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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当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次要的角色——非常类似前印度军队的沃森医生，实际上，类似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忠诚但是从来不机智的朋友。大侦探的许多故事都有殖民地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的作用只是提供各种奇异的毒药、鸦片、少见的蛇、无法解释的财富，以及健康毁灭后回到母国的人。这都是些有趣的把戏，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固有存在。今天我们所想象的帝国文化和意象，如诺埃尔·科沃德《私生活》中阿拉伯的劳伦斯（“你知道，我在全世界转了一圈……”“怎么样？”“世界？非常过瘾。”），E. M.福斯特的《印度之旅》（1924年），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好玩儿的智力演习（但是没有幽默内容）中，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假设正是由于1914年以前帝国指涉的缺失才证明英国弥漫着多么深厚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如此深厚以至于它被作为一种隐含的潜台词。他是在试图倒果为因。然而，历史证据不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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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立学校，一批又一批怀着帝国思想的观察者沮丧地发现，孩子们对于殖民地几乎一无所知。私立学校的情况也相似：孩子们脑袋里塞满了希腊和拉丁动词，阅读莎士比亚和丁尼生。如果选修现代语言，那么他们很可能学习德语或者法语。他们在寄宿学校、青年团这种军事化环境下的社会化可能为他们未来在殖民政府任职做好准备，但是他们的论文和学校辩论几乎不涉及帝国事务。帝国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朦胧的情愫，尽管有“马弗京之夜”的惯例——每年春天举行，庆祝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据点解围的爱国主义周年庆典，这对于学童是个理想的机会，不仅可以焚毁克鲁格总统的画像，也可以享受普遍的混乱和无序。正如伯纳德·波特所说，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在引入“牛仔和印第安人”之前，他们不是表演“定居者和祖鲁人”，而是扮演“英国人和罗马人”。斯坦利和利文斯通是民族英雄，但是后来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甚至阿蒙森也是，虽然作为殖民企业他们的勋绩没有价值，而阿蒙森甚至都不是英国人。但是他们是些豪侠英雄，是某种运动员，受到一个仰慕体育的民族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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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在英国的大学接受培训。牛津的东方研究富有盛名，伦敦的帝国理工也是。这样的一些学校教授印度和非洲的语言与文化，编辑梵语教材，学习内容从艺术到农业无所不包，但是，他们的学员或者待在象牙塔里，或者外派担任统治者，同殖民地国家更广泛的文化没有什么交流。在十一章我们会遇见许多着迷于“原始”文化的艺术家，他们以此抗衡现代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以及大城市生活的无根感。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思想者几乎没有一个人转向他们生活的国家的殖民地。巴勃罗·毕加索非常迷恋法属中非洲的物品，在它们的帮助下，他从部落面具和雕塑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美学，而其他人，如瓦西里·康定斯基去到乌拉尔与萨满共同生活，或者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则重温了古俄罗斯人的意象仪式，以此寻找更接近母文化的灵感。在英国，威廉·巴特勒·叶芝特别追求一种更真的原初灵性，然而，他求助于爱尔兰神话和神秘学，而不是印度的庙宇。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约翰·史立勋爵发出了著名的感叹：“可以说，我们似乎是在一不留神之间征服和殖民了半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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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无休无止焦虑男性气概和国家命运都在衰落的法国，状况则大相径庭。法国的光荣与其帝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从拿破仑时代就开始了。这部分地是由于，根据法国的法律，海外领地就是法国，法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和阿尔及利亚沙漠的感觉应该像在皮卡第和香榭丽舍大街的感觉一样。媒体在让公众读到殖民地主题和形象方面居功至伟。例如，1904年，流行杂志《插图》不仅刊发了广泛的文章报道俄日战争（对日本人流露出显著的钦佩），而且在每一期杂志上都有关于法国殖民地及其人民的长篇报道、系列故事、照片、图片、卡通和其他项目。日发行量达到近百万份的报纸《宠物杂志》甚至将其1910年3月6号的报纸献给“殖民地扩张的英雄们”。如同在法国政治中一样，法国也有朗声反对殖民地的派别。讽刺的《黄油碟》无情嘲讽殖民地思想（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回顾社会主义》则以“违背人性的痛苦呐喊”的名义进行激烈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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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法国是法国人生活中恒久的存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有一个巨大的殖民地展场，有完整的模型土著村庄，之后还举行了两次专门的殖民地展览会，1906年马赛展览会（有180万游客）和一年后有200万人参观的巴黎展览会。在戏仿其家居的环境中展示“真正的人”并配上珍禽异兽、舞蹈及仪式，这种展览会在整个欧洲都叫好又叫座。汉堡动物园的创始人卡尔·哈根贝克富有商业头脑，他从芬兰、锡兰和东非等各个国家引进动物，从1874年起在汉堡和欧洲其他地方，展示生活在其“自然栖息地”的样子。在这里，目瞪口呆的公众可以观赏到“澳大利亚的食人族，男女都有。这个野蛮种族的唯一殖民地很奇怪，被弄得很丑陋，是野蛮国家内部产生的最残酷暴虐的一个。这是最低级的人类。”1914年之前，全欧洲进行了三十来场这样的人种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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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去看这些展览纯粹是出于好奇。然而，在法国，他们的兴趣却植根于漫长的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尤金·德拉克洛瓦强有力的幻想，吉恩·奥古斯特·安格尔创作的闺房里含情脉脉的女人，福楼拜在《萨朗波》中的描写，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拿破仑对埃及的短暂征服后出现的“埃及热”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孟德斯鸠写的《波斯人信札》。对方距法国很近，这不仅仅是在地理的意义上。安德烈·纪德、路易－费迪南·席琳、儒勒·凡尔纳和居伊·德·莫泊桑等作家都追随维克多·雨果的创新脚步，他以其典型的妄自尊大的沉着和精心调谐的性意味宣称：“去吧，大家伙儿！上帝把非洲给了欧洲。享用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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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作家在可能的最个人的意义上采纳了雨果的建议（在东方，而不是非洲），那是通俗作家和法兰西学院成员皮埃尔·洛蒂（1850—1923年），他使自己与一位土耳其女士的爱情成为不朽的篇章。他以纯东方的方式描写他的妻子：“她棕色的眉毛弯弯的，靠得很近，差不多要连在一起了；她的眼神流露着精力与天真；她有着人们会形容为是孩童般的表情，如此富有新鲜感和青春的气息。”作家对美丽的阿兹雅德的爱成了他生活中不变的主题——特别是在年轻的海军军官职责使他转战别处，而她竟然香消玉殒之后。他坚信她死于过度伤心。喜欢戴着土耳其毡帽照相的洛蒂以其描写精美、具有异域背景的伤感故事满足大众的口味。他热爱异域背景。他的家在大西洋海岸的罗什福尔，那是一座由石头固化的东方幻想，房子里有土耳其和阿拉伯风格的房间、复杂微妙的装饰和拱形门，以及华丽的纺织品和轻柔低语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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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帝国对于国民的想象力有相当的把握——毫无疑问，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人丢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弥补创伤的意愿也激发了这种想象。广受欢迎的法国政治家列昂·甘贝塔甚至认真地琢磨以法国的殖民地交换这两个地区。但是，殖民地真正的重要性是什么？它们对于民族经济像对民族骄傲感这么关键吗？当然不是。首先，法国没有多余的人口可以住到殖民地去——这是英国和德国的重要动机，这两个国家希望，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个人移居国外，那就可以遏止长期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幽灵。法国只有通过引进移民才能保持人口稳定，因此，迁居外国领土对它毫无意义。在经济上，法属刚果像其相邻的刚果自由邦一样受到无情盘剥，与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主要是进口便宜的酒）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贸易往来，但是，完全无法比肩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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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而言，拥有殖民帝国纯粹是为了向邻国看齐，这是一种全球权力政治游戏，而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在统治阶级中，殖民地是重要的民族骄傲来源，但是即便在这点上，德国人对此的热情也远不是整齐划一的。德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势力强大的舰队联合会的支持，保守派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以此可以在国际上和在殖民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无可挑剔的保守派德国总理俾斯麦认为这种想法整个就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蠢行，并尽一切可能予以阻挠，直到1884年，作为一种政治权宜，他才转而支持殖民地思想。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大多数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表示反对，而少数人则赞成，他们希望这可以帮助当地人“文明化”，从而使他们也成为潜在的社会主义者，希望殖民地不可避免的压迫会加快世界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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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帝国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但是它在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实业家沃尔特·拉特瑙其时正试图打进政治圈，1907—1908年，他去德属南部西非洲进行事实调查，以此赢取筹码。然而，他说得很清楚，他对殖民地大臣一职没有足够的兴趣；他想执掌一个“重要”的部。柏林宫廷可靠的政治精英编年史家冯·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笔记中详尽描写了俄日战争、大国关系、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以及摩洛哥危机。她只是顺带提及殖民地：1900年到1914年她去世期间，提到殖民地的唯一一句话是对它们的愤怒批评：“德国的殖民地方式大错特错，一开始就引入了我们的官僚作风和独裁体制……英国人留出了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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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大众中间，殖民地的文化存在意义甚至更少。直到20世纪，出售外国水果的蔬菜水果商店还被称为殖民地产品商店，但是在通俗或者中产阶级文化表达中，几乎不存在政府试图灌输的殖民地骄傲的痕迹，去殖民地的德国人也极少。教科书有赞美德国殖民权力的内容，但是布置的论文则关涉欧洲的主题——让学生们出汗的是齐格弗里德和修昔底德，而不太可能的是开拓德属南部西非洲。1900年的一个例子是：柏林一所中学收到的论文题目、学校图书馆图书、实用展品清单中，丝毫没有提到任何专门涉及殖民地的论文、地图、书籍或者标本。学子们了解到的最远的国家是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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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法国，德国没有什么描写殖民地主题的严肃文学、有写帝国的小说获得成功，特别是在1904年起义之后。前牧师古斯塔夫·福伦森（1863—1945年）的《彼得·莫尔的西南非洲之旅》甚至成为了一本失控的畅销书，1914年之前就卖出了20万册。尽管文化中有殖民地的形象，但是探险作家们更属意其他的异国形象，卡尔·梅表现尤其突出，他为数以百万计的年轻读者创造了豪勇的探险家、高贵的土著和冷酷的强盗；然而，他的故事背景几乎无一例外是中东和美国狂野的西部。男孩儿们玩玩具士兵，但他们的铅制敌人是法国人、俄国人或者“红种印第安人”，而不是非洲人。孩子们穿水手服，而不是卡其布衣服。不仅他们的卧室里没有殖民地，就连客厅也没有。很少人在殖民地政府或者驻外部队任职，如果当时的小说和报纸可信的话，殖民地几乎从来不是谈话的主题。如果说德国成为了一个殖民帝国，那么，这个事实几乎没给公众意识留下什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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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1870年帝国的建立再一次改变了本来就非常不稳定的民族身份感，没有为新的定义留下什么空间。大多数德国人生活在内陆，历史上一直忙着击退入侵的敌人，而不是侵略别人，这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帝国适合像英国、荷兰、葡萄牙和法国这样的海洋国家。奥匈帝国出洋需要经过外国控制的直布罗陀海峡，俄国受制于冰雪，这样的国家并没有认真准备建立起殖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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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从来不是德国殖民地政策的要旨，批评者们说得对，殖民地和德国海军的大规模扩大使国家丢钱，并使之走上同英国和法国海外利益危险冲突的道路。德皇出于名望的考虑而抱持殖民地思想，因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得有殖民地——这种认识也导致意大利于1911年为寻求民族光荣而把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抛撒到利比亚的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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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文化和东方主义形象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1900年前后欧洲文化的显著特色。虽然，其功能不是要代表帝国主义，而是逃避现代生活令人目不暇接速度的途径。东方被投射为具有西方缺少的一切。男人们渴望裸体非洲女孩的“民族志”照片（偶尔也有男孩的照片）及文学作品对她们的描绘所象征的性自由：如同洛蒂热爱的阿兹雅德一样，她们性感、单纯，但是富有活力，有着成熟的水果般的嘴唇——保证满足中产阶级婚姻很少提供的愉悦。的确，强壮但是兽性的黑人、富有忍耐精神的亚洲人、戴土耳其毡帽的性能力强大的阿拉伯人以及源源不断的女人，这些流行形象象征着许多人认为欧洲正在消逝的生命力。对东方的迷恋也就是对“自然”充满强烈感情的感官世界的迷恋，对未被教会枯萎的手和大城市的变态所触及的情色天堂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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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其永恒感、沙漠及热带雨林和遥远平原（柯南道尔想象，这些地方可能保存着恐龙和龙的史前世界），以及祖先的文化统领着宿命论居民生活的古代城市，这类幻想正好对立于现代城市强加于其公民的驱逼、技术生活。即便从这个诱人世界进口的鸦片和大麻，也给人甜蜜的感觉，让人忘却，让人享有片刻逃离此时此地的幸福感。如果说速度是现代性的毒药，那么，东方就是其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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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这种联系的一位艺术家是伟大的俄国诗人、小说家安德烈·贝利。他的小说《彼得堡》的主人公尼古拉·阿普罗诺维奇的父亲是一位唯理主义的高级公务员，最大的抱负是每天坐在马车里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涅瓦大街。终止学业后，他起得很晚，穿着一件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睡袍，戴一顶无边便帽，趿着一双波斯拖鞋。他把他的客厅变成了东方的舞台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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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拉睡袍还配有一把深棕色的凳子；凳子饰以条状乌木和珍珠母制作的嵌花图案；布哈拉睡袍还伴有某个时候被杀死的犀牛的厚厚的皮革制成的黑人的盾以及锈蚀的苏丹箭……最后，布哈拉睡袍还配有色泽鲜艳的豹皮，豹皮铺在地上，张着大嘴；凳子上放着深蓝色的水烟筒，以及月牙形的三足香炉；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一件物品是一个色彩丰富的笼子，里面是几只绿色的小鹦鹉，它们时不时煽动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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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洛蒂在法国的房子一样，这间屋子里混杂着各大洲及各种东方珍玩，满屋子都是对现代性暴虐的反抗。东方主义想象因这些幻想而兴盛，即便工业文明之外的生活现实与这些充满诱惑的脚本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作为权力和声威（但并非利润来源）的象征，殖民地对于政客很重要，其重要性也因为它们允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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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帝国这种想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比利时控制下的刚果自由邦表现得最为残酷惊人。比利时人在惊叹于部落面具和新建的博物馆时，能够在报纸上读到以国家文明使命为名在非洲做的好事。然而，精心维护的帷幕背后的事实不仅恐怖，而且，其秘密的资产负债表使整个邪恶的勾当偏向于荒诞不经。在利奥波有效地垄断整个世界市场的橡胶贸易时，短期获利极其丰厚，刚果自由邦使比利时国王成为巨富，但是大规模谋杀的勾当也产生了经费。比利时历史学家让·斯坦厄斯估计，到1908年刚果自由邦给利奥波带来了6000万法郎的收益，交给比利时政府后国王又得到2400万法郎。然而，国王和国家总共支付了2.1亿法郎的管理、防御及运输费用，净损失为1.26亿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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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利奥波当局的生命成本无法形容，但并非不可测算。由于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能精确判定刚果自由邦有多少人被谋杀致死，但是，结合各种信息，可供历史学家了解大致的情况。根据人口模式的变化，最近的历史分析认为，1885年到1908年期间，大概有1000多万人（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直接死于利奥波党羽之手，或者由于不能种庄稼和照顾牲畜、被赶出家门，或者在人质集中营和丛林里挨饿，从而死于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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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剥削前所未有地残酷，比利时从刚果自由邦赢利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如果说利奥波设法从他的殖民地有所斩获——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那也仅仅是因为他直接把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把债务和重要的管理成本丢给他的国家，作为回报，他用浮华、自我膨胀的建筑项目装点从布鲁塞尔到布鲁日的街道。比利时为刚果自由邦的杀人犯、比利时窃贼的利奥波塑了许多像，感恩戴德地纪念一位伟大的君主。许多塑像屹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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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为埃德蒙·D.莫雷尔和罗杰·凯斯门特立碑，而且两个人都死得不安宁。伯特兰·罗素口中“少数几位我深深敬佩的人”之一的莫雷尔为和平主义不懈奋斗，几乎遭到全世界媒体的诋毁。最后，他被关押在本顿维尔监狱，1917年的白天，他还被关单人禁闭，被迫缝制邮袋。当他终于获释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但是仍坚持工作，最终成为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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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门特的服务得到承认，并获封爵士，之后，他越来越深地卷入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他赴美国找爱尔兰裔美国人募集资金，在黑市上购买枪械，用于反英暴动，随后又搭乘蒸汽船从纽约去德国，向德皇政府发出邀约：换取对爱尔兰独立的支持。凯斯门特提出把德国羁押的战俘变成爱尔兰自由战士旅，该旅为德国出战。回到爱尔兰后，他被逮捕并押解到伦敦，关在伦敦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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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支持者迅速组织了为凯斯门特辩护的行动。捐钱或者写信请求宽大处理的人中有美国黑人友谊联盟及作家亚瑟·柯南道尔和乔治·萧伯纳。在对凯斯门特进行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后，警方迅速并秘密地扑灭了将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的各种努力，他们确保议会和伦敦俱乐部区有影响力的人都看到凯斯门特日记中有关同性恋性交的罪证（往往非常明确）——这是他被捕后，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查获的。叛国罪似乎是重罪，但是，作为同性恋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宽大处理的呼吁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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