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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剧”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战争恐怖的反应，1948年至约1968年，荒诞剧集中在巴黎。这是一些高度反传统和反理性的戏剧。爱尔兰出生的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和其他剧作家试图让观众感到震憾，他们用挑衅性的主题，将看似无关的事件和对话串起来，以证明存在并没有目的，是荒谬的。他们拒绝情节、常规布景，以及个人的个性。其滑稽、机械的角色是在一个奇怪的、噩梦般的、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的疏离的永恒流亡者。在这些剧本中，因果关系的缺乏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个注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34)讲述了两个老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的一个不连续的故事(35)。他们夜夜见面，期待一个名叫戈多(36)的人的到来，但我们从来不清楚他的到来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他永远没有到来，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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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知识分子聚会，包括让-保罗·萨特（坐在左边）、阿尔贝·加缪（坐在中间）、巴勃罗·毕加索（抱臂站立）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最右边，站在毕加索的一些作品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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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一股反美国思潮。这反映出他们对美国的冷战外交与核政策的敌视，以及对美国主宰北约的恐惧。美国从1955年的西德开始，在西欧部署核武器，导致了反核组织的建立和抗议。知识分子们也批评美国的文化散发着庸俗的物质主义。这种斗争还涉及经济层面，因为美国公司和产品在西欧大行其道，带来最多争议的是可口可乐。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政府害怕可口可乐会给葡萄酒行业带来竞争。在强大的葡萄酒行业说客的鼓励下，法国政府尝试不让可口可乐进入法国市场，但最终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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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还在继续接受美国文化的一些方面。二战使好莱坞电影短暂地流入欧洲，观众对这些电影趋之若鹜。美国影星成了欧洲的明星(37)。然而，西欧制片人对电影院有重要贡献。虽然大多数美国电影制片人强调轻松娱乐，如有特效的西部片和战争电影，意大利的费德里柯·费里尼(38)和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39)则制作出严肃的艺术片。法国新浪潮导演，如让·吕克·戈达尔(40)和弗朗索瓦·特吕弗(41)，反抗传统的电影技术，采用跳跃剪接和破坏性编辑等创新技术来创造错位感。他们的实验电影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经常描绘不按传统主角品格塑造的主角。与此不同的是，英国制片人兼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通过引人入胜的悬疑片让几代观众既惊恐又着迷，如《惊魂记》（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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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一些电影取材自近期的、有时是痛苦的历史，特别是吉洛·彭特克沃的《阿尔及尔之战》（1961），其中出现了阿尔及利亚起义的一些真实参与者，这部电影对他们表示了同情。马塞尔·奥菲尔斯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通敌和抵抗的纪录片《悲哀和怜悯》（1969），帮助推动人们反思维希年代法国与纳粹勾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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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知识分子全神贯注于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弗朗茨·法农（1925—1961）是来自马提尼克的一位法国黑人社会评论家，他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中探讨了第三世界的革命潜力，其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是不结盟的。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1908—2009）信奉文化相对主义，通过他对巴西和东南亚的研究工作，让人类学摆脱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有关“外围”或“落后”地区的观点。莱维斯特劳斯对社会的行为方式感兴趣，这也导致人类学家不再强调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所特别注重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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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知识分子受到国家的阻挠。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面对的国家机器使得言论自由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他们自愿遵守国家决定的规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2)是唯一获得许可的艺术表现形式；大多数西方艺术家的作品都被谴责为资本主义的工具。艺术的目的是鼓励为国家奉献和牺牲。斯大林正式批准了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1898—1976）的疯狂理论，他坚持认为，一代人所经历的知识或信仰可以通过基因遗传。斯大林对这个理论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该理论表明，学会官方正统观念并在社会行为上表现出服从的党员会将相同的特性遗传给他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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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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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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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在整个大陆上的情况各异，但女性地位逐渐提高。男性在战后返回工作岗位，女性会因此失去一些技术性岗位，但经济扩张和更多白领工作的诞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在美国协助动员了女权运动，在欧洲也同样，但效果较慢。在西方国家，劳动妇女的重要贡献使人们难以继续拒绝给予这一半人口选举权。战争结束后，妇女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获得了选举权。在苏联阵营的国家(43)中，女性在就业机会方面可能有更平等的待遇，虽然这实际上通常意味着她们承担着工资收入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负担。女性在苏联和瑞典的全体员工中占一半以上，并且在每一个欧洲国家中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西欧，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妇女开始从事全职工作。从1977年开始，法国女性去工作不再需要经过其丈夫许可。在共产主义国家，女性更容易进入医学界，但男性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在实现大致平等的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女性最成功，在地中海地区则恰恰相反，传统的偏见在那里仍难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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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女大学生和走上专业岗位的妇女人数急剧上升。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英国的女性获得了针对就业歧视的法律保护，而在法国，政府建立了妇女地位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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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在1968年的抗议期间复苏，推动了女权运动。在立法机关任职的女性比例渐渐增加。此外，即使一些国家保留了并未禁止歧视男女同性恋者的法律，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获得更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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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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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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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欧的国家一样，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天主教会也被迫面对变革的压力。在天主教会中，发展出了一股自由的思潮和行动，以回应现代生活的一些社会问题。“工人神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工厂，试图让工人回到教会，同时支持他们对更好的工作条件的要求，直到教皇谴责该运动。在1958年选举出更加宽宏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这预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标志是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沟通开启。教皇约翰主持了一次公会议(44)，在教会的各种活动中展开重大变革，允许使用当地语言举行弥撒，并在不改变教理的情况下，任命更多来自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方的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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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约翰的继任者保罗六世继续朝着泛基督教主义(45)的方向推进，他访问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会见了东正教会领袖。但当时几个著名的神学家挑战教会的教义，激怒了罗马。1978年，保罗去世，而他的继任者约翰·保罗一世也只在圣彼得宝座上待了两个月便去世。随后，从梵蒂冈的烟囱升起的白色烟雾宣布了自16世纪以来的第一位非意大利教皇即位：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卡罗尔·沃伊蒂瓦，1920—2005；由本笃十六世继任）。虽然新教皇对信仰和教义的问题仍然比较保守，但他前往世界各地，呼吁社会正义，成为数百万受压迫的人的希望象征。尽管天主教徒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例迅速下降，但在波兰、克罗地亚、葡萄牙和爱尔兰，仍有很多人对天主教会特别忠诚。然而，即使这些坚定的天主教国家也不顾教会的反对，将离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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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一名企业里的神父在与一名工厂工人交谈，为了使天主教会更为开明自由，并把它融入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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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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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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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迅速城市化。在德国工业重镇莱茵兰，一个城市在哪里是尽头、另一个城市又从哪里开始变得很难说清楚。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巨型城市吞噬了它们的周边地区。在东欧，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3750万增至20年后的5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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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新的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促成了建筑风格的统一。充满了小型公寓的高大、单调、统一的大楼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及其周边涌现，在墙壁单薄的狭小空间内提供足够大的住宿处，但除此之外没有太多优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通勤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近20％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这20％中，只有约300万居住在光之城（巴黎）本身，其余都居住在延伸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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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初，苏联开始建造新的郊区和卫星城镇，以容纳寻求住在莫斯科的人口，该数字从1926年的200万增长到1959年的超过500万。在同一时期列宁格勒的人口从170万增加到3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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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城市发展与大规模工业的集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来了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工厂对工业区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此外，道路上的汽车数量从1948年的500万增至1965年的4400万。新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的建设无法跟上交通量增加的速度。欧洲开始交通堵塞，因为城市里挤满了越来越多的汽车，这也污染了空气。不过，都市更新项目提高了在城市和城镇的生活质量。西德、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城市因其闪亮的城市中心而在其他城市的比照下尤为醒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街道给困扰的行人，他们厌倦了要躲避汹涌的车流和喇叭狂响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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