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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门特审慎的正式报告以其公正无私的笔调而具有非常平静的力量。它以分析一个工厂的方式，计算在不同地区获取的利润，所需要的工人、死亡人数对生产的影响。当报告于1904年4月在议会报告上发表时，对获得的利润和生产过程中被折磨、杀害人数的平静列举极大地促进了莫雷尔的行动。很快这两个人见面了，并成为坚定的盟友。莫雷尔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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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站着一个男人，身量同我相仿，非常轻盈、肌肉十分发达，胸脯前突，头昂得高高的——意味着他是在巨大的开放空间生活之人。黑头发和胡须满面的脸颊被热带的太阳给镂空了。极具特色的面目。深蓝色的犀利眼睛深陷于眼眶中。那是一张长而瘦削、黝黑的范戴克型的脸，既坚定有力，又温文尔雅。……在我经常的想象中，他一如那次刻骨铭心的会谈时的样子，斜靠在照亮屋子的火炉边……以其音乐般的、轻柔的、近乎均匀的声音，以独具尊严与悲怆的语气，披露一个充满卑鄙阴谋的故事。他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只是偶尔停顿一下，那是他的心被回忆的辛酸紧抓的时刻，这时候，他会中断叙述，喃喃地咕哝：“可怜的人们；可怜的，可怜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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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正义热情感召下，凯斯门特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促进刚果自由邦的独立运动。他本人站在弱势方一边的动机也许根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越来越憎恶英国人强加于他的国家的统治，也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他和他的雇主发生直接冲突，这对他事业的发展应该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但是终其整个职业生涯，他被分派承担帝国边缘次要的、无足轻重的职位，也许这是因为他不属于贵族公立学校、不完全是英国精英的一族（他本人就读的是一所二流学校），而高级服务梯队的人都出自这个群体。凯斯门特还以另一个方式被边缘化：他是同性恋者。承认他的感情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只好一次次同在港口和边远地方遇到的年轻人偶然满足一下情欲。他把这些偶遇都写到日记里。日记是他真实情感的记录，他在其中毫不掩饰他目睹剥削时心里的情感：“8月30号，星期天。平静的一天。下午在阿比尔见了M.勒琼。16个男女和儿童被捆绑着——他们是城市附近穆包约村的。男人们被丢进监狱，在我的干预下，孩子们被放走了。龌龊！龌龊无耻的制度！”描写性经历的内容十分坦率：“阿戈斯替纽多次亲吻。四块钱”、“下面点儿，噢！噢！快！大约十八岁”、“个子高。‘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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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己在多方面都是局外人，但是，富有魅力的凯斯门特却把保卫那些无力自我保护的人们当成自己的事情。作为领事，他的职责常常使他需要代表闯祸的醉酒士兵同警察交涉，或者倾听委屈的英国旅行者愤怒的长篇大论，这份工作是很劳累很令人沮丧的，对于正义的追求似乎终于对得起他的智慧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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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为国际宣传运动做好了准备：他有这位新的、宝贵的盟友襄助，还有约翰·哈里斯牧师和他的妻子爱丽丝·西丽·哈里斯提供的第一手证据，以及从刚果回来的浸礼会传教士表达的道德愤怒，并提供他们自己拍摄的照片及令人悲哀的纪念品：他们在公开演讲中展示的皮鞭和手铐。在向公众巡回展示这些恐怖的工具时，哈里斯牧师宣读报告。这是他的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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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洲村庄的40位瘦弱的儿子……排成一行，每个人都提着一小篮子橡胶。给每个人的橡胶份额过秤、收起，但是……有四个篮子没达到要求。命令简短得残忍——很快第一个没完成份额的人被四个精力充沛的“行刑者”抓住，扔在裸露的地上，绑住手脚，第五个人则举着一根长长的、弯曲的河马皮鞭，跨前几步。皮鞭迅疾、不停地抽打倒霉蛋，其锐利、齿状的边缘深深地扎进皮肉——背上、肩上和臀部，血从十几个地方喷涌出来。受害者徒劳地扭来扭去，却无法躲避行刑者的掌握，然后，皮鞭又抽打在颤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也遭到了鞭打。“每人一百皮鞭”留下四具动弹不得的血肉模糊的身体，在橡胶征收点闪闪发光的沙地上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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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性事件之后紧接着另一个事件。刚吃过早饭，一位非洲父亲冲上我们的泥巴房子的凉台台阶，把他不到五岁的女儿的手和脚搁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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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夫妇向震惊的公众出示照片，以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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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正是罗杰·凯斯门特在刚果结交的朋友、波兰—英国海员、探险家约瑟夫·康拉德1899年的小说所勾起的“黑暗之心”。欧洲宣称其殖民世界是因为其道德领袖的地位和出于传教的热情，而这是侵蚀这种宣言的癌症。国王利奥波本人——他枯燥乏味、满脑子想着赚钱、怀着史诗般的贪婪——宣称其占用刚果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他发誓自己学习过这些东西，而且是基督徒。他甚至创立了一个科学机构进行研究，他在布鲁塞尔及其周围的许多巨型建筑中，有一座专门用来收藏中部非洲温暖的极为庞大的物资的博物馆。但是，在这种慈善的表面之下，殖民地被剥夺的不仅是原材料，还有生命。上千万刚果人毁于利奥波的统治，他们被谋杀、致残，或者挨饿。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杀人的生意也给他无数的扩建、改造项目提供了资金，包括拉肯的皇家城堡、一个有着愚蠢建筑的大公园、滨海城市奥斯坦德的海滨大道、为他最喜欢的跑马场的长廊、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他宠爱的项目——纪念其成就的巨大的凯旋门。他还在其他国家置购富丽堂皇的财产，特别是在法国南部。他喜欢和他的情妇在这儿逗留几周。她是一位巴黎的雏妓，在他死前不久，他迎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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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帝国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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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的行径）很容易遭人厌恶和鄙视，但是，在所有的殖民地项目之下，都隐匿着暴力压迫。然而，尽管（往往很真诚）口头说着基督教使命和“白人的承担”这样的花言巧语，部分多亏了莫雷尔不停歇的、极其有效的行动，国际媒体才越来越认识到官方文件、课本、身居高位的官员不会提及的一些殖民政策的真相。公众长期盲目认同帝国的行径，但欧美报纸长期报道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最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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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报纸严厉批评英国的见利忘义，企图为国王夺得南非最有利可图的金矿，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灭绝当地的荷兰裔殖民者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从圣彼得堡到巴黎，整个欧洲为英国军队早期的失败欢呼，视之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胜利。总是善于引起外交政策丑闻的德国皇帝发了一通电报给克鲁格总统，祝贺他击退了英国人1895年12月对杰姆斯的侵犯，从而引发了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当帝国军事力量加强，进入反攻后，欧洲报纸在头版登载从前线发回的通讯，追踪一个个布尔部落及其指挥官的命运，仿佛战斗就发生在法兰克福或者里昂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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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企图征服勇敢的荷兰殖民者及其合法利益的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当然这种公愤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它在南非也有战略利益。然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感则大多是非常真诚的，批判的声浪渐高，形成疾风骤雨般的抗议，这时，英国指挥官基齐纳勋爵采取了焦土政策，系统地毁灭布尔农场，把妇女和儿童赶进被称为“集中营”——这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拘留地。2.8万名平民，即1/4的俘虏，因为饥饿、露宿和肆虐的瘟疫而死于临时搭建的营房。这些受害者中，有2.2万人年龄不到16岁。1902年最后的和平协议签署后，奥匈帝国讽刺杂志《跳蚤》从一首顺口溜中捕捉到了许多欧洲人的情绪：“老英格兰，干杯！不再有战争了／我们现在可以去那儿了。／我们把德兰士瓦的矿石挑回家／我们过着国王般的生活，香槟多的是／只要剁碎布尔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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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尔战争的反对常常来自左派。社会主义的维也纳报纸《工人日报》批判英国《针对英雄的人民的血腥战争》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感情。在英国，反对大资本及其参与到德兰士瓦英国金矿公司的争论常常具有反犹色彩，自由派作家J. A.霍布森的文字中就有这种意思。他在一本畅销书中坚称，金矿业几乎完全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约翰内斯堡”不值得基督教士兵为之流血。正如德雷福斯上尉完美地体现了法国人的焦虑，怀着不可否认的经济动机的优越国家的靴子踏破正直生活的基督徒布尔人，这样的形象使他们成为一种共同焦虑的理想符号，凝聚起背景迥异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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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观察者相对比较容易对布尔人显示团结，毕竟，他们本身也是欧洲人，而且敢于违逆英帝国这个巨人。这不完全是一场殖民战争，而像是一场解放战争，很像19世纪初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这种观点与布尔人对他们自己及其战争的看法相同。尽管他们拿着毛瑟枪（令其进攻者胆寒），但是，这些蓄着大胡子的坚定男人骄傲地让报纸拍照、其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他们看起来像是保卫乐土的先知国民：这是一个虔诚的白人社会，他们为保卫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为已经有效施行种族隔离的社会不屈地战斗，而不是为着争取什么黑人拥有民权的社会。当后来创立了童子军的罗伯特·拜登·鲍威尔上校武装起黑人，保卫被布尔人包围的英属马弗京，进攻部队的指挥官彼得·阿诺德·斯克隆耶对这一种族背叛行为十分不耻，他给战线对面的拜登·鲍威尔递了一条口信：“我请你停下来……即便这让你丢失马弗京，解除你的黑人的武装……在一场白人的战争中，承当一个白人的角色。”部分地由于这种可耻的诡计，拜登·鲍威尔拒绝承担那个角色，守住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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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本身，布尔战争是一场灾难，即便其军队最终于1902年6月打败了精疲力竭的定居者军队。胜利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人命代价，只有最盲目的帝国主义者才会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光彩战争。辉煌的英国军队遭到乌合之众的定居者队伍羞辱，在战争之初，后者几乎全靠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后来，他们得到法国及德国的物质援助甚至志愿者的支持）。当他们终于迫使对方接受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时，已经为此牺牲了上万名无辜平民，战争的动机也非常可疑。殖民者为其帝国辩护的崇高理由看起来不再那么纯粹。军事上的胜利仍然被视为绝大程度上的道德失败。“我们充其量证明自己在方法上不择手段，在方式上极其粗俗、低效，这种可怕的意识构成个人整个一生不愉快的背景……一对一的话，布尔人在尊严、献身精神和能力上都超过我们——是的，在能力上超过我们。”1900年，在集中营和焦土战术之前，费边派活动家比阿特丽丝·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厌恶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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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较近的历史，英国政府对之后两年凯斯门特的报告保持沉默是可以预料的。对于非洲国家受到野蛮剥削表示道义愤怒难以取信于人。实际上，殖民统治实践没有显示出殖民宗主国的优点。以德国为例，它是布尔人最喧嚣的支持者，但暴力的癌症在同一年就暴发了，当时，德属南部西非洲一些部落揭竿而起，反抗威廉二世的军队。武装赫雷罗族战士包围了奥卡汉贾城，进攻该地区的农场和警察局，造成140名德国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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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总督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他向柏林请求援助，结果得到的支持超出了他的要求。德皇不顾大多数高级军官的反对意见，直接命令洛塔尔·冯·特洛萨中将赶赴前线。特洛萨有多年在殖民地服役的经验，以极为残酷闻名。当他发现自己没法在公开战斗中打败造反者后，他觉得自己面对一场让他大为光火的有效的游击战争，于是他采用更全面的战术，给赫雷罗人颁布了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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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德国大将军，给赫雷罗人发布这封信。赫雷罗人不再是德国臣民。他们谋杀、偷盗，割人耳朵、鼻子和受伤士兵的其他身体部位，而现在他们胆小懦弱不敢战斗……赫雷罗人必须离开这片领土。如果他们不走，大炮会迫使他们走。在德国边界内，每一个赫雷罗人，无论是否持枪，无论是否牵牛，一律开枪击毙，而且，我不再庇护妇女和儿童，我把他们赶回他们的人那里，或者开枪击毙。这是我对赫雷罗人民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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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帝国皇帝的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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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萨的军队大多数都已经由于不适应炎热而筋疲力尽，热带疾病致使他们虚弱、伤残，不可能执行这道残酷的命令。然而，面对其他做法和措施，例如，封锁水坑，结果大约3万名赫雷罗人逃到干旱的内陆地区，德国军队鞭长莫及。他们进入了无水的山德菲尔德沙漠，大多数的牛及大约1.2万至1.4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干渴。侦察兵后来发现了几米深的水坑，周围都是骨骼，但是没水。当柏林终于下令（伴随着媒体的疾呼）取消声明，停止仇恨，向幸存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大约1/3的赫雷罗人已经命丧战斗或者山德菲尔德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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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洛萨的野蛮意图和赫雷罗人可怕的死亡数目是德国短暂殖民历史上的一起孤立事件，那么，在奥斯曼帝国，凶残的暴力则是频繁而系统性的。1894年到1915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亚美尼亚人死于军队及库尔德喽啰之手，还有一小部分，死在某些荷兰殖民地，如爪哇和苏门答腊。也是在1904年，荷兰中校范·达伦发起针对亚齐地区暴动的刑法远征（当时已经为内战困扰），过程中他的士兵烧毁了几个村庄，杀死了2900名当地人，其中包括1150名妇女。一名随行记录远征的摄影师拍的照片上，军官们骄傲地站在被杀村民的尸体上，一只脚踏在死者的头上。10年前，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参与了另一次惩罚性袭击。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回顾了这次经历：“我不得不把9名妇女和3名儿童赶到一起，他们哀求怜悯，但我要处死他们。这工作不愉快，但是我也别无他法。战士们用刺刀杀死了他们。”他写道，他接受了“殖民战士的可怕任务”。这位陆军中尉后来成为了荷兰外交部长。他奉命参与的那次远征中，约2000名当地人被枪杀或者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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