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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年,乔治三世再次任命大受欢迎的皮特为英国首相;国王希望使辉格党分裂,因为“伟大的下院议员”被辉格党贵族疏远。由于皮特接受贵族头衔,成为查塔姆伯爵,因此他还失去了政治伙伴的支持。辉格党内部的激烈争论主要在傲慢的皮特和纽卡斯尔公爵及他的支持者之间展开,而这些争论并未能削弱如今大部分辉格党人接受的“政党”这一新兴概念。对辉格党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依旧是国王在不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行使君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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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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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王和议会在面对导致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的危机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分歧,但是在追求英国商业和国际主导权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18世纪的大不列颠,兴起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包括对国家的高度自由的自豪,以及对议会这一抵挡天主教威胁、阻止专制统治的新教徒机构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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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整个英格兰都弥漫着对天主教的恐惧,这激发了英国的民族主义。在英法战争中,面临着法国人入侵的威胁,英国各阶层的爱国主义者都认为不列颠群岛是上帝选择的土地。他们在贬低法国、西班牙等天主教大国的同时,夸耀英国的繁荣、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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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廉·皮特是英帝国的建立者。他相信汉诺威王室的利益主导着外交政策,并在此前因指责沃波尔无视英国的海外利益而建立起自己的名声,故将关注重点转向殖民扩张。1759年,他对蔑视殖民贸易的贵族勃然大怒:“现在谁会嘲笑糖?”罗伯特·沃波尔的最小的儿子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是一名小说家,他那获利丰厚的职务使他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写作。他是为数不多的对海外贸易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之一。“没有人带着善意去东印度群岛,”这位年轻的沃波尔说,并讽刺地补充道,“看起来我们好像真的企图在下一场战役中完成对世界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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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利益的和帝国的诱惑帮助表明了英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伦敦金融界的投资者并非仅仅紧密跟随着经济荣衰的步伐,他们还关注着英国对外战争的起伏。毕竟有不少金融家借款给他们的国家,因此他们热切地关注着这些钱被如何使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经常得依靠海军的保护,进一步使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国家自身也依靠发展中的商业活动获得税收。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游说团体与伦敦金融界和政府接触来提出他们的观点,例如消费税和关税的相关见解。新的爱国主义团体纷纷出现,其中一些让普通人也加入爱国主义热情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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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和商界间和谐的关系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保证,也是英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源泉。他们在构建帝国的过程中联合起来。贵族和乡绅从范围扩大的国家活动中获益良多,他们进行多元化投资,给王室贷款。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英国所有阶层都必须纳税。这使得所有社会群体都产生了身为大不列颠人的共鸣。同时,不同于法国的情况,沟通手段的改善和全国市场的发展都促进了英国的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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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精英阶层为自身的自由和本国政府权力更为分散的形式自豪,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让英国的精英阶层接受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不抱怨国家侵犯他们的自由。因此,他们觉得不需要宪法(22)保障来对抗暴政。这个更强大的国家并没有削弱乡绅地主的地位,也绝没有侵犯公民社会中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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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的地主们更加融入一个全国性的英国精英阶层,正如这些人群间日益频繁的通婚表明的那样。许多苏格兰人(尽管不是所有的)开始把自己看成大不列颠人,同时,将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看作可能不忠于王室的外人的英格兰人减少了。但是英格兰人依然这么看待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尽管议会享有特权,但是英国的君主制、陆军和海军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尊敬,是为人所赞颂的民族凝聚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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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对既有权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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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若干国家中出现了改革运动。在英国,“自由”成为政府反对派的口号。在同一时期大西洋的另一边,英国在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的居民要求“无代表不纳税”,但当遭到拒绝后,这些“爱国者”们发动了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而在欧洲大陆,类似的改革运动也在寻求弱化专制统治(如在丹麦),或阻止国家陷入暴政(如在法国),又或希望阻止更强的、集中的权力的强制推行(如在荷兰共和国)。其他的改革运动挑战着那些似乎毫无根据的特权,这些运动在法国尤为明显。在每个西方国家,人们可通过新闻报纸,以及来自商人、旅行者和外交家的消息,了解更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事件。在英国和西欧的部分地区,政治俱乐部也体现出人民对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些改革运动在当时互相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多么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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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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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18世纪60年代,普通人要求选举改革。有些人甚至呼吁男性普选。改革者们要求重新划分选区,这样英格兰北部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地区也能在议会中有数量合适的代表,并要求让代表数量严重不足的伦敦选出更多的议员。不但如此,没有投票权的普通百姓也要求更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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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尔克斯(1727—1797)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伦敦酿酒师,他本人是一名有中等财产的议员和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他迷人、机智,但又鲁莽。1763年,威尔克斯创办的报纸《北不列颠人》让他立即引起公众的注意。这份报纸的第45期抨击政府签订《巴黎和约》,结束了七年战争。该报也直接抨击国王。国王下令以诽谤罪逮捕“那个恶棍威尔克斯,煽动叛乱的小号”。威尔克斯则宣称:他认为对他的逮捕是政府不公而专横的权力对自由和宪法的打击;他在审判时宣称: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立即确定英国的自由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个影子”。进监狱一周后,法庭因议员的豁免权释放了威尔克斯。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吹嘘,他的命运与大不列颠的“中等和下等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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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已挖出了威尔克斯很早以前写的一首淫诗,且下议院已解除了其议员的豁免权,他害怕因色情文学而遭到起诉,于1764年逃到法国。4年后他回国,马上遭到逮捕、审判定罪,数千人代表他抗议,于是他又获得了释放。威尔克斯随后竞选米德尔塞克斯的议员,该郡位于伦敦泰晤士河以北、金融城外。威尔克斯获得了商人和制造商的支持,后者的富裕程度足以让他们有权投票,他再度被选入议会。他四次当选,但议会四次以他之前的罪行为由否决了他的当选。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爱国者。在经济困难、发生粮食骚乱和罢工的时期,他成了为不被代表者争取权利的运动的象征,有一定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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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演说、对话以及歌声中回响着“威尔克斯和自由”一词。1769年,保卫权利法案者协会(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在要求政府“恢复宪法”时提起威尔克斯的名字。被控诽谤罪的《北不列颠人》的期数45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威尔克斯那长相怪异的脸出现在各种海报、传单、诗集、漫画、茶杯和餐盘上。1771年,他当选为伦敦郡治安长官,甚至3年后当选为市长,尽管他不被允许接受这两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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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体面的”改革家如今开始要求更多新闻自由,特别是重新定义诽谤法,这样人们可以批评政府。他们还要求出版议会辩论的权利。此外,他们要求议会每年开会一次,且议员要居住在他们所代表的选区。但是如今大部分的辉格党人坚决与威尔克斯划清界限,部分原因是他名声败坏,在上流阶级看来这位先生与暴民无异。他们对要求男性普选的游行非常警惕。几乎没有辉格党人愿意在坚持部长责任制的原则之外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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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威廉·贺加斯的蚀刻画,画中人是约翰·威尔克斯;(右图)威尔克斯的支持者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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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大型城镇里兴起的文学和“哲学”协会促使在17世纪政治危机年代有所发展的政治文化传播得更广。旅店和咖啡馆为他们的顾客提供专门的阅读室。伦敦的印刷机由1724年的75台,到威尔克斯第一次被逮捕时增加到了约200台。到了1760年,这些印刷机印刷了89种新闻报纸,其中4种还是日报。伦敦以外地区还发行了35种新闻报纸。到了1790年,伦敦出现了14种日报,而地方的报纸增加了4倍。政治小册子、传单、讽刺漫画淹没了首都伦敦和大型的地方市镇。到了18世纪60年代,艺术家们不再隐去讽刺对象的名字。和辉格党对手与那些议会以外的激进分子一样,政府意识到必须利用新闻、小册子、传单等先于公共舆论主张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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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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