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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其在苏联进行的改革和以自由化为目标的大胆举动而在西德的斯图加特受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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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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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不断变化的西方世界中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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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系松散的政治及社会变革运动横扫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年轻人越来越宣扬性自由的风气、生育控制(3)的出现，以及在一些国家中堕胎的合法化，对此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青年反抗运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为基础(4)，这些反抗运动挑战历史悠久的等级秩序、政党政治，甚至是消费主义。从加州伯克利，到巴黎、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学生们都在抗议美国介入越南内战，尽管政府声称这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崇高斗争，但越战中的美国似乎在支持一个打击坚定的民族主义者(5)的腐败政权。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和民权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们抗议社会不公和种族主义，在美国尤其如此。长发、性自由、摇滚乐和大麻似乎都属于理想主义青年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反叛。英国人对流行文化的影响程度从来没有超越过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披头士、米克·贾格尔、滚石和谁人等摇滚乐队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惊人地流行起来。在法国，学生示威、暴乱和罢工震动了全国，挑战着总统夏尔·戴高乐的政府。示威也震撼了意大利、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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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开始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支配。戴高乐相信法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并且从来没有过片刻怀疑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担心欧洲和法国由英国和美国来主宰。他坚持认为，法国要保持独立的核能力，该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60年试爆的。此外，德国和法国结束了几十年的敌意，他们之间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新欧洲的基石。然而，戴高乐拒绝与其他西方政权合作。在1966年，法国退出了北约的军事指挥，迫使北约总部从巴黎转移到布鲁塞尔。在法国的美国陆军和空军基地被关闭。戴高乐拒绝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因而激怒了美国政府。他还在1967年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激怒了许多加拿大人，因为他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魁北克人口以讲法语的人为主，他们已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独立情绪。虽然戴高乐仍然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希望法国可以作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第三势力进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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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欧洲政府也不再自动接受美国那套曾鼓励军备竞赛的冷战说辞。它们推断，若两个超级大国开战，战场（在常规战争中）或目标（在“有限”核战争中）都将位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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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抗议挑战戴高乐主义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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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的春天，示威者走上巴黎街头，抗议僵化、人满为患却又资金不足的法国大学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大学仍然是精英们的保护区。思想发酵程度因反越战而有所提升。在法国，学生们反抗掌握政治权力者、不平等，甚至现代技术，后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使人丧失了人性。拉丁区(6)的涂鸦宣称：“同志们，革命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它是一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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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5月初，巴黎大学开除了一名激进的学生。为表抗议，学生们和一些年轻教师在索邦占领了大学大楼。在警方进入大学并开始逮捕学生后，示威者散开，并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当警察袭击匆忙拼成的临时路障时，几名学生被杀，数百名学生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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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多数工人认为学生的要求过于激进，并且有很多工人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而法国的工人则不一样，他们走上街头支持学生。5月13日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以抗议警察的暴行，这是法国自1936年以来最大的罢工浪潮。罢工者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以及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工会组织和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当中有相当大的威信，不过它们和这场运动之间没什么关系。这似乎有点小人物掌权的感觉。如果说工会和共产党与这场运动有关系的话，那就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曾在运动的最初几天试图让运动受他们的控制。戴高乐派的总理乔治·蓬皮杜（1911—1974）在对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后匆匆赶回来，以对抗日益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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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匆匆飞往西德后(7)，戴高乐于5月30日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宣布新的选举将于6月23日举行。为了支持政府，戴高乐派利用在传统保守地区许多中产阶级市民和农民对巴黎动乱的敌意，组织反示威活动。罢工运动消退了，部分原因是政府和许多公司都同意提高工资，这让学生们变得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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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退了担任总理的蓬皮杜后，戴高乐为其统治赢得了公投。然而，他高大的形象显得越来越过时。随着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关于国家“伟大”（grandeur）的演讲也显得空洞无比。戴高乐对全面信任危机的回应是呼吁人们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将此作为表达法国“民族抱负”的方式，他认为这种抱负正日渐丧失。他曾经抱怨：“法国人什么都不想，只是想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牛排和炸薯条很好。家庭用车非常有用。但这一切并不能构成民族抱负。”1969年，总统宣布进行另一次全民公投，这是关于地方行政管理改革的投票。这对于戴高乐似乎是不太可能的问题，他推崇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不太关心地区的自由权(8)。这场投票最终变成针对戴高乐政府的全民公投，他失败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到达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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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在巴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一个寡不敌众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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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西德在纷争频发的1968年，也发生了学生示威和骚乱，而柏林是学生运动的中心。罗马大学的建设规模可以容纳5000名学生，但当年招收了6万名学生。数千名大学毕业生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工作。但意大利学生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运动很快就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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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政治在1968年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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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内政治经历了从右派到中间派政府的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英国(9)很明显，在法国也同样。在意大利，1968年和1969年的罢工导致了政治不稳定性变得更加严重，但基督教民主党组建了一系列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继续主宰着意大利政治。在西德，基督教民主党拒绝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与苏联进行任何重要谈判。但在学生抗议浪潮之后，社会民主党逆流而上，于1969年上台。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与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的结盟，而自由民主党放弃了他们的基督教民主党盟友。维利·勃兰特（1913—1992）就任总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纳粹德国，并与挪威的抵抗力量并肩作战，后来他成为柏林市长。1970年，勃兰特与苏联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为这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签署了《华沙条约》，承认在战后重新划定的波兰和东德之间的边界。在延续其前任对北约的忠诚的同时，勃兰特改善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呼吁“向东方开放”。数百万人被允许穿过柏林墙访问另一边，其中绝大多数是访问东柏林的西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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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兰特的一名助手被发现是东德的间谍之后，勃兰特在1974年辞职。赫尔穆特·施密特（1918— ）成为总理，他是更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平安地挺过了政治风暴，但在1979年，他引起了环保和反核团体的愤怒，因为他当时要求美国将中程核导弹部署在西德境内，以对付类似的苏联导弹。施密特和中间派的法国总统瓦莱里·季斯卡·德斯坦（1926— ；总统任期：1974—1981）认为：德国和法国必须成为西欧的中心。然而，经济衰退、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以及施密特对降低福利支出的拒绝，导致了基督教民主党在1982年重新执政。后者由赫尔穆特·科尔（1930— ）领导，他削减税收并减少了政府开支。然而在1998年9月，由于社会民主党和被称为绿党的德国生态党派之间的联盟，社会民主党人格哈特·施罗德在选举中以高票数胜出，成为总理，取代了科尔，后者两年后在经历了经济丑闻后辞去基督教民主党主席一职。2005年，安格拉·默克尔（1954— ）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她是在共产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长大的基督教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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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在石油危机和随后激烈的矿工罢工的压力下，保守党政府于1974年倒台。但之后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和詹姆斯·卡拉汉（1912—2005）的工党政府受到不断飙升的通胀的冲击，在卡拉汉政府期间，工会在长期罢工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让通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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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英国人转而反对卡拉汉，声称工会现在胁持国家作为人质。1979年，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出任首相，她是英格兰中部一个富有的杂货商的女儿。她是第一位担任英国首相的女性，虽然她大声否定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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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致力于贯彻落实紧缩货币政策，即“货币主义”政策。她承诺要削减政府开支。3年内，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保守党政府取消了一些工党已经实施的保健和教育措施。“铁娘子”减少继承税和资本税，发起与工会对抗的战争。政府低价出售了一些国营工业，特别是铁路系统，最终造成了服务方面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失去政府的补贴，许多工厂关闭，失业率持续上升。到1983年，英国有300万失业工人(10)。住房补贴的削减让几十万人没有足够的地方居住。毕竟，撒切尔曾建议英国人“为不平等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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