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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的逐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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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也在探讨可使本国脱离大萧条的对策。大国为本国利益行动,实施高关税,使本国货币贬值来维护本国利益,不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事先协商。美国政府和英国一样,遵循当时的经济正统。两国均大幅削减政府支出,降低失业救助金,限制信贷。但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却坚持认为:使经济复苏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即增加包括赤字开支在内的政府支出,比如公共工程支出,以此通过降低失业率来刺激消费支出。凯恩斯认为:降低政府支出、减少失业救助金,或鼓励企业限制生产从而人为地保持高价格等通货紧缩措施只能起到反作用。这些措施可能缩减商品需求,从而延长经济大萧条。1933年初四分之一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工资持续下降,在英国、美国和其他任何地方,引发制造业兴盛的需求不足。但是凯恩斯孤掌难鸣,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当时仍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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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国家,大萧条开始消退,但这是逐步发生的。1932年英国开始出现一定的起色。但这和保守党指望的英国国际贸易大幅度提升没有关系,而是来自消费支出的缓慢增长。凯恩斯是对的。1934年和1935年失业救助金提高,政府薪水恢复到了经济大萧条前的水平,这起到了帮助作用。更多房屋的建造有资助,将资金注入经济,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一些低效的钢铁和纺织制造商破产,另一些或许得益于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的举措,变得更强、更高效。实际工资慢慢上升。农产品定额进口政策有益于农民。当工业和农业逐渐回归繁荣的时候,失业率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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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球场外,工人阶级的孩子惊讶地望着两个伊顿公学学生,反映了大萧条时期英国阶级分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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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也在慢慢改善,至少部分原因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重整军备,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企业信心也开始渐渐恢复。1930年,以美国倡导者命名的“杨格计划”已将德国还清战争赔款的期限延后到了1988年。然后1932年的洛桑会议干脆终止了赔款缴付。欧洲工业化大国中,大萧条在法国逗留的时间最为长久。政府受限于弱小的行政权力,无法做出决定性的措施,直到1935年,那一年政府在试图以保护主义和生产配额之墙保护法国后,降低赋税来促进消费。等到其他国家纷纷采取货币贬值政策时,法国就失去了相对的优势,对出口的要求减少。而且,法国的低出生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怕的人口折损也降低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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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遭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严重,复苏也更加缓慢。1932年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实行“新政”。新政促进了营救银行的贷款的发放,通过公共建设计划救助失业者,并帮助农民和企业。凯恩斯得知罗斯福的计划后表示“罗斯福真是太对了”(Rooseveltwasmagnificentlyright)(2)。总统通过无线电对美国民众进行的低调的“炉边谈话”提升了消费者信心,这种信心逐渐改善了经济。但直到1941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生产战备物资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资源调动时,美国才终于摆脱经济大萧条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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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法西斯主义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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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工业化国家和以农业为主的东欧、巴尔干地区国家,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独裁主义运动的兴起必须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艰难时期的背景中考量(见地图25.1)。法西斯党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寻求群众动员而非政治参与的政治运动发展起来。法西斯组织不存在民主元素:他们等级森严,拒绝议会制统治,试图使独裁者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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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5.1 1932年到1937年,欧洲的独裁国家 图中标出了1932年前独裁或集权统治的国家、1932年后成为独裁或集权的国家,以及在1937年仍保持民主制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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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势力的崛起存在多个因素,其中没有哪个因素可单独充当唯一解释。如果说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形成了一道自由主义价值的壁垒,战后的政治气候中情况则并非如此。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多年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中产阶级给予法西斯主义者过度的支持。中产阶级家庭惊恐地目睹自己的养老金和微薄积蓄消失。他们害怕工会领导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些人全都要求扩展公共项目以帮助失业工人。许多中产阶级担心这种改革会牺牲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大企业,它们开始反对议会统治。但在中产阶级人数极少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中产阶级的困顿状态并不能充分解释独裁主义运动的崛起。此外,英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遭受了许多同样的经济挫折,但是只在法国有一小部分人转投独裁主义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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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党和其他独裁主义右翼团体将战后时期本国的弱小和失败归咎于议会统治本身。他们认为议会制本质上弱小且不稳固,被宗派主义和阶级分化削弱。那些被独裁者夺权的国家缺乏扎实的议会民主传统。更何1001况,2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议会制度似乎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让人们倾向于渴望拥有一个强手腕的领导——一个将恢复秩序并体现民族主义抱负、实现一些人心中本民族“历史命运”的独裁者。高举手臂行纳粹礼的人群将他们的独裁者领导当作英雄来致意。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西斯主义团体本身就是使议会制政府最终毁灭的政治混乱的主要制造者,并以此彻底摧毁了议会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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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法西斯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更是一种以夺权为目标的暴力计划。法西斯主义者往往是借由谴责其所反对的人和事物(如议会制民主)而非通过其所支持的东西来界定自身。法西斯主义者不提出独裁统治的“方案”。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服务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种创建新的精英阶层的理念使他们有别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裁主义运动,那里的民族主义者试图肯定传统精英阶层(3)的统治地位,并且对群众运动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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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运动异常激烈地反对工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因为这三者都强调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异,主张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并以其所知的工人的需要为其呼吁的主要基础。与此不同的是,法西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和社会紧张关系无关紧要,所有民众共有同一民族身份便已足够,这种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比社会阶层的经济差异的意义更为丰富。法西斯主义将终结这种差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声称“民族经济共同体”的需求将会实现,以含糊的措辞作出如此承诺,来掩饰他们残暴统治的真相。20年代初期,墨索里尼将“国际金融资本”列为敌人,这是他在战前仍是社会主义者时期论调的延续,同时他试图让工人相信他是为他们的利益发声。无独有偶,奥地利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1892—1934)和葡萄牙的安东尼奥·萨拉查(1889—1970)也将“社团主义”列为一项承诺,声称每个行业都会形成雇主和工人的同盟。但是法西斯国家本质上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大企业累积着巨额利润,工人则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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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且欧洲20世纪20—30年代的右翼独裁主义运动并非全都可以称作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实行军事独裁,邻国葡萄牙的萨拉查也是如此,二者都以传统精英阶层、天主教会和军队的影响力为基础。然而,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裁政权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均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它们没有意大利与德国的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信任帮助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夺权的群众运动。在东欧建立的国家可能也被称为“泛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其中一些政权也是建立在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议会统治的激烈反对的基础之上的群众运动。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它们并不奢望将本国扩张至其宣称的“历史边界”以外。此外,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至少是基于有关创造工人的天堂的共产主义论调而组建的。斯大林无视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和工人自身的要求,不容忍外界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意见。苏联还是个集权国家,以唯一党的名义实行统治,集中控制所有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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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纽伦堡体育场,狂热的人群在一次集会上欢迎希特勒,其中包括众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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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国际通性就是仇恨议会和民主统治、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1935年甚至出现过成立法西斯国际的短暂的尝试,类似政治另一极的共产国际。墨索里尼出资赞助比利时、奥地利和英国的法西斯运动。但是法西斯主义本身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与法西斯国际主义相抵触。不过法西斯国家和右翼独裁国家可以容易地与同类结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德国和意大利都帮助了西班牙民族主义叛军,加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盟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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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已存在中产阶级的经济挫折、反议会主义、上层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反犹太主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以及认为一个独裁者将带来秩序和民族满足感的信念。但是战争的残酷经历引导它们走向一个全新的恐怖的方向,促进了侵略性民族主义的传播。战争的经历使许多在战壕中出生入死的士兵渐渐对无情暴行和人间疾苦无动于衷。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代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壕中同志情谊的延续,如今转变为对抗人们心中的内部和外部敌人的种族战争。尤其是在德国,右翼运动吸引了大批退伍军人,他们带着武器、服从军事命令的习惯和暴力经历回国。尽管退伍军人能够活着回家已足够幸运,但他们发现牺牲换来的并非明显的生活改善,而是通货膨胀引发的困境。他们为右翼运动推波助澜。在一战得胜国中,像法国和意大利,退伍军人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扰乱着政治生活,在不接受《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见第二十四章)。德国的自由军团、奥地利的保安团、法国的火十字团等组织抨击议会制政权的“衰退”和“软弱”。他们要让战争延续而不是要和平,战争是他们的主要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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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容易变成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支持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性。纳粹主义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暴力和破坏能力,其基础是认为纳粹可以决定谁生谁死的观念。他们的首选目标是犹太人。这使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实际行为更甚于其他暴力民族主义右翼政权。德国人相信了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和其他民族的退化的虚假作品,这样的民族不止一个。东欧的独裁者抨击其他种族和民族,实际上任何事都可归咎于其他民族。反犹太主义也是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和比利时的独裁主义运动的特点。在希特勒的鼓动下,1938年墨索里尼在他的民族主义的叫嚣中也增加了反犹太主义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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