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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给农村地区带来一片腥风血雨。几十万农民因为拒绝上交收成、家畜和农场而惨遭杀害。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告诉外国记者：“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反对沙皇的地下工作和内战。我做那些事是为了让我现在用机枪包围村庄、命令我的手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农民开火吗？”农民（通常由妇女带头）机智而坚决地抵制集体农场的建立、土地再分配和新的农业系统。1929年俄罗斯境内共报告发生了3万起纵火事件。农民大肆屠杀家畜，不愿将它们上交给集体农场。马的数量从1929年的3600万下降到1933年的1500万，牛的数量则从6700万下降到3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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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土地被强制并入集体农场。农民每年必须在集体农场工作一定的天数；国家提供机器、农作物种子和服装。自由市场消失了，生产定额和价格均由国家确定。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迫使农民参加工业劳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工人和城市人口翻了一番，有900万农民被招入工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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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他声称五年计划的成功超过了他最高的期望，已到了该暂停一下的时候。事实上，强制性集体化已经造成苏维埃农业产量的灾难性下降。斯大林命令官员将征收的家畜归还给农民。但是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停顿，理论上不是一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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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土地集体化期间，富农被逐出俄罗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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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历经四年零三个月(21)，62％的农民现在在集体农场为国家工作。农民获准保留少许私有土地；他们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占市场上农产品的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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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说，苏联的生活状况在五年计划期间变得更糟。燃料和机械配件的短缺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几十万农民被杀，还有大约200万农民被判服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遥远的地方。大约有700万人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饿死，400万至500万人在1932年到1933年期间遭受饥荒，绝大多数发生在乌克兰。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大约有200万人(22)在1926年到1933年期间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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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化运动是成功的，但前提是将生命代价轻易忘却。尽管苏维埃的数据不准确，有时候还会产生误导，国家还是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宏伟的生产目标，包括重工业（钢和铁）、能源产出（石油和电）、新型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以及拖拉机生产。在大萧条重创西方经济之时，苏维埃经济在1929年至1934年间可能保持每年27％的较高的增长率。虽然大部分最有能力的技工被替换(23)成专注但半文盲的工人或者农民，他们有时会把烂泥当作是石油，这一因素加上不充分的规划和混乱的数据汇报(24)，导致效率低下，然而苏联还是达到了上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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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聂伯河大坝和乌拉尔山区的新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蔚为壮观的工程引起了国际关注。国外参观者看到许多似乎满怀热情的工人。共产党官员们选出“劳动英雄”，该称号是为表彰其以创纪录的产量超越生产目标的功绩。其中有一个顿巴斯盆地的矿工名叫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他于1935年8月获此殊荣，因为他在一个班次开采了102吨原煤。“斯达汉诺夫式的人”成了苏维埃工人的理想化身，这种工人竭尽全力地工作，随时可以站出来抨击那些“托洛茨基式的破坏者和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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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继续推进集体化方针，但是不那么倚重阶级斗争的尖锐论调。到了1936年，93％的农民在集体农场劳动。斯大林放松了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运动，工厂里又出现了技术人员。但是苏维埃社会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集中计划有其匪夷所思的一面：如商店中突然送来大批的女性红色长袜或者番茄酱或浴缸（虽然有人会忘记为浴缸配置塞子）。承诺中“闪亮”的未来看上去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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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大林进一步加强了权力掌控。虽然大部分日用品仍然匮缺，但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450万台收音机广播斯大林的演讲。一位苏维埃部长的孙子回忆：“斯大林对我们来说就像上帝。有人告诉我斯大林可能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进行脑部手术，我信了。”30年代一首名为《在莫斯科有一个男人》的诗表现了这种奇怪的、让人心忧的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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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劳苦大众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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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传播幸福和快乐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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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斯大林，我大声呼喊，这样全世界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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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斯大林，我们的领袖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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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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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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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最初对俄国革命充满热情，20世纪20年代初期洋溢着乌托邦主义精神。共产党期望在群众动员和忠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独特的文化，它将体现和促进苏联的生活集体化，帮助人们达成共识。乌托邦主义文化是叛逆的无产阶级和平等主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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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斯大林决定快速使苏联工业化，机器成了战间期苏维埃意象中的一个常见主题。苏维埃艺术家和作家相信：为资本家服务的机械化已进一步奴役了人民，但技术可能会使人解放。国家开办艺术学校，为奋斗的艺术家们提供援助，希望能够吸纳他们服务于革命。最初几年，这个苏维埃国家资助未来主义者（见第二十章），将他们视为欢迎技术变革、并能在建设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提供一种新的美学的革命艺术家。苏维埃未来主义者发表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承诺“重新检验左翼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使左翼艺术脱离个人主义的扭曲，发展其共产主义的一面”。艺术家协同设计师为标准化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制作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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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国家管理着公众生活的大部分方面，在最初几年发生的文化形式的小型爆炸后来让位于压抑的正统性。斯大林排斥传统艺术和先锋艺术，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逃避主义，他认为艺术应该承担社会功能，描绘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更喜欢那些呈现微笑着为国家劳作的工人的宏伟壁画。如果艺术家不遵守上述标准，将会被指控为迎合“资产阶级价值观”，这是一项越来越危险的罪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派遣团员宣传文化的统一性，叫停被认为属“资产阶级”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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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欺骗了许多外国政客和参观者，让他们对苏联首次实现了让数百万工人阶级的孩子入学念书一事产生深刻的印象。一些工人参加夜校课程，甚至上了大学。妇女们在以前不得涉足的工作领域获得了培训和职位，比如医疗行业。苏维埃向导把外国参观者领到莫斯科新地铁附近，展示苏维埃首都经过改善的住房、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波将金村”有着一系列表面光鲜的建筑物，给不知道其后空无一物的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自1918年起教会就和国家正式分离，但在信仰东正教的地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共和国，宗教生活均一如既往，至少在农村是这样。而且，尽管主张无神论，斯大林却阻止未婚同居，禁止流产和同性恋。到了30年代末，斯大林早先支持妇女获得平等机遇的热情也渐渐消退；国家订可的作为忠诚的苏联儿童之母的女性形象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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