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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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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欧的国家一样,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天主教会也被迫面对变革的压力。在天主教会中,发展出了一股自由的思潮和行动,以回应现代生活的一些社会问题。“工人神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工厂,试图让工人回到教会,同时支持他们对更好的工作条件的要求,直到教皇谴责该运动。在1958年选举出更加宽宏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这预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标志是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沟通开启。教皇约翰主持了一次公会议(44),在教会的各种活动中展开重大变革,允许使用当地语言举行弥撒,并在不改变教理的情况下,任命更多来自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方的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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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约翰的继任者保罗六世继续朝着泛基督教主义(45)的方向推进,他访问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会见了东正教会领袖。但当时几个著名的神学家挑战教会的教义,激怒了罗马。1978年,保罗去世,而他的继任者约翰·保罗一世也只在圣彼得宝座上待了两个月便去世。随后,从梵蒂冈的烟囱升起的白色烟雾宣布了自16世纪以来的第一位非意大利教皇即位: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卡罗尔·沃伊蒂瓦,1920—2005;由本笃十六世继任)。虽然新教皇对信仰和教义的问题仍然比较保守,但他前往世界各地,呼吁社会正义,成为数百万受压迫的人的希望象征。尽管天主教徒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例迅速下降,但在波兰、克罗地亚、葡萄牙和爱尔兰,仍有很多人对天主教会特别忠诚。然而,即使这些坚定的天主教国家也不顾教会的反对,将离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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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一名企业里的神父在与一名工厂工人交谈,为了使天主教会更为开明自由,并把它融入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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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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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迅速城市化。在德国工业重镇莱茵兰,一个城市在哪里是尽头、另一个城市又从哪里开始变得很难说清楚。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巨型城市吞噬了它们的周边地区。在东欧,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3750万增至20年后的5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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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新的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促成了建筑风格的统一。充满了小型公寓的高大、单调、统一的大楼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及其周边涌现,在墙壁单薄的狭小空间内提供足够大的住宿处,但除此之外没有太多优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通勤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近20%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这20%中,只有约300万居住在光之城(巴黎)本身,其余都居住在延伸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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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初,苏联开始建造新的郊区和卫星城镇,以容纳寻求住在莫斯科的人口,该数字从1926年的200万增长到1959年的超过500万。在同一时期列宁格勒的人口从170万增加到3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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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城市发展与大规模工业的集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来了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工厂对工业区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此外,道路上的汽车数量从1948年的500万增至1965年的4400万。新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的建设无法跟上交通量增加的速度。欧洲开始交通堵塞,因为城市里挤满了越来越多的汽车,这也污染了空气。不过,都市更新项目提高了在城市和城镇的生活质量。西德、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城市因其闪亮的城市中心而在其他城市的比照下尤为醒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街道给困扰的行人,他们厌倦了要躲避汹涌的车流和喇叭狂响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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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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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通讯革命使世界比从前小得多。由于工作日逐渐减少,工资提高,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休闲活动。旅行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航空旅行逐渐让欧洲城市彼此之间连接起来,也让它们与其他大陆相连。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推出了喷气式客机,在跨大西洋旅行中,飞机取代了客船。甲板上的浪漫时代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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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的快速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例子。大型喷气式客机大大增加了可以挤进一架飞机中的乘客的数量,从而降低了机票的费用。包机飞行的时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的游客成群结队地到达欧洲,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日本的游客也同样如此。对于欧洲人而言,北美、亚洲和非洲成为更加常见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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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政府合作开发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少数极为富有的乘客开始乘坐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从巴黎和伦敦飞到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飞行时间为3小时15分钟,相当于常规喷射式客机的一半时间都不到。然而,飞机的老化、在巴黎机场附近灾难性的坠毁,以及多年的经济损失让乘坐协和式超音速客机旅行在2003年结束。高速列车(TVG)更为成功,于1981年开始在法国运行。它们以超过170英里的时速为乘客提供舒适的旅程。其他国家也开发了快速列车。1994年,“英法海底隧道”开通,这是一条连接法国和英国的30英里长的隧道,列车在英吉利海峡下运行,这让伦敦到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路程仅需两个多小时即可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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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数百万欧洲人开始动身旅行,尤其是在7月和8月,许多人都去欧洲南部的阳光海滩。带薪休假成了预期中“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旅游业对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的经济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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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在欧洲社会日益受到青睐。超市开始让很多小杂货店倒闭。美式单词和术语悄悄进入欧洲语言,网球鞋和T恤衫风靡欧洲,美国的电视节目也同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麦当劳已经开始进入欧洲国家的首都并逐渐进入较小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迪士尼乐园(46)在巴黎郊外敞开了大门。一名法国戏剧导演把它称为“文化切尔诺贝利”(47)。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星巴克的咖啡馆开始到达欧洲,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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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一样,欧洲也经历了一场惊人的通讯革命。20世纪60年代,家用电话在西欧大多数地区变得更加普及。40年后,手机已接任,越来越多的电话亭停业。针对人们在火车上、街道角落、餐厅或在驾驶时对着移动电话大喊而带来的烦恼,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说,直到手机的出现,他才对人性产生巨大的信心。随着光纤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跨大西洋电话费用迅速下降。然后,在90年代,电脑革命和互联网把信息世界放在欧洲人以及几乎所有地区的人们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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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塑造了一种大众消费文化,使艺人一跃成名,让那些名字已经家喻户晓的政客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而不仅仅是想象。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1939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到了60年代末,大多数西欧家庭拥有了电视机,及至70年代中期,没有电视机的家庭已相对较少。在80年代中期,总部在美国的CNN网络开始覆盖世界各地。正如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电视报道一样,体育运动也日益表现出全球化的一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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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运输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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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和广播的时代结束了报纸的伟大时代。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了更多、且可以说是更好的报纸。但是,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多地从电视和广播获得新闻和娱乐,多家报纸合并,并且有许多停刊了。除了像巴黎的《世界报》、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米兰的《新闻报》这些严肃的报纸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小报依靠煽情、丑闻,以及将未经证实的有吸引力的谣言作为真相公布来吸引读者。在苏联,新闻报纸由国家控制,每天印刷的《真理报》超过70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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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和个人电脑先后改变了人们的购买方式。在通讯革命仍在进行的背景下,计算机病毒的出现,证明了世界的联系已日趋密切到何种程度。即使是最先进的电脑系统,面对知识渊博的黑客来说也明显不堪一击,这导致人们对国家安全系统的担心。欧洲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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