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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慢慢巩固其党派。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只获得不到3％的选票。但是德国的政治生活在强大的国家人民党的领导下向右翼偏移，国家人民党大部分成员逐渐开始反对共和制度，但还不一定被纳粹所吸引。他们更愿意接受君主制或者军事独裁。1929年10月，能干且备受尊敬的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去世，支持共和制度的有力声音又少了一个，大大削弱了议会中的魏玛联合政府。尽管社会主义者仍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还拥有最大的老兵组织，但它们之间也开始出现分裂，政治中间派消失了，对魏玛的支持随之土崩瓦解。1929年10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灾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动荡。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困境使致力于推翻德国及其他国家议会统治的党派规模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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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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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右翼独裁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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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中部和东部，议会制政府没能历经20—30年代经济混乱造成的动荡和本国内部严重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存活下来，这些国家既有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存在的国家(9)，也有新成立的南斯拉夫。除了南斯拉夫王国，其他各个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都有某种程度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宪法。但是到了30年代末，只剩下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变成专政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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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其他所有国家均以农业为主，生活贫穷，文盲率高。比起西欧各国，东欧国家只有规模很小的中产阶级，除了捷克的波希米亚、塞尔维亚部分地区，以及像布达佩斯那样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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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从富裕的匈牙利地主到靠贫瘠的土地勉强糊口的波斯尼亚山民，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种类多得可怕。东欧的大部分农民对政治都不感兴趣，只是将国家与课税相联。但是他们希望土地改革，这个要求将他们带入了政治进程。战争之后，东欧国家的政府的确实施了雄心勃勃的土地改革计划，削减大片土地的数目和面积，使更多农民拥有小片土地。但是像匈牙利小农党和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这样的民粹主义农民党本质上是单一利益的党派，它们很快沦入法西斯主义煽动政治家的掌控。这些农民党污蔑犹太人为种族中的外人，挑起人们对犹太人作为银行家、小商人和店主的经济角色的憎恨。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富裕地主竭力保护他们的土地不受进一步的土地改革的侵害，又惧怕逐渐壮大的共产党，便开始寄希望于独裁主义统治。农业大萧条之中，各政治党派和议会统治遭遇失败，民族主义乘虚而入，变得比以前更嚣张、更有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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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成为独裁政权的东欧国家是波兰。约瑟夫·毕苏茨基将军于1926年夺权，实行军事独裁，在他1935年去世时独裁仍在延续（见第二十四章）。南斯拉夫的议会统治试验终止于1929年，当时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1921—1934）解散议会，禁止各种政治党派。同一年，克罗地亚人成立了右翼民族主义的乌斯塔沙，该党要求克罗地亚独立。1934年国王亚历山大遇刺，凶手正是受到乌斯塔沙党成员的协助。5年之后，克罗地亚获得了“自治”地区的地位，拥有自己的议会，但这并没有降低塞尔维亚人在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在南斯拉夫，当时主要的矛盾冲突双方并不像德国那样是独裁统治和议会制政府各自的拥趸，而是塞尔维亚独裁主义政府和克罗地亚右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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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1868—1957）于1920年成为国家领袖，1932年任命了一名法西斯主义者担任总理，但是当极右党派威胁夺权时，他镇压了他们。1935年，保加利亚建立独裁政权，之后此起彼伏的暗杀和政变充斥着政治生活。在希腊，共和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军官一决胜负。1936年，希腊国王乔治二世（1890—1947）同意扬尼斯·梅塔克萨斯将军（1871—1941）实行独裁专政，后者以法西斯的风格采用“领导”这一称号。1938年，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1893—1953）中止宪法，建立独裁政权。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受法西斯组织“天使长米迦勒军团”、特别是其中的致命突击队“铁卫团”的危害；铁卫团是一个狂热的东正教组织，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偏见。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者利用了农民对农业上通货紧缩的不满情绪。国王对天使长米迦勒军团和铁卫团实行血腥镇压，但也只是延迟了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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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大臣让路易·巴尔都在坐车穿过马赛时遇刺，不久凶手被旁观者以私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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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议会制民主政权得到了政治平稳，尽管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存在分歧。两个最大的政治党派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在吸收两个民族的成员。很明显，到了3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议会统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来自纳粹德国，希特勒对捷克苏台德地区说德语的人群和捷克人之间的民族紧张关系加以利用。因此，连这个中欧和东欧最稳定的国家也无法避免导致动荡的种族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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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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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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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这个哈布斯堡帝国残存下来的较小的德语国家，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密切相关。此外，奥地利地处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很难不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想吞并奥地利的蒂罗尔，虽然该地区只有南部说意大利语，而希特勒则想让德国吞并整个奥地利。奥地利纳粹党热衷于扰乱政治生活，以此来协助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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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左右翼势力的分歧导致了1927年7月15日的“血腥星期五”事件，当天警察在社会党发起的抗议右翼暴力的维也纳示威中杀害了100个罢工的工人。但在维也纳，社会主义民主在城市边缘的公共住房区域根深蒂固。一些旧哈布斯堡贵族居住的雄伟的内城区和工人阶级居住的政治“红色地带”之间的差别不容忽视。赋税负担的大部分落在维也纳中产阶级身上，他们大多在社会上立场保守，是热忱的天主教徒，并大力支持基督教社会党的保守统治。反犹太主义在维也纳和外省地区深深扎根。和别的国家一样，经济大萧条激化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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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起步之地巴伐利亚的反议会暴力组织对于毗邻的奥地利纳粹分子来说极具吸引力。奥地利的右翼保安团穿传统的绿色羊毛外套和皮短裤，戴阿尔卑斯帽，但装备着现代化的枪械。社会民主党决心保护党员，也组建了自己的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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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总理陶尔斐斯为了扫清建立独裁政权的道路，解散了奥地利议会。陶尔斐斯是个身形矮小、行为笨拙的男人，总是一副传统奥地利农民的打扮，因为他以出生于外省为荣。在保安团袭击了工人组织和报社后，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总罢工。陶尔斐斯派出保安团和军队镇压左翼势力，战斗就此爆发。军队袭击了工业郊区，动用火炮，在4天的战斗中杀害了几百个工人。警察使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停止运行，审讯并处死了一些领导人。陶尔斐斯随后取缔所有政党，除了法西斯政党“祖国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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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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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民阵线和极右势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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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法西斯党派源于19世纪末期的反共和民族主义。和其他国家类似，世界大战和战后经济、社会的挫折导致法国极右势力崛起。法国的法西斯（Faisceau）运动起于1919年，仿效新成立的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在该运动和1929年成立的火十字团中，参加过大战的老兵十分突出。法国的法西斯首脑中有两个著名的奢侈品生产商：香水巨头弗朗索瓦·科蒂和香槟大亨皮埃尔·泰坦热。后者在1924年发起了爱国青年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末，成员超过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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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的增多加剧了法国人的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自1935年开始，法国每年的死亡数比出生数高，人口增长完全依靠外国移民的到来，包括意大利人、波兰人、西班牙人和比利时人，还有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到了30年代末，外来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7.5％左右，这个比例在全欧洲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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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法西斯主义者谴责第三共和国，认为它在一片独裁者的大陆上是个异类。法国的政治力量不体现于强大的行政权，而是和下议院相伴随。各届政府来来往往，增加了右派的不满。1934年，一起政治丑闻给极右分子提供了行动的突破口。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塞尔日·斯塔维斯基（1886—1934）策划了虚假的债券销售计划，政府似乎是其共犯，这引发了右派反对共和政府的激烈的游行。1934年2月6日，右翼团体发起暴动，冲过巴黎的塞纳河，向下议院进攻，此后被军队驱散，双方均有死伤。但是不同于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法国的右翼没有一个可集合对议会统治的反对力量的统领性的人物。2月12日，数百万法国人发起游行，支持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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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人民阵线是激进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其形成必须放在右派不光在法国、更是在全欧洲表现出威胁的背景下考察。社会党和共产党自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就争执不断。共产国际在1927年采取“阶级对抗阶级”的方针，绝不容许向“资产阶级”党派妥协，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党，此时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分离成了一种政策。但是在30年代，法国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这种现实暂时盖过了意识形态之争。1934年6月，斯大林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担心使共产国际抛弃了“阶级对抗阶级”的方针。法国共产党现在可以与社会党和激进党在人民阵线中联手，保卫共和国不受法西斯主义祸害。这三个党准备了一份折中的计划，包括改革税制、减少每周工时、增加失业救济金、支持国际联盟和国际裁军，以及瓦解法西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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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赢得完胜。但是共产党遵从了莫斯科的命令，拒绝加入新政府。莱昂·布鲁姆（1872—1950）成为人民阵线的政府的总理。这个社会党领导人是犹太人，此事加深了极右分子的愤怒。巴黎到处回响着“希特勒比布鲁姆好！”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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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在大选前得到了人民阵线的承诺，受此激励，工会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于是法国历史上最浩大的罢工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工人们首次占领了工厂，唱着歌，进行戏剧化的表演，在舞台上模仿老板的审判。许多罢工由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发起，所有这些罢工让法国工人组织和共产党感到惊讶。共产党想尽快结束罢工，担心如果失败会损害他们对工人的影响或有利于社会党。共产党的《人道报》针对工人乐观的口号“万事皆有可能”，以一个标题进行回应：“万事皆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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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说服雇主和工会代表签署了《马蒂尼翁协议》，确定每周40小时工作制，增加薪水，提供带薪休假待遇。罢工浪潮渐渐平息。但是决不妥协的雇主和富裕家族将资产运出法国，面对他们的反对，法国经济持续萎靡不振。而且，缩短的工时造成产出减少。布鲁姆宣布“暂停”改革计划，并重新减少社会福利和其他的国家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