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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买“证人”和假冒专家出庭的虚假审判在全世界受到跟踪和评论，最终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大众媒体把权力放在不同的基础上。过去，权力的形象最重要的总是政治权力，现在，却已不再是官方艺术家和宏大工程的领地，而是在报纸的办公室决定的。德皇威廉二世这样的现代君主竭力博取和利用媒体，并为达成这样的目的而创造并展现一种形象，但是，他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与魔鬼跳舞，事态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时代的舆论导向专家都知道，感觉比事实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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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权力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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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的成功表明赢得形象战有多么重要，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对殖民主义本身的形象及其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评估。无疑，殖民地财富对于大国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殖民地对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最为重要。它们与有实力的帝国一起创建了“大国”俱乐部，并造成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伟大国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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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全球力量和威望竞相追逐的黑暗面非常突出：殖民主义给那些被殖民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常常是极其伤痛的记忆。在最恶劣的情形中，例如刚果，它抽干了这个已经遭受了数世纪奴役的地区的血（主要是被阿拉伯商人奴役。仅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他们每年抢夺刚果大约50万人口，把他们出卖为奴），使他们遭受后殖民历史时期的残酷、痛苦、独裁和内战。殖民主义留下的最好的遗产不过是相当随意的边界，也有铁路系统、学校、司法体系以及民主的外壳，但是并没有训练当地成长起来的精英进行管理。在所有情况下，它都留下了许多巨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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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者，殖民主义的形象和事实也是分裂的，认真的考察表明，我们对于殖民主义的认识受到一个世纪前的说辞的影响：殖民地对于大国的重要性与其臣民们的认识差得天远。当然，英国是受帝国事实影响最大的国家，统治了1/5的世界及1/4的人口。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盛大的钻石婚禧在全世界举行，动员了巨大的人群，至此，帝国文化达到其最高潮。帝国对于其母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年轻人寻找事业和运气的地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英国民族的优越性。我们被告知，帝国使英国成其为当时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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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说英国在帝国的大多数地区（印度乡村的农民仍然由“得到认可的”当地统治者直接统治，他们对殖民政府官员的注意较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帝国在英国本土发挥的作用却小多了。贸易的平衡对英国有好处（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因为伦敦在鸦片战争中的残酷战术，因此导致了在中国大发其财的鸦片生意），印度接受了英国大约20%的出口，提供了茶叶、棉花和药品等宝贵的商品。但是殖民者也要付出代价。这抑制了国内的纺织业，耗费大量的金钱进行管理。从长期的角度看，1900年前后在印度投入的2.7亿英镑也意味着，因此不能用这批资金升级英国的工厂，助其与欧洲的邻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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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皇冠上的珍珠”使得英国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大、最威武有力的海军，装备一代又一代贵得要死的战舰。一旦落后于竞争对手，特别是威廉的帝国，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为保证英国的战略优势，英国必须在世界上很不合算的地方投资：没有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则不可能统治印度及相应的贸易；不控制住埃及和巴勒斯坦，则谈不上运河本身的安全。而统治埃及（事实上，它从来不是一个正式的殖民地），意味着镇守住其南边广袤的内陆地区，包括臭名昭著的战乱频仍的苏丹——喀土穆的基齐纳勋爵等在这个地区成就了“英雄”的名声，这个地区因此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但是，它也把帝国拖入无休无止、不温不火的军事冲突，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赢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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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帝国创造的义务和责任很可能不相上下，那么，它一直是巨大的民族骄傲的来源。是否是这样，这取决于询问对象。殖民主义在英国有着不小的市场，英国人广泛相信“白人的承担”及英国人的历史使命之说，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将这种家长式的观念概括为：“开发地产是地主的义务”。从充斥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无数小摆设中也可以推断出帝国的存在，其中许多东西都具有殖民地的含意。例如，作曲家爱德华·埃德加爵士的家里陈设着埃德加夫人家的许多这类纪念品和传家宝：一些印度的黄铜烛台、一张雕刻精美的孟买黄檀方凳、两头象斗殴及一头象顶着象轿的大理石组雕、一尊带狗的大理石偶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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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枚举可以作为帝国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证据，但是做出这样的声言是有问题的：马克斯·诺尔道讥讽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大资产阶级家的摆设时，描绘了类似的东方物品，什么土耳其流苏、波斯地毯、印度匕首之类，虽然奥匈帝国根本就没有殖民地。对异国情调的欣赏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发泄自由幻想的方法，异国情调、原始的尊严类似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这不一定是帝国骄傲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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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洲大鳄、布尔战争的重要煽动者塞西尔·罗德斯所体现的殖民地骄傲（后来的耻辱）乃是最明显最残酷的帝国主义，但并不代表英国文化或者英国思想。如果说国外政治和政府说辞由帝国性质的事务主宰，那么，实际上，这些事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相对较小。无怪乎历史记录表明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国内的阶级、工作和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几千英里之外的社会的关心。报纸登载殖民地的新闻，但是，普罗大众的想象力并不太着意于女王或者国王陛下的外国财产。当然，男孩们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无论音乐大厅歌曲（可能流行歌曲《布尔人抓住了我爹地》是一个例外）抑或西区戏剧，不论文学还是绘画，都少有关涉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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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画家而言，那种风尚已经过时了。弗雷德里克·莱顿勋爵创作的无名英国后宫宫女，及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的颜色骚乱的人群与翻滚的乳房，都极富维多利亚风格的特色，都绝对属于19世纪。1900的时候，情绪比以往更清醒。新一代艺术家不看印度或者非洲，而是把目光转向英国的乡村，或者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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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鲁德亚德·吉卜林以外，英国作家从来没有真正把殖民地的生活作为主题，在1900前后，帝国没得到多少文学上的共鸣。从托马斯·哈代永恒的英格兰，到H. G.韦尔斯的乌托邦噩梦，小说家们选择的题材不涉及殖民地。韦尔斯的《莫洛博士岛》（1896年）描写一位科学家企图通过手术把一个遥远岛屿上的动物改变成人类那样“没有恶意的族群”，然后以独裁者的铁腕统治它们。这部小说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主义的寓言。但是，恰好是其寓言人物使之成为对达尔文和马尔萨斯思想激烈论争的评价，并成为罗伯特·史蒂文森和弗朗西斯·培根传统的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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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当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次要的角色——非常类似前印度军队的沃森医生，实际上，类似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忠诚但是从来不机智的朋友。大侦探的许多故事都有殖民地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的作用只是提供各种奇异的毒药、鸦片、少见的蛇、无法解释的财富，以及健康毁灭后回到母国的人。这都是些有趣的把戏，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固有存在。今天我们所想象的帝国文化和意象，如诺埃尔·科沃德《私生活》中阿拉伯的劳伦斯（“你知道，我在全世界转了一圈……”“怎么样？”“世界？非常过瘾。”），E. M.福斯特的《印度之旅》（1924年），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好玩儿的智力演习（但是没有幽默内容）中，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假设正是由于1914年以前帝国指涉的缺失才证明英国弥漫着多么深厚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如此深厚以至于它被作为一种隐含的潜台词。他是在试图倒果为因。然而，历史证据不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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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立学校，一批又一批怀着帝国思想的观察者沮丧地发现，孩子们对于殖民地几乎一无所知。私立学校的情况也相似：孩子们脑袋里塞满了希腊和拉丁动词，阅读莎士比亚和丁尼生。如果选修现代语言，那么他们很可能学习德语或者法语。他们在寄宿学校、青年团这种军事化环境下的社会化可能为他们未来在殖民政府任职做好准备，但是他们的论文和学校辩论几乎不涉及帝国事务。帝国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朦胧的情愫，尽管有“马弗京之夜”的惯例——每年春天举行，庆祝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据点解围的爱国主义周年庆典，这对于学童是个理想的机会，不仅可以焚毁克鲁格总统的画像，也可以享受普遍的混乱和无序。正如伯纳德·波特所说，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在引入“牛仔和印第安人”之前，他们不是表演“定居者和祖鲁人”，而是扮演“英国人和罗马人”。斯坦利和利文斯通是民族英雄，但是后来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甚至阿蒙森也是，虽然作为殖民企业他们的勋绩没有价值，而阿蒙森甚至都不是英国人。但是他们是些豪侠英雄，是某种运动员，受到一个仰慕体育的民族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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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在英国的大学接受培训。牛津的东方研究富有盛名，伦敦的帝国理工也是。这样的一些学校教授印度和非洲的语言与文化，编辑梵语教材，学习内容从艺术到农业无所不包，但是，他们的学员或者待在象牙塔里，或者外派担任统治者，同殖民地国家更广泛的文化没有什么交流。在十一章我们会遇见许多着迷于“原始”文化的艺术家，他们以此抗衡现代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以及大城市生活的无根感。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思想者几乎没有一个人转向他们生活的国家的殖民地。巴勃罗·毕加索非常迷恋法属中非洲的物品，在它们的帮助下，他从部落面具和雕塑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美学，而其他人，如瓦西里·康定斯基去到乌拉尔与萨满共同生活，或者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则重温了古俄罗斯人的意象仪式，以此寻找更接近母文化的灵感。在英国，威廉·巴特勒·叶芝特别追求一种更真的原初灵性，然而，他求助于爱尔兰神话和神秘学，而不是印度的庙宇。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约翰·史立勋爵发出了著名的感叹：“可以说，我们似乎是在一不留神之间征服和殖民了半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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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无休无止焦虑男性气概和国家命运都在衰落的法国，状况则大相径庭。法国的光荣与其帝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从拿破仑时代就开始了。这部分地是由于，根据法国的法律，海外领地就是法国，法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和阿尔及利亚沙漠的感觉应该像在皮卡第和香榭丽舍大街的感觉一样。媒体在让公众读到殖民地主题和形象方面居功至伟。例如，1904年，流行杂志《插图》不仅刊发了广泛的文章报道俄日战争（对日本人流露出显著的钦佩），而且在每一期杂志上都有关于法国殖民地及其人民的长篇报道、系列故事、照片、图片、卡通和其他项目。日发行量达到近百万份的报纸《宠物杂志》甚至将其1910年3月6号的报纸献给“殖民地扩张的英雄们”。如同在法国政治中一样，法国也有朗声反对殖民地的派别。讽刺的《黄油碟》无情嘲讽殖民地思想（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回顾社会主义》则以“违背人性的痛苦呐喊”的名义进行激烈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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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法国是法国人生活中恒久的存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有一个巨大的殖民地展场，有完整的模型土著村庄，之后还举行了两次专门的殖民地展览会，1906年马赛展览会（有180万游客）和一年后有200万人参观的巴黎展览会。在戏仿其家居的环境中展示“真正的人”并配上珍禽异兽、舞蹈及仪式，这种展览会在整个欧洲都叫好又叫座。汉堡动物园的创始人卡尔·哈根贝克富有商业头脑，他从芬兰、锡兰和东非等各个国家引进动物，从1874年起在汉堡和欧洲其他地方，展示生活在其“自然栖息地”的样子。在这里，目瞪口呆的公众可以观赏到“澳大利亚的食人族，男女都有。这个野蛮种族的唯一殖民地很奇怪，被弄得很丑陋，是野蛮国家内部产生的最残酷暴虐的一个。这是最低级的人类。”1914年之前，全欧洲进行了三十来场这样的人种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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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去看这些展览纯粹是出于好奇。然而，在法国，他们的兴趣却植根于漫长的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尤金·德拉克洛瓦强有力的幻想，吉恩·奥古斯特·安格尔创作的闺房里含情脉脉的女人，福楼拜在《萨朗波》中的描写，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拿破仑对埃及的短暂征服后出现的“埃及热”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孟德斯鸠写的《波斯人信札》。对方距法国很近，这不仅仅是在地理的意义上。安德烈·纪德、路易－费迪南·席琳、儒勒·凡尔纳和居伊·德·莫泊桑等作家都追随维克多·雨果的创新脚步，他以其典型的妄自尊大的沉着和精心调谐的性意味宣称：“去吧，大家伙儿！上帝把非洲给了欧洲。享用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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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作家在可能的最个人的意义上采纳了雨果的建议（在东方，而不是非洲），那是通俗作家和法兰西学院成员皮埃尔·洛蒂（1850—1923年），他使自己与一位土耳其女士的爱情成为不朽的篇章。他以纯东方的方式描写他的妻子：“她棕色的眉毛弯弯的，靠得很近，差不多要连在一起了；她的眼神流露着精力与天真；她有着人们会形容为是孩童般的表情，如此富有新鲜感和青春的气息。”作家对美丽的阿兹雅德的爱成了他生活中不变的主题——特别是在年轻的海军军官职责使他转战别处，而她竟然香消玉殒之后。他坚信她死于过度伤心。喜欢戴着土耳其毡帽照相的洛蒂以其描写精美、具有异域背景的伤感故事满足大众的口味。他热爱异域背景。他的家在大西洋海岸的罗什福尔，那是一座由石头固化的东方幻想，房子里有土耳其和阿拉伯风格的房间、复杂微妙的装饰和拱形门，以及华丽的纺织品和轻柔低语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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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帝国对于国民的想象力有相当的把握——毫无疑问，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人丢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弥补创伤的意愿也激发了这种想象。广受欢迎的法国政治家列昂·甘贝塔甚至认真地琢磨以法国的殖民地交换这两个地区。但是，殖民地真正的重要性是什么？它们对于民族经济像对民族骄傲感这么关键吗？当然不是。首先，法国没有多余的人口可以住到殖民地去——这是英国和德国的重要动机，这两个国家希望，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个人移居国外，那就可以遏止长期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幽灵。法国只有通过引进移民才能保持人口稳定，因此，迁居外国领土对它毫无意义。在经济上，法属刚果像其相邻的刚果自由邦一样受到无情盘剥，与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主要是进口便宜的酒）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贸易往来，但是，完全无法比肩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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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而言，拥有殖民帝国纯粹是为了向邻国看齐，这是一种全球权力政治游戏，而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在统治阶级中，殖民地是重要的民族骄傲来源，但是即便在这点上，德国人对此的热情也远不是整齐划一的。德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势力强大的舰队联合会的支持，保守派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以此可以在国际上和在殖民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无可挑剔的保守派德国总理俾斯麦认为这种想法整个就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蠢行，并尽一切可能予以阻挠，直到1884年，作为一种政治权宜，他才转而支持殖民地思想。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大多数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表示反对，而少数人则赞成，他们希望这可以帮助当地人“文明化”，从而使他们也成为潜在的社会主义者，希望殖民地不可避免的压迫会加快世界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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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帝国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但是它在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实业家沃尔特·拉特瑙其时正试图打进政治圈，1907—1908年，他去德属南部西非洲进行事实调查，以此赢取筹码。然而，他说得很清楚，他对殖民地大臣一职没有足够的兴趣；他想执掌一个“重要”的部。柏林宫廷可靠的政治精英编年史家冯·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笔记中详尽描写了俄日战争、大国关系、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以及摩洛哥危机。她只是顺带提及殖民地：1900年到1914年她去世期间，提到殖民地的唯一一句话是对它们的愤怒批评：“德国的殖民地方式大错特错，一开始就引入了我们的官僚作风和独裁体制……英国人留出了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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