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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选举之后，反君主主义者再次占据议会的大多数席位，阿方索十三世离国。军队拒绝援救君主制，因为大部分军官如今希望进行独裁统治。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国王一直依赖贵族的支持，如今贵族袖手旁观，目送君主制度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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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共和党与温和的社会党联盟成立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曼努埃尔·阿萨尼亚（1880—1940）领导的政府颁布了反教权主义的措施，包括政教正式分离、征收新税、实行劳动改革，并进行土地改革，包括全盘没收部分最大的地产。罢工、农民对土地的夺取，以及教堂和修道院受到的袭击使富有地主和神职人员更倾向反议会制度的右翼势力。西班牙共和国无法依靠工会的支持，工会期望范围更广的社会改革，也不能指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要废除国家本身。1933年9月，阿萨尼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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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开始了共和国的“黑色的两年”，日趋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暴力是其显著特征。右翼加入了一个愈加保守的共和政府，这惹恼了左翼。1934年的“十月革命”期间，马德里的左翼分子、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和北部省份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发动起义，很快在当地建立了地方“苏维埃”。起义者坚持了两个星期，之后遭到了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1892—1975）指挥的摩洛哥军队的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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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激进派、社会党、共产党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人民阵线”，保卫共和政府，反抗右翼势力。第二年年初的大选中，人民阵线以微弱优势成为多数派，此后很快因高失业率和政治暴力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分崩离析。1933年，一小股名叫长枪党的准军事法西斯运动力量开始出现，其成员模仿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进一步破坏了共和政府的稳定性。政府对针对共和派的暴动浪潮采取措施，宣布长枪党为非法组织，并在1936年3月逮捕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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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爆发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军事叛乱。此后在西班牙大多数主要城市立刻发生了有预谋的驻军起义（见地图25.2）。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将叛军运送到西班牙本土。右翼民族主义叛军(27)打败了共和军，很快就占领了传统的保守地区：卡斯蒂利亚、加利西亚和纳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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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5.2 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 国民军逐渐掌控了西班牙；箭头所示为西班牙内战期间民族主义国民军和共和军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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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派联盟的脆弱性减弱了其防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力量。在马德里，社会主义的工会占了上风。在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无政府主义工人和农民是多数派。他们都把内战的爆发视为开始社会革命的信号，没收土地，占领工厂，建立合作社。工人委员会在一些地区掌控大权，对上层阶级发起恐怖行动。社会党现在处于设法将他们最初号召的社会革命遏制住的尴尬立场。共产党则担心发自底层的尝试性的社会革命可能会损害挽救共和国的努力，而且这可能削弱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成员不到一年增加至6倍，采取了莫斯科的斯大林坚持使用的集中和分级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西班牙共产党对加入该党的成员进行清洗。共产党不给予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部队物资及军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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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遭受着分裂之害，而民族主义者因日益团结而获益。佛朗哥将军认为共济会已经侵蚀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他把自己当作和不值得怜悯的异教徒战斗的勇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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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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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和国民军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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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宗教战争以来，西欧尚未出现过像西班牙内战那样野蛮的战争。至少有58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中只有约六分之一丧命于战场。1万人死于对平民的空袭(28)，数千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内战期间，国民军至少处决了20万共和军，而被共和军杀害或者病死在监狱的国民军也有那么多。战争的最初两个月，共和军控制区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在暴力和死亡之中陡然加剧。长枪党成员和君主主义者被揪出马德里的监狱枪杀；仅仅在加泰罗尼亚省，就有超过1000名神职人员和修女遇难。国民军利用或真或假的共和军的暴行作有效的宣传，支持国民军的伦敦《每日邮报》宣称“红色分子折磨修女”。国民军在斗牛场组织“死亡节日”（fiestaofdeath），他们用机枪扫射共和派人士，其中包括有名的知识分子和巴斯克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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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分化了欧洲，因为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政治两极相对抗。政治右派认为，在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的激战中，宗教和社会等级危如累卵。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支持者把这次内战当作对抗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包括2万名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以及许多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在内的外国志愿者加入共和军的队伍。来自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纵队志愿兵怀着理想和决心作战，但只是偶尔有成效。然而，这些“国际纵队”在1936年11月打响的英勇的马德里保卫战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不少作家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几乎都站在共和军一边，他们后来写出了一些20世纪最为卓越的战争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1940）。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令人难忘地记述了他参加共和军的经历、各大政治派系间破坏性的分裂和共产党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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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共和军，国民军占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因为他们自身涵盖了大部分西班牙武装力量。共和军缺少可靠的地图之类的必需品。奥威尔曾回忆了自己在被发到一支1896年式德国毛瑟枪时以及难以将各色人等组建成一支能作战的部队时的惊讶之情，这些混杂的人中有不识字的农民、无政府主义工人、商店职员和外国志愿者，许多外国志愿者都不会讲西班牙语，大家共同认识的单词只有一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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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期盼西方民主国家提供武器、军械与其他物资。但英国政府想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况且许多政要官员还是佛朗哥的崇拜者。在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对是否采取将会扩大西班牙冲突并使本国更加分化的举措犹豫不决。而且他也不想与英国政府疏远，因为他在未来终将发生的任何对抗德国的战争中少不了英国的帮忙。若非苏联赞助坦克、飞机和其他物资，西班牙共和国在国民军面前恐怕早已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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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为德国与意大利对这座巴斯克村落的空袭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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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德国和意大利对国民军的帮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英国、法国和美国遵守不干涉协定，而意大利派出10万士兵前往西班牙。但共和军轻而易举就将这些装备低劣的意大利军队击溃，在1937年春天的地面战中，意大利军队居然依靠米其林旅游地图。意大利人在空中表现稍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对抗。墨索里尼的空军帮助破坏了共和军的补给线。希特勒把西班牙内战作为练兵场地，通过葡萄牙运送飞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德国顾问为国民军训练空军和军事人员。德国空军的秃鹰军团轰炸共和军和平民。1937年4月26日，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对小镇格尔尼卡投弹和扫射，造成100多名居民丧命。不到一个月，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在帆布上描绘下现代战争的恐怖面貌，使格尔尼卡的牺牲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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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底，国民军进攻马德里，被称为“热情之花”（LaPasionaria）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用她勇敢的呼唤集结了共和军：“不让他们通过！”然而在北方，国民军抵达了大西洋海岸，切断了巴斯克地区共和军和法国的联系。共和军沿着从格拉纳达南部的地中海到比利牛斯山脉的长长的前线战斗。佛朗哥的军队一到达地中海，便将加泰罗尼亚与共和军控制的其余地区隔离。巴塞罗那于1939年1月沦陷。英国和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已经垮台）很快就承认了佛朗哥政权。共和国的难民带上一切可以带上的东西越过积雪的比利牛斯山脉逃往法国。葡萄牙的共和国于1926年就已被推翻，逃往那里的人被萨拉查的独裁政权送回西班牙，然后惨遭杀害或者被关进监狱。在西班牙，对共和军的血腥报复很快开始，超过15万个西班牙人受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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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共产党领袖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右图）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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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现在成了“首领”（Caudillo），正如意大利的领袖和德国的元首，他以军队、教会和富裕地主这三股反对共和国的势力的支持为基础，建立了独裁政权。但是考虑到西班牙虚弱的国力，佛朗哥并没有采取扩张的政策，那正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特点。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查的葡萄牙，天主教会在制度中的地位在纳粹德国是不可想象的，在意大利，其作用也没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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