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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神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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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只有少数聪明的心灵能够理解的根本概念的水平上，世界遭到攻击、嘲笑、重塑和质疑；另一方面，对真相的科学重铸也产生了明显效果，影响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想象。19世纪爆发的科学发现促使技术进入人类经验的每一个领域。煤气照明曾经征服了城市，现在自身也被电灯取代了——后者更便宜、危险性更低且没有油烟。电话将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联系起来，马可尼的电报通过无线传输（柏林的殖民办公室通过电报信号指挥轮船驶离西非）征服了越来越远的距离；技术和自然过程理解方面的进步通过汽车征服了街道，使普通大众能够用上便宜的照相机，通过人工合成色素、油漆和染料的发明给日常生活增加了色彩，在人工的、氨基肥料的帮助下把食物摆上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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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的主角成为了大众英雄，知识界的半神一族取代了圣人和艺术天才。一如玛丽·居里之在欧洲，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1847—1931年）在美国取得了标志性的地位。“如果说米开朗基罗和贝多芬是过往时代的创造性天才，那么，爱迪生就是‘门罗帕克公园的巫师’，也是现代的巫师。相对于精神或者艺术的光照，物质是他的特殊天赋——电灯泡、电影放映机——虽然他也是蜡纸、碱性电池、滚筒油印机等的发明人……”其他科学家如庞加莱、伦琴、马克斯·普朗克、卢瑟福和科学家企业家维尔纳·冯·西门子等被视为小神。其中一些人家喻户晓，受到报纸文章和纪念明信片的颂扬，他们的名字被印上自动车和机器，驶入医生的手术室、时髦的百货商店，并以新灯泡的有效形式，进入普通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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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激动人心。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巨大的电力宫这样的展览乃是明星，数百万人蜂拥而至，一睹上万只灯泡使夜晚明亮如白昼的奇迹，赋予大楼前面的大喷泉以神秘的色彩，而在发动机厅，亨利·亚当斯赞发出呼噜呼噜声的机器是新时代的创造力。那也是一种自愈力，或者人们至少有此信念。自从18世纪梅斯梅尔对巴黎社会名媛做试验以来，电在医学中有其地位，但是现在，新的可能性和新的焦虑结合起来。法国《晨报》的一个典型的广告呼喊“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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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了！能治好我也能治好你。我吃过各种各样的药，都没有效果。但是电有效果。麦克拉福林医生的“电健壮器”治好了我，也会治好你。恭喜每位虚弱者都可以免费尝试一次这一伟大的治疗方法。它业已给数以百万的人带来了健康和力量。电健壮器将使你产生抵抗力。它会使你血管内的血液沸腾。你会感觉到奇妙的能量透进你的骨头……很容易证明电能恢复重要的力量，而这一重要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电……早晨，你醒来的时候，会觉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你会满怀喜悦，惊奇地发现疼痛消失了……提供小册子和免费质询，巴黎蒙马特区大道14号，上午10
:00到下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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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能量、重要的力量、喜悦的惊奇：在一个神经紧张的时代，这些词听起来有着魔术般的魅力。受到女性对其角色的挑战以及关于生育率下降、退化、机械化和焦虑的喋喋不休，男性身份已经遭到了动摇和微妙的破坏。电气浴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包括消化问题、头痛、月经来潮、阳痿和神经衰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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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居里夫妇和他们在镭方面的工作之后，X光和镭的治疗扩大了准神秘的医疗范围，这些治疗方法也被医生广泛地使用，尤其是在放射性被证明可以抗击晚期癌症之后。的确，这新的、神秘的东西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有益特性。很快，化妆品业抓住了公众的兴趣，推出含钍和镭的药膏及面霜，其中一种产品叫钍—镭，是法国生产、据说有神效的面霜。“如果愿意，你就丑下去吧！”生产商的口号如此宣告，而其产品惯于给灿烂的美的思想赋予全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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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治疗还处于令人好奇的状态，电则很快就像光的使者、据说是全面的能量疗愈之源，由于电是看不见的，因此更加强有力。1912年4月21日《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没几个纽约人认识到，在大城市弥漫的喧嚣间，天各一方的人们一直在互通信息，在屋顶上，甚至透过建筑的墙壁，在人们呼吸的空气中，川流着电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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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既奇妙又令人不安，也可以要人的命。1890年，美国的报纸已经跟踪了解爱迪生和西屋公司的争议，即交流电或直流电是不是第一把电椅最合适的动力手段——电椅被设计来执行威廉·凯默的死刑。他用斧头敲击情人的头26次，致其毙命。爱迪生投入了一系列的实验，确定合宜的步骤，以及致死人所需要的电流。有实验过程中，有几十只狗、小牛和马被施以电刑，它们被“巫师”的助手用电线给捆绑起来。1890年8月6日，终于要对凯默行刑了，犯人显得平静而克制。他被绑进椅子的时候说：“慢慢来，好好做，沃尔登。不用着急，你知道，我希望一切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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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料到打开开关以后发生的情况。凯默不像爱迪生的狗那么优雅地死去，而是显出各种极其痛苦的征兆，他的脸变成了深红色，血管爆裂，指甲掐破了掌心。第二次电击才结束了他的生命。当时，房间里弥漫着烧焦的肉的气息。《芝加哥晚邮报》报道说：“那个不幸的人事实上被由中世纪望尘莫及的极端的残忍折磨而死。”《纽约时报》如此描写旁观者的状态：“可以想象很多人都很痛苦、膝盖发软……感觉他们好像都觉得自己参与的这个情景会被作为公众的耻辱、犯罪而被昭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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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世界的媒介那黑暗、危险的一面使之成为科幻小说的理想题材，它们很快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抓住了这些新发现：电、放射性、X光及原子结构的无形的力量，对于幻想出最狂野、最引人入胜的情节堪称理想。早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儒勒·凡尔纳笔下科学的未来景象已经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现在，新一代作家将其未来主义的写作带到一个新的想象与老练水平：射线枪、微缩胶卷、原子弹、核动力、人形机器人、巨大的飞艇、磁带录音机和电视、技术战、去遥远的星系旅行、外星人入侵、幸存的恐龙、超光速旅行和人体克隆，都可以在1914年之前的通俗文学中找到。虽然，它们的笔调与早期的科幻小说有差异。不再有凡尔纳的那种具有强大推进力的乐观和“科学意味着进步”的信念。新一代作家往往都是反乌托邦者，相信或者暗示利用或者释放自然的潜在力量的内在危险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结局。他们写道，变化不可避免，但是无法确定那不会导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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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威尔斯（1866—1946年）的作品对于技术的未来及其诸多陷阱提供了最引人入胜和最富预见性的描写。威尔斯是英国小说家，其想象力的无边无际一如其黑暗幽深。《时间机器》《被盗的芽孢杆菌》（这两部作品都发表于1895年）、《莫洛博士岛》（1896年）、《世界大战》（1898年）、《登月第一人》（1901年）、《陆上铁甲舰》（1904年）、《现代乌托邦》（1905年）、《空中战争》（1908年）、《一觉醒来》（1910年）、《世界解放了：人类的故事》（1914年）全都是描写由于物理学、技术和现代资本主义可能导致世界的变化，戏剧化地表现进入满目疮痍的未来和太空、坦克战和飞机战的情形。对威尔斯来说，新的科学世界在数世纪的无知之后只剩下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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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人类在无数时代完全一无所知。有什么能比电更能引起强烈的注意吗？它在人们的耳畔响起雷鸣声，它以炫目的闪烁给人示意，有时候它夺人性命，看不出它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关心或者值得对它进行研究。在任何干燥的日子，它随同猫一起进入屋子，只要人们去抚摸它的毛，总伴着劈啪作响声。人们把金属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令它们腐蚀……在16世纪以前，没有记录显示有人问过为什么猫的毛劈啪作响，或者为什么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头发不好梳理。在无尽的岁月里，人似乎最成功地尽了最大努力根本对它不予思考、直到这种新的探索精神对这些现象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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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新领域的效果常常是险恶的、灾难性的，正如威尔斯在《空中战争》中刻画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在一处空军营地，感觉迷惑不解：“这个营地反映了创造它的现代科学的巨大力量。搁在地上的低矮的电灯造成一种特别的奇怪现象，它使所有阴影全部朝上，在飞艇侧面形成了他自己和他的手的巨大影子，影子重叠在一起，像是一个怪物似的动物：细长的腿及巨大的、扇形的弓着背的身体。”人类发现自己被科学给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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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的乌托邦震荡于良心和灾难之间，而美国人雨果·根斯巴克（1884—1967年）则描绘了2660年彻底的技术世界，在他的《拉尔夫124C 41+》中，作为发明者的英雄和主角使用未来的设备，如射线枪、太空飞船，实现传统的目的：营救自己的心上人。在欧洲大陆，通俗小说家们让他们故事的英雄使用新技术。保罗·德艾沃伊（1856—1915年）在他的冒险之作《镭的竞赛》中，对他的同胞玛丽·居里的发现做了戏剧化的描写，而阿诺德·加洛平（1865—1915年）则采用前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让他的欧米茄博士进行太空竞赛，连证明的盗贼大师亚森·罗平也被他的创造者莫里斯·卢布朗（1946—1941年）派去帮助解决《三十口棺材之岛》（1919年）中神秘、恐怖的岛上的秘密。女主人公史诗般地寻找的东西、带来生机也造成死亡的“神石”，结果是藏在巨大的花朵中的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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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国家对未来主义的冒险故事没那么大的兴趣。新闻记者汉斯·多米尼克发表了一些讲述空间和时间旅行的通俗故事，但是没有哪个小说家把这作为自己的主题，没有出现填补这个空白的虚构英雄或者系列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空白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德国人拥有高速发展的城市、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和几乎已经成为日常新闻的发明和技术记录，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更多的未来，而宁肯避居于更简单、更原始的生活？法国、英国和美国读者狼吞虎咽地阅读分期连载的科幻故事，从而使莫里斯·卢布朗和H. G.威尔斯这些人名利双收，最著名的德国通俗冒险作家卡尔·梅（1842—1912年）专事讲述背景为中东或者未开化的（美国）西部的奇异故事。他最受喜欢的英雄是高贵的阿帕奇印第安勇士温尼头，他和他的白人猎手朋友老沙特汗一起经历了无数的冒险。梅从来没有踏足过他在小说中如此栩栩如生地描述的美国西部（虽然1908年，在创作了他的大多数小说以后，他的确参观了纽约），却成为了德国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现在仍然不断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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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梅的名望当然与他对科学进步的怀疑有关，怀疑潜在于不懈进步之下，怀古世界继续存在，并将迸发进而扫除城市文明的成就。亚瑟·柯南道尔1912年的小说《失落的世界》描述了在遥远的南美高原（8年后的电影《侏罗纪公园》效仿了这个故事）发现活着的、凶猛的恐龙的故事；同一年，埃德加·里斯·伯乐斯因其创作了《人猿泰山》（1912年，第一个电影版本拍于1917年）而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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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毫无兴趣的文化震颤，玛丽·居里处之泰然，她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1906年丈夫过世后，她自己也成为了索邦大学的教授——她是这所法国最有声望的大学的首位女性教授。放射毒害（尚未被认识）和皮埃尔之死造成的悲伤给她烙下了深深的印迹，《费加罗报》的一位记者在她的第一次演讲报道中写道：“我看着那张奇特的、不老的脸，它好像阅世太多，或者哭得太多；……那是一张饱含着冷峻的宁静、压抑的痛苦的脸……我听见背后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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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样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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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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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像《费加罗报》的那位记者那样对她怀着钦佩的同情。居里夫人的很多同事非常讨厌他们有一位女性同事。5年以后的1911年，他们的机会来了。这位寡妇恋上了她的同行科学家保罗·朗志万。朗志万准备离婚。媒体曾经钦佩其获得诺贝尔奖的明星，现在，他们毫无怜悯地攻击玛丽·居里是毁了一个好端端的法国家庭的“波兰人”、一个不知道自己位置的女人。玛丽觉得非常恶心，尤其是，尽管她有着明显的成就，但是却未能入选科学院。这位在法国遭到唾骂的科学家在国外更受尊重。就在同一年，她获得了她的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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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以骇人的力量打击到我，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所有一切都变得透明了，没有任何力量或者确定性。”这是1911年瓦西里·康定斯基读了卢瑟福小说后的反应。科学前所未有地回答了古老的问题，赋予工业及普通男女的新梦想以可能性。这些激动人心的前景的代价是旧世界的稳固与有形性质的丧失。可能性出现之处即确定性坍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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