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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2 1930年至1938年各个大国的国防支出（1989年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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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古典书局，1989年），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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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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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集权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在苏维埃领导层中清洗异己团体，如此确保自己的独裁统治。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领导了对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20)的党委书记，斯大林曾经的盟友，他一头鬈发，为人不苟言笑但做事谨慎。左翼反对派认为苏联应该支持独立的（即非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组织，并且批评斯大林背弃了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斯大林则不同，认为布尔什维克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即苏联。从1925年到1927年，斯大林通过将左翼领导人的盟友发配到偏远地区无足轻重的岗位来孤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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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两年的严重粮食短缺的背景下，1927年左翼反对派要求立即加快国家部门的工业化进程，动员工人对抗“资产阶级”官僚。反对派担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效果，认为它是一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妥协，有导致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见第二十三章）。左翼反对派认为，可以迫使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提供过剩的产品来支持逐步的工业化进程。假如掌控了重工业的国家使制成品保持高价，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可以进一步促进工业发展。1927年，由斯大林完全管理的中央委员会投票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并且拒绝公布列宁的“政治遗嘱”，这份遗嘱建议替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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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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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在苏联拥有更强大的工业基础之前，无法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届时，一个扩大了的无产阶级将成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更广大的基础。清洗了左翼反对派后，斯大林公开赞成他们的加速工业化的计划。这需要在农民阶层中攫取更多的资源。从1928年到1929年，斯大林恢复了对富农的“剩余”的强制征用和土地没收。此举引发了农民日益增强的反对，于是斯大林在1930年又推出进一步措施：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个人对土地和家畜的所有权。五年计划标志着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完全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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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反对重新征用和快速集体化的政策，因为这会严重削弱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结果将会是减缓而非加快工业化。1928年，布哈林成为右翼反对派的领导人，该派也反对斯大林完全背弃集体领导原则从而加强其个人权威的行为。斯大林以企图向“资本主义者”投降的罪名指控布哈林。1930年底，斯大林已将右翼反对派驱逐出党。左右两翼反对派不再形成阻碍，约瑟夫·斯大林这才真正开始漫长的专政生涯。1938年布哈林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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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斯大林设法利用苏维埃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他知道工人们认为物质进步发生得不够快，并将之归咎于农民和高傲的官僚。斯大林想要鼓动工人对苏维埃社会尚存的不平等“堡垒”发起猛攻。他将阶级斗争的言论作为一种动员力量的方式来使用，试图使工人对抗富农、“资产阶级”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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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给农村地区带来一片腥风血雨。几十万农民因为拒绝上交收成、家畜和农场而惨遭杀害。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告诉外国记者：“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反对沙皇的地下工作和内战。我做那些事是为了让我现在用机枪包围村庄、命令我的手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农民开火吗？”农民（通常由妇女带头）机智而坚决地抵制集体农场的建立、土地再分配和新的农业系统。1929年俄罗斯境内共报告发生了3万起纵火事件。农民大肆屠杀家畜，不愿将它们上交给集体农场。马的数量从1929年的3600万下降到1933年的1500万，牛的数量则从6700万下降到3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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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土地被强制并入集体农场。农民每年必须在集体农场工作一定的天数；国家提供机器、农作物种子和服装。自由市场消失了，生产定额和价格均由国家确定。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迫使农民参加工业劳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工人和城市人口翻了一番，有900万农民被招入工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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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他声称五年计划的成功超过了他最高的期望，已到了该暂停一下的时候。事实上，强制性集体化已经造成苏维埃农业产量的灾难性下降。斯大林命令官员将征收的家畜归还给农民。但是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停顿，理论上不是一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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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土地集体化期间，富农被逐出俄罗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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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历经四年零三个月(21)，62％的农民现在在集体农场为国家工作。农民获准保留少许私有土地；他们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占市场上农产品的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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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说，苏联的生活状况在五年计划期间变得更糟。燃料和机械配件的短缺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几十万农民被杀，还有大约200万农民被判服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遥远的地方。大约有700万人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饿死，400万至500万人在1932年到1933年期间遭受饥荒，绝大多数发生在乌克兰。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大约有200万人(22)在1926年到1933年期间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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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化运动是成功的，但前提是将生命代价轻易忘却。尽管苏维埃的数据不准确，有时候还会产生误导，国家还是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宏伟的生产目标，包括重工业（钢和铁）、能源产出（石油和电）、新型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以及拖拉机生产。在大萧条重创西方经济之时，苏维埃经济在1929年至1934年间可能保持每年27％的较高的增长率。虽然大部分最有能力的技工被替换(23)成专注但半文盲的工人或者农民，他们有时会把烂泥当作是石油，这一因素加上不充分的规划和混乱的数据汇报(24)，导致效率低下，然而苏联还是达到了上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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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聂伯河大坝和乌拉尔山区的新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蔚为壮观的工程引起了国际关注。国外参观者看到许多似乎满怀热情的工人。共产党官员们选出“劳动英雄”，该称号是为表彰其以创纪录的产量超越生产目标的功绩。其中有一个顿巴斯盆地的矿工名叫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他于1935年8月获此殊荣，因为他在一个班次开采了102吨原煤。“斯达汉诺夫式的人”成了苏维埃工人的理想化身，这种工人竭尽全力地工作，随时可以站出来抨击那些“托洛茨基式的破坏者和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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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继续推进集体化方针，但是不那么倚重阶级斗争的尖锐论调。到了1936年，93％的农民在集体农场劳动。斯大林放松了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运动，工厂里又出现了技术人员。但是苏维埃社会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集中计划有其匪夷所思的一面：如商店中突然送来大批的女性红色长袜或者番茄酱或浴缸（虽然有人会忘记为浴缸配置塞子）。承诺中“闪亮”的未来看上去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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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大林进一步加强了权力掌控。虽然大部分日用品仍然匮缺，但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450万台收音机广播斯大林的演讲。一位苏维埃部长的孙子回忆：“斯大林对我们来说就像上帝。有人告诉我斯大林可能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进行脑部手术，我信了。”30年代一首名为《在莫斯科有一个男人》的诗表现了这种奇怪的、让人心忧的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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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劳苦大众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