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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二十九章 民主的过渡和共产主义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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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20年的日益繁荣，以及政治和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国内政治冲突于1968年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和美国爆发。在那一年爆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反抗似乎让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们与掌权者对立起来。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中，很多人将自己的反抗视作整整一代人对上一代的反抗。他们代表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者，指责上一代使世界似乎不理会人们对社会正义和政治变革的需求。许多人认为，自己被物质主义和工业化的官僚社会，以及他们就读的大学异化(1)。女性主义在1968年的抗议活动中也是一股重要的潜流，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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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和抗议活动带来了政治上的反应。法国的动荡最终在政府镇压和保守派的武力炫耀中结束。在西欧其他地区，示威活动也随之消退，但在美国针对越战的示威仍在进行。在西欧，保守派或中间派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主宰着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政府，而社会党则在1981年和1995年间执掌法国大权。至于南欧地区，民主统治来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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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70年代以来美苏的缓和状态再次受到激化。然后在1989年，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执行了一系列剧烈的改革，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开始自由化。他的大胆举动鼓励了人们进一步要求改革，刺激了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东欧很快就受到了影响。随着自由化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复兴，很明显，苏联领导层不会介入镇压改革运动，因为戈尔巴乔夫表示，他认为在东欧的改革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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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欧，一个又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垮台。这些革命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罗马尼亚暴力推翻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革命，直到东欧完全没有共产主义政权(2)。总体而言，东欧通过非常和平的演变，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垮台。然而到了1989年，南斯拉夫在族裔仇恨的纷乱中开始分裂，造成纷乱的原因正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多语种国家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民族问题。在波斯尼亚地区，内战肆虐。苏联自身也于1991年解体。早在1947年，美国官员乔治·凯南曾预言，苏联体制“包含着让它自己衰败的种子”，事实表明他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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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其在苏联进行的改革和以自由化为目标的大胆举动而在西德的斯图加特受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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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不断变化的西方世界中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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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系松散的政治及社会变革运动横扫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年轻人越来越宣扬性自由的风气、生育控制(3)的出现，以及在一些国家中堕胎的合法化，对此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青年反抗运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为基础(4)，这些反抗运动挑战历史悠久的等级秩序、政党政治，甚至是消费主义。从加州伯克利，到巴黎、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学生们都在抗议美国介入越南内战，尽管政府声称这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崇高斗争，但越战中的美国似乎在支持一个打击坚定的民族主义者(5)的腐败政权。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和民权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们抗议社会不公和种族主义，在美国尤其如此。长发、性自由、摇滚乐和大麻似乎都属于理想主义青年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反叛。英国人对流行文化的影响程度从来没有超越过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披头士、米克·贾格尔、滚石和谁人等摇滚乐队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惊人地流行起来。在法国，学生示威、暴乱和罢工震动了全国，挑战着总统夏尔·戴高乐的政府。示威也震撼了意大利、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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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开始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支配。戴高乐相信法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并且从来没有过片刻怀疑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担心欧洲和法国由英国和美国来主宰。他坚持认为，法国要保持独立的核能力，该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60年试爆的。此外，德国和法国结束了几十年的敌意，他们之间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新欧洲的基石。然而，戴高乐拒绝与其他西方政权合作。在1966年，法国退出了北约的军事指挥，迫使北约总部从巴黎转移到布鲁塞尔。在法国的美国陆军和空军基地被关闭。戴高乐拒绝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因而激怒了美国政府。他还在1967年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激怒了许多加拿大人，因为他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魁北克人口以讲法语的人为主，他们已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独立情绪。虽然戴高乐仍然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希望法国可以作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第三势力进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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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欧洲政府也不再自动接受美国那套曾鼓励军备竞赛的冷战说辞。它们推断，若两个超级大国开战，战场（在常规战争中）或目标（在“有限”核战争中）都将位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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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抗议挑战戴高乐主义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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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的春天，示威者走上巴黎街头，抗议僵化、人满为患却又资金不足的法国大学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大学仍然是精英们的保护区。思想发酵程度因反越战而有所提升。在法国，学生们反抗掌握政治权力者、不平等，甚至现代技术，后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使人丧失了人性。拉丁区(6)的涂鸦宣称：“同志们，革命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它是一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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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5月初，巴黎大学开除了一名激进的学生。为表抗议，学生们和一些年轻教师在索邦占领了大学大楼。在警方进入大学并开始逮捕学生后，示威者散开，并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当警察袭击匆忙拼成的临时路障时，几名学生被杀，数百名学生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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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多数工人认为学生的要求过于激进，并且有很多工人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而法国的工人则不一样，他们走上街头支持学生。5月13日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以抗议警察的暴行，这是法国自1936年以来最大的罢工浪潮。罢工者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以及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工会组织和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当中有相当大的威信，不过它们和这场运动之间没什么关系。这似乎有点小人物掌权的感觉。如果说工会和共产党与这场运动有关系的话，那就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曾在运动的最初几天试图让运动受他们的控制。戴高乐派的总理乔治·蓬皮杜（1911—1974）在对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后匆匆赶回来，以对抗日益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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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匆匆飞往西德后(7)，戴高乐于5月30日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宣布新的选举将于6月23日举行。为了支持政府，戴高乐派利用在传统保守地区许多中产阶级市民和农民对巴黎动乱的敌意，组织反示威活动。罢工运动消退了，部分原因是政府和许多公司都同意提高工资，这让学生们变得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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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退了担任总理的蓬皮杜后，戴高乐为其统治赢得了公投。然而，他高大的形象显得越来越过时。随着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关于国家“伟大”（grandeur）的演讲也显得空洞无比。戴高乐对全面信任危机的回应是呼吁人们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将此作为表达法国“民族抱负”的方式，他认为这种抱负正日渐丧失。他曾经抱怨：“法国人什么都不想，只是想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牛排和炸薯条很好。家庭用车非常有用。但这一切并不能构成民族抱负。”1969年，总统宣布进行另一次全民公投，这是关于地方行政管理改革的投票。这对于戴高乐似乎是不太可能的问题，他推崇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不太关心地区的自由权(8)。这场投票最终变成针对戴高乐政府的全民公投，他失败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到达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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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在巴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一个寡不敌众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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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西德在纷争频发的1968年，也发生了学生示威和骚乱，而柏林是学生运动的中心。罗马大学的建设规模可以容纳5000名学生，但当年招收了6万名学生。数千名大学毕业生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工作。但意大利学生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运动很快就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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