，这两派只有在反教权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当社会党建议对资本征收较重的税来解决经济危机时，联盟分裂了。政府部门阶段性地设立和撤销，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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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保守党人普恩加莱再次担任总理。他提高了消费税，比起资本税富人更喜欢这种税，因为负担不会落在他们身上。富人们从国外带回财产，买入当时迅速升值的法郎，法郎稳住了。普恩加莱被认为是法国货币的拯救者。但是他认为法国的政见统一，这和认为法国是欧洲最强国的信念一样，只不过是个幻觉。许多法国平民相信“钱墙”依旧绑架着国家，它与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一同阻止社会改革。从制度上来说总统力量很弱，而人们越来越认为下议院是一个有效应对国内和国际危机的争吵不休的团体。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一方面使法国共产党等极端政党对民主感到幻灭，另一方面促进了受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事件激发的初生右翼法西斯运动（见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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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伦敦大罢工期间的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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