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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化运动是成功的,但前提是将生命代价轻易忘却。尽管苏维埃的数据不准确,有时候还会产生误导,国家还是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宏伟的生产目标,包括重工业(钢和铁)、能源产出(石油和电)、新型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以及拖拉机生产。在大萧条重创西方经济之时,苏维埃经济在1929年至1934年间可能保持每年27%的较高的增长率。虽然大部分最有能力的技工被替换(23)成专注但半文盲的工人或者农民,他们有时会把烂泥当作是石油,这一因素加上不充分的规划和混乱的数据汇报(24),导致效率低下,然而苏联还是达到了上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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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聂伯河大坝和乌拉尔山区的新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蔚为壮观的工程引起了国际关注。国外参观者看到许多似乎满怀热情的工人。共产党官员们选出“劳动英雄”,该称号是为表彰其以创纪录的产量超越生产目标的功绩。其中有一个顿巴斯盆地的矿工名叫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他于1935年8月获此殊荣,因为他在一个班次开采了102吨原煤。“斯达汉诺夫式的人”成了苏维埃工人的理想化身,这种工人竭尽全力地工作,随时可以站出来抨击那些“托洛茨基式的破坏者和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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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继续推进集体化方针,但是不那么倚重阶级斗争的尖锐论调。到了1936年,93%的农民在集体农场劳动。斯大林放松了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运动,工厂里又出现了技术人员。但是苏维埃社会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集中计划有其匪夷所思的一面:如商店中突然送来大批的女性红色长袜或者番茄酱或浴缸(虽然有人会忘记为浴缸配置塞子)。承诺中“闪亮”的未来看上去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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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大林进一步加强了权力掌控。虽然大部分日用品仍然匮缺,但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450万台收音机广播斯大林的演讲。一位苏维埃部长的孙子回忆:“斯大林对我们来说就像上帝。有人告诉我斯大林可能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进行脑部手术,我信了。”30年代一首名为《在莫斯科有一个男人》的诗表现了这种奇怪的、让人心忧的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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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劳苦大众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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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传播幸福和快乐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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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斯大林,我大声呼喊,这样全世界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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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斯大林,我们的领袖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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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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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最初对俄国革命充满热情,20世纪20年代初期洋溢着乌托邦主义精神。共产党期望在群众动员和忠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独特的文化,它将体现和促进苏联的生活集体化,帮助人们达成共识。乌托邦主义文化是叛逆的无产阶级和平等主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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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斯大林决定快速使苏联工业化,机器成了战间期苏维埃意象中的一个常见主题。苏维埃艺术家和作家相信:为资本家服务的机械化已进一步奴役了人民,但技术可能会使人解放。国家开办艺术学校,为奋斗的艺术家们提供援助,希望能够吸纳他们服务于革命。最初几年,这个苏维埃国家资助未来主义者(见第二十章),将他们视为欢迎技术变革、并能在建设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提供一种新的美学的革命艺术家。苏维埃未来主义者发表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承诺“重新检验左翼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使左翼艺术脱离个人主义的扭曲,发展其共产主义的一面”。艺术家协同设计师为标准化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制作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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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国家管理着公众生活的大部分方面,在最初几年发生的文化形式的小型爆炸后来让位于压抑的正统性。斯大林排斥传统艺术和先锋艺术,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逃避主义,他认为艺术应该承担社会功能,描绘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更喜欢那些呈现微笑着为国家劳作的工人的宏伟壁画。如果艺术家不遵守上述标准,将会被指控为迎合“资产阶级价值观”,这是一项越来越危险的罪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派遣团员宣传文化的统一性,叫停被认为属“资产阶级”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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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欺骗了许多外国政客和参观者,让他们对苏联首次实现了让数百万工人阶级的孩子入学念书一事产生深刻的印象。一些工人参加夜校课程,甚至上了大学。妇女们在以前不得涉足的工作领域获得了培训和职位,比如医疗行业。苏维埃向导把外国参观者领到莫斯科新地铁附近,展示苏维埃首都经过改善的住房、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波将金村”有着一系列表面光鲜的建筑物,给不知道其后空无一物的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自1918年起教会就和国家正式分离,但在信仰东正教的地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共和国,宗教生活均一如既往,至少在农村是这样。而且,尽管主张无神论,斯大林却阻止未婚同居,禁止流产和同性恋。到了30年代末,斯大林早先支持妇女获得平等机遇的热情也渐渐消退;国家订可的作为忠诚的苏联儿童之母的女性形象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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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的黑暗”:斯大林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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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4年,斯大林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将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开除出党。他颁布国家法令,对于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人要加速惩罚。逮捕活动增多,处决代替了苦役的判决。控告的罪名变得越来越令人发指:密谋推翻国家、“破坏”苏维埃工业、试图恢复资本主义,或者只不过身为“资产阶级”或是“人民敌人”的妻子。被斯大林邀请至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也于1938年在那里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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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第一场“摆样子审判”:被告官僚“承认”破坏生产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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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观众和镜头前进行的大型“摆样子审判”(showtrial)在1936年进行。最后一场发生在1938年3月,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面对着有时候看上去比犯人更加紧张的法官。受审者在法庭上被迫签字认罪,现场的外国旁听者点头赞同荒唐的指控。儿童受到鼓励检举自己的父母对国家犯罪,只要年满12岁即可被处死。1937年至1938年,至少68万人被判了死刑,大约有100万人在集中营被处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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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89—1938)给朋友读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他提到了关于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山区奥塞梯的流言,也写到作为统治者,他的话语有巨大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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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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