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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30日，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组织）摧毁了冲锋队。他们至少杀死了80人，包括罗姆。除了冲锋队，希特勒还担心来自旧右翼势力的阻挠，于是“长刀之夜”顺便清除了一些保守分子和军官。希特勒让总统兴登堡相信，这场血腥的清洗已将德意志第三帝国从阴谋中拯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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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兴登堡逝世，这使希特勒可以集总理和“元首”的头衔于一身，其中“元首”取代了有共和国意味的“总统”头衔。军队同意进行宣誓，向“全民族意志的执行者”效忠。90％的公民投票参与者同意希特勒行使这两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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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协调”计划应用于民间社会的大多数方面，比如在家庭以外组织的团队和活动。纳粹已逐步接管自发的组织，像各类专业协会和运动俱乐部。去政治化的、受到严密监控的自发组织和教堂在不威胁纳粹统治的情况下依旧是地方公共生活的中心。纳粹设法将学校变成了希特勒的国家的喉舌，纳粹提供新教材，规定教师上课的内容，包括“种族理论”和“日耳曼史前史”。过去德国学校中往往是学生惧怕老师，如今非纳粹党员的老师有理由害怕学生；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很快向纳粹党员举报似乎对纳粹主义缺乏热情的老师。“种族优生”、军事历史和日耳曼史前史使大学中有了新的教职，体现了纳粹的兴趣。每个教室都得张贴希特勒的画像，收音机广播他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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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兴登堡逝世前不久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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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分子将几十万积极活跃的德国人纳入受到小心控制的纳粹组织中，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向希特勒靠近”，即和“元首”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目标保持一致。到了1936年，希特勒青年团几乎涵盖半数10—14岁德国男孩；德国少女联盟也蓬勃发展。纳粹把社会生活简化至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15)。间接参加纳粹的庆典和仪式同样帮助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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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实施纳粹的“领导原则”，他将之定义为“冲突的学说”。他对政府高层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比如用三个总理取代内阁。他容忍甚至鼓励他最信任的下属或者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公开的竞争。那些获得希特勒信任者肆意开辟私人地盘。斯大林酷爱监督，巨细靡遗，元首则不同，他很少对各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偶尔，他对某些事情产生了关注，随后会有短时间内的疯狂的举动。但他经常缺席会议，工作时间无规律，没有条理。希特勒重视忠诚远甚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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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学说对希特勒为国家设置的经济目标产生了负面影响。陆军和空军为了资源、党卫军和警察为权限而争执。在戈林的指示下于1936年启动的“四年计划”具体说明了纳粹国家的运行。希特勒想刺激经济发展，尤其是重整军备必需的工业：钢、铁、合成燃料和橡胶。戈林和其他政府部门斗争了很久。而且工业家也在抵制国家干涉他们的企业。四年计划未能实现其宏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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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还得面对艰巨的失业挑战。尽管他几乎不懂或者不关心经济学，但他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快速重整德国军备将帮助增加工作岗位。食物短缺还是很严重，一直延续到了1936年，但是公共工程项目的开展减少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大工厂繁荣发展，尤其是战争材料制造厂。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1％，部分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希特勒自吹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几百万德国人信任着他。一个普通的德国妇女在日记里写道：“在这样一个人的伟大、诚实和开明面前，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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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上的消费品增多了，比如收音机，它们促成了一种对物质生活状况的乐观主义态度。劳工阵线组织了纳粹的便宜的度假。一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以前从来没有旅游的机会，如今可以坐上轮船游览波罗的海甚至是地中海。希特勒将这个计划取名为“快乐产生力量”，这个创意来自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下班后休闲游计划。但由于军工产业需要工厂，希特勒计划中的廉价“大众汽车”生产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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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经济的各部门还是非常衰弱。德国工业依靠进口的铁矿、铜、油、橡胶和铝土。许多德国人发现他们在“民族共同体”中的份额很小。尽管希特勒喜欢将德意志民族与他心目中的乡村美德“血与土”联系在一起，但是小农场的数目持续下降。并没有大批的德国人回归土地，德国继续着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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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墨索里尼一样，元首宣称妇女待的地方应是厨房或者产房。在一本纳粹儿童读物上写着：“德国的复兴是男人的事。”国家为生育小孩的家庭提供丰厚的财政资助，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刺激下，德国的出生率持续上升。希特勒上任总理没几个月，就强迫妇女辞掉工厂里的工作，禁止她们担任公职或任教。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少。某些职业被归类为“妇女的工作”，主要是那些包括传统的纺织品、手工艺品生产和务农的职业。尽管打着“妇女在家”的口号，纳粹德国的现实正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越来越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男人应征参军，需要妇女代替上岗，使妇女远离有偿就业的运动结束了。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工厂上班的妇女数目增加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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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纳粹的统治不只依靠纳粹的恐怖。希特勒也寻求并赢得了民众的压倒性的认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落败，受到《凡尔赛和约》的羞辱，以及经历魏玛共和国动荡的数年（其中纳粹党和其他右翼组织发挥了主要作用）之后，他逐步撕毁和约，让德国人为之欢呼。而大部分德国民众也赞成那些由纳粹国家组织有序的机关进行的警察活动。由来自各行各业的德国人组成的正规警察部队起到了帮助。纳粹国家严厉打击大萧条时期增多的犯罪现象，获得民众的好评。大部分德国普通民众赞成逮捕和监禁普通罪犯，许多人在此过程中提供协作。盖世太保和越来越凶猛的“刑事警察”还会逮捕那些被认为是“怕工作”的人，或者同性恋等其他在他们看来不合群的人。医生以绝育作为一种惩罚和社会控制的形式，这是纳粹的“种族优生”政策的一部分。德国人刻意无视或毫不关心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被关押一处。当时有人这样描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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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秽的走廊，斯巴达式简单装修的办公室，威胁，踹人，在整栋楼上上下下追赶戴镣铐的人的军人，叫喊，鼻子和脚趾贴墙而立的成排的女孩和妇人，满溢的烟灰缸，希特勒和爪牙们的画像，咖啡的气味，在打字机后面十指如飞的穿着时髦的姑娘——她们似乎对身边的卑劣和痛苦十分漠然……以及趴在桌上睡着了的盖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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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德国人向盖世太保检举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员，而且在清楚其检举的后果的情况下这么做。可以肯定的是，在1939年，大部分德国人都非常清楚集中营的存在。事实上，纳粹政府热情地宣传那些将人送至集中营的“审讯”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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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跳上了纳粹的彩车。当著名的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成员被号召向希特勒宣誓忠诚时，没有多少人辞职——小说家托马斯·曼是辞职者之一，他曾是个愤怒的保守派，至1922年已转而支持共和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向希特勒致敬，认为他“受到精神使命的坚定性的指导，这一精神使命为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有力地盖上其历史的印记”。希特勒在正式场合搬出海德格尔的例子，以宣称德国最好的学者已经加入纳粹。事实上，德国最好的思想家中有一些正在离开他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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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将那些支持他们反对的思想的书籍烧毁。1933年5月，冲锋队协调组织了犹太人、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被否定的作家的著作焚烧工作。1937年，埃森市图书馆的海报夸耀：经过4年的烧书运动，图书外借数和阅览室利用率有了“健康”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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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斥责那些他认为“颓废”的艺术及其新的实验形式，下令将许多作品从博物馆中清除。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拥有40家剧院和120家报社，是画家、作家、作曲家和学者们大胆尝试、成功实验的中心。1919年，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在魏玛市创立了一个结合艺术与应用艺术的建筑学校，这就是包豪斯(16)，它确立了魏玛的建筑和装饰风格，强调简约美观，通过形式表现功能，并结合艺术和工艺手法。格罗皮乌斯希望通过在对“全面的建筑”的探寻中使用可获得的最现代的材料，让艺术和工业达成和谐一致。包豪斯的现代主义风格与国外建筑师、艺术家和设计者的存在引起了纳粹的怀疑。曾经有过艺术志向的希特勒憎恨现代主义。他指责包豪斯是“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将它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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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举行“堕落的艺术展”，展品包括印象派和达达主义的绘画，还有其他现代主义作品。同时还举行了“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展”，展出的都是官方认可的绘画作品。斯大林推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工作，纳粹艺术则颂扬德意志人这一身份。纳粹艺术家们深情描绘耕种土地的德意志家庭、行走在波美拉尼亚森林的金发年轻人，以及被塑造成中世纪条顿骑士的方下巴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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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参观了“耻辱作品展”，该展览先于1937年所谓的“堕落的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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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对现代主义作曲家的攻击中，他们尤其凶猛地谴责犹太作曲家的作品，而19世纪末反犹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深受希特勒喜爱。剧院遭受审查和多名顶级剧作家离开的损失。希特勒本人喜欢轻松的戏剧，如1934年赢得柏林批评家奖的一部乡村喜剧，它的主角是一头猪。纳粹还对“咆哮的20年代”据认为表现出的快乐主义进行抨击，将它与放荡、同性恋、霓虹灯、爵士乐和现代舞联系在一起，从中可见他们的反现代主义。纳粹不跳查尔斯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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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策划培养了对希特勒的崇拜。元首委任受欢迎的电影制片人莱尼·里芬施塔尔（1902—2003）拍摄了《意志的胜利》。这是一部宏大的宣传电影，展现了精心编排的1934年纽伦堡集会，25万身穿制服的德国人经过严密统一的组织，挥舞着纳粹旗帜，向希特勒致敬；这部电影促成了对元首的崇拜。纳粹鼓励制作大量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电影，《犹太人苏斯》（1940）是其中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一个18世纪的犹太金融家，他背叛了德国，最后被处以极刑，纳粹观众们为之欢呼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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