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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规模巨大的艺术项目与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情绪及其怀旧的表现合拍。尤金·阿特热(1857—1927年),一位有着耐心和抒情眼光的摄影家,将其整个职业生命投入到他热爱的城市及其魔力之中,他相信它们会很快消失,会被一个喧闹的新世界的建筑给掩埋。阿特热用了30年的时间扛着他巨大的照相机和脚架在城市漫游,创作了一个由废弃的街道、沉默的建筑和空空如也的房间构成的迷人的静默世界,好像某个无名的公务员尽心尽责地罗列一位垂死的公爵夫人留下的每一把椅子和每一把银匙那样巨细无遗的清单。阿特热的巴黎给人无尽回味,但是几乎总是静寂的,没有人影,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人,因为从磨损的台阶、褪色的墙壁和周围的气氛还是可以感觉到过去无数居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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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旧并不单纯,而是受到这种认识的毒化: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还没有露面。改变无处不在,但是变化的速度模糊了很多人寻求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和原则。记录纨绔子弟生活的小说家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些人失去了父母那种强大动力和原则,英勇的建构时期行将落幕。文学衰落的思想不限于巴黎或者法国。1900年至一战开始期间,整个欧洲出版的小说几乎都在分析一个充满活力(又是男子气概)与信心的世界的消亡。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书店堆积着哀婉或者讽刺毁灭家庭的故事:复杂的戏中有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剧本中迷失的青年,罗伯特·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是后来出版的,然而针对的这个时期)中的讽刺分析,而赖内·玛利亚·里尔克噩梦般的《马尔特·劳里茨·布拉格手记》(1910年)和卡雷尔·马特耶·卡佩克-查德的《涡轮机》(1916年出版)从奄奄一息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捷克王室领地标明中欧是最丰富的厄运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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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国,托马斯·曼极其疏离的《布登勃洛克》(1901年)和《魔山》(1913年开始创作,1924年出版)追溯大资产阶级的毁灭,而他的兄弟海因里希则以一种令人愉快的颠倒方式,在《忠实的臣民》(1919年)中以一个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形象,记录德国不可抑止的崛起。比利时弗雷德作家思迪金·斯特路威尔斯将冲突的背景放在乡村,那里的一个年轻人不想过他先祖的那种生活。即便年轻农夫在他父亲的灵床前醒悟到,显然这只是暂时的解脱。在存在主义主题的版本中,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小说《迷雾》里,恼怒的主人公(1914年)向他的作者要求其存在之谜的答案。当他发现作者准备杀死他的时候,他自杀了,以此作为他最后的、徒劳的独立性的表达。在仍然是奥匈帝国领土但是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年轻的意大利人斯威沃的《衰老》表现其年轻的主人公患了早衰,同时无望地坠入爱河——一个噩梦般的不育与丧失自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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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一度辉煌的家庭蹒跚走入坟墓、旧贵族的堕落和被思想或者虚弱致瘫的人的故事中不难看到相似的社会情形,而他们正被新一代的、讨厌的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取代。契诃夫的戏剧中尽是这种形象化的描述。在马克西姆·高尔基1902年的戏剧《非利士人》中,年迈的商人瓦西里对他儿子的革命同情心嗤之以鼻,对未来怀着赤裸裸的恐惧:“会发生什么事?环顾四周,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破碎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真的地发生什么事怎么办?谁照顾我们?你妈和我老了,好像任何情况都可以……毁灭我们……人家想毁灭我们全家。注意他们,他们想毁灭我们全家。我感觉到了,近在眼前。这可怕的……可怕的灾难。”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埃米尔·涂尔干,首批现代社会科学家之一,把他觉得体现了社会征兆的自杀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18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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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焦虑的一代人,他们失去了先驱们奠定的根基及坚定的步履。王尔德、于斯曼或者年轻的巴雷斯表现的世纪末颓废唯美主义根源于富裕、安全之家的儿子们的厌倦感,这些人借着反抗清教徒道德精神和公共服务精神而自娱自乐:这是一种邪恶、消极厌世的优雅。新一波的写作与此断然有别。这类写作是变化速度和怀疑进步及自由主义理想的产物,是存在主义的,特点是恐惧和衰落,而不是颓废。它看不到出路,也不提供出路。1890年前后的艺术家的神经与蝴蝶震动的翅膀合拍,希望自己也可以在空中翩飞,而他们的后继者的神经则被工厂和火车不间断的吱嘎声戳穿。以后我们会看到,神经官能症并不只是小说中的领先理念(海因里希·曼短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宣称:“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病人。那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命运。”),也是医学领域的领先理念。年轻的西格蒙·弗洛伊德来到巴黎,同艾蒂安·夏科一起研究这一现象,围绕这一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欧洲各地的疗养院靠着治疗神经紊乱和精神崩溃病人赚取安逸的生活,病人不仅仅是“歇斯底里”的妇女,也有越来越多迷茫无措、受到打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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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电机与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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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未来的恐惧在法国体现得尤其强烈并表现于围绕着德雷福斯审判的歇斯底里以及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美学观念,那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即将来临的变化。那些怀有足够的好奇心、愿意去思考技术带动的变化的人发现,他们的想象力在机器厅的巨大电机面前逃得无影无踪。梅尔基奥尔·德·佛固如此描写这个奇怪的机器:“1889年适度的登场已经变大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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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她自己的展厅,自己的家具。小小的电机在体积和力量方面都增加了。原来它有一米高,现在是十米;原来它产生的力量是五百马力,现在是五千……如果它可以推动有时候竟然能够运行的地铁(这是对巴黎第一条地铁线的调侃,它还处于稚弱、不稳定的状态),它还没有占有我们的铁路机车或者远洋轮的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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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老师让·索维奇在琢磨这些机器时,感到背部升起一阵凉意。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美国人亨利·亚当斯那样富有预见性。在他的自传中,他把它们视为这个时代的精华:“他(亚当斯)发现自己躺在1900年博览会的机器大厅,一种突然生发的全新力量折断了他的历史的脖颈——他固有的历史观顷刻瓦解。”亚当斯相信,至此为止,西方一度受到由性的力量体现的女性创造力、维纳斯可怕吸引力的启示,这种吸引力后来由体现为圣母马利亚的基督教所中和。这位历史学家写道,这一由异教的、性的力量向基督教并最终向现代女性的转变,劫掠了文化的活力,这在他的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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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国,无论是仅仅作为一种情绪,还是作为一种力量,她似乎仍然是有效的。为什么她在美国无人知晓?因为美国人显然为她感到羞愧,而她也为自己感到羞惭,否则他们就不会给她浑身上下缀以无花果叶子。当她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之时,她不会意识到无花果叶,但是杂志每个月制造出来的美国女性还不具有吸引亚当注意的特征。这种特征既声名狼藉,又往往滑稽可笑,但是,每一个在清教徒中长大的人都知道性乃是一种罪恶。在以前的任何时代,性都是一种力量。既无需艺术也无需美……亚当斯开始思考,自问是否认识任何像所有的古典艺术家那样的美国艺术家,坚持性的力量……美国艺术,如同美国的语言和教育一样,尽可能去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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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关于不育症和人口下降讨论的这一批评性评价引起了反响。亚当斯和他的欧洲同行都感觉到一种文化的、创造性的力量的丧失和弱化,即便亚当斯不把问题仅仅局限于他的时代,而是局限于基督教的起始。广告和大规模生产的世界可能带来了月刊制造的去性化美国女性,但是她的先辈是上帝的处女母亲,而不是维纳斯的创造性力量。许多欧洲作家认为问题不在于女性,而是因为性无能。这可谓意味深长。法国不再具有男性气概,它柔弱且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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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我们会看到,还有许多人)认为,要通过技术那广大、野蛮的力量解决西方文化这种感觉上的疲软。他一本正经地总结道:“最接近1900年革命的办法是310年前的办法,当时,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另一位参观博览会的人是法国先锋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他体验到同样的敬畏感,他的反应特点也交织着同样的对旧事物的不耐烦和对新事物的宗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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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你厌倦了这个古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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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牧羊人埃菲尔铁塔,桥梁的羊群在咩咩叫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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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厌倦了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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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连汽车也显得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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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宗教依旧焕然一新,只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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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像机场的飞机库一样,依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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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行的信仰就是古代和先锋两者的结合。当下是不可救药的庸俗——对于亚当斯,那是由清教世界剥除了性、被大规模生产的杂志贬低的女人,而阿波利奈尔看到人们“沉湎于招股说明书、目录、海报中,声嘶力竭地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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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世界博览会在设宴招待了全法国下至最小村庄的2000位市长(侍者们开着汽车沿桌服务,确保这次盛大宴会的服务到位)后闭幕。它被认为很成功,充分展示了法国持续的力量和重要性,体现了世界和谐和现代科技。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全部收回了巨大的投资,而即便接待了超出城市人口20倍的游客,却没有发生任何搅扰盛会的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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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屹立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不朽的入口处、衣着时髦的巴黎的象征,遭到媒体的恶评,被视为一份窘迫。11月,像大多数为博览会设计和制作的精致建筑及饰品一样,她被随随便便地拆卸下来,由清障车拉走。从当代插图角度来看,这件雕塑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比博览会期间其他大多数作品更可疑。也许“巴黎”引起哗然的真正原因正是她的寓言化程度不够充分。当时社会对生育率和不孕不育的全神贯注、反犹主义用陈词滥调暗示的阉割和窒息,以及更普遍的、对于道德腐败和衰落的忧虑,都表示另一种会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不可阻碍的发展:妇女角色的改变。像德雷福斯一样,那位迎接所有游客的巨型的、自信的当代女子体现了公众深刻的担忧。她太真实,太令人心烦地强大有力。她的一切与将要发生的事太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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