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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从来不是德国殖民地政策的要旨，批评者们说得对，殖民地和德国海军的大规模扩大使国家丢钱，并使之走上同英国和法国海外利益危险冲突的道路。德皇出于名望的考虑而抱持殖民地思想，因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得有殖民地——这种认识也导致意大利于1911年为寻求民族光荣而把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抛撒到利比亚的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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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文化和东方主义形象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1900年前后欧洲文化的显著特色。虽然，其功能不是要代表帝国主义，而是逃避现代生活令人目不暇接速度的途径。东方被投射为具有西方缺少的一切。男人们渴望裸体非洲女孩的“民族志”照片（偶尔也有男孩的照片）及文学作品对她们的描绘所象征的性自由：如同洛蒂热爱的阿兹雅德一样，她们性感、单纯，但是富有活力，有着成熟的水果般的嘴唇——保证满足中产阶级婚姻很少提供的愉悦。的确，强壮但是兽性的黑人、富有忍耐精神的亚洲人、戴土耳其毡帽的性能力强大的阿拉伯人以及源源不断的女人，这些流行形象象征着许多人认为欧洲正在消逝的生命力。对东方的迷恋也就是对“自然”充满强烈感情的感官世界的迷恋，对未被教会枯萎的手和大城市的变态所触及的情色天堂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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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其永恒感、沙漠及热带雨林和遥远平原（柯南道尔想象，这些地方可能保存着恐龙和龙的史前世界），以及祖先的文化统领着宿命论居民生活的古代城市，这类幻想正好对立于现代城市强加于其公民的驱逼、技术生活。即便从这个诱人世界进口的鸦片和大麻，也给人甜蜜的感觉，让人忘却，让人享有片刻逃离此时此地的幸福感。如果说速度是现代性的毒药，那么，东方就是其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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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这种联系的一位艺术家是伟大的俄国诗人、小说家安德烈·贝利。他的小说《彼得堡》的主人公尼古拉·阿普罗诺维奇的父亲是一位唯理主义的高级公务员，最大的抱负是每天坐在马车里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涅瓦大街。终止学业后，他起得很晚，穿着一件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睡袍，戴一顶无边便帽，趿着一双波斯拖鞋。他把他的客厅变成了东方的舞台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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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拉睡袍还配有一把深棕色的凳子；凳子饰以条状乌木和珍珠母制作的嵌花图案；布哈拉睡袍还伴有某个时候被杀死的犀牛的厚厚的皮革制成的黑人的盾以及锈蚀的苏丹箭……最后，布哈拉睡袍还配有色泽鲜艳的豹皮，豹皮铺在地上，张着大嘴；凳子上放着深蓝色的水烟筒，以及月牙形的三足香炉；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一件物品是一个色彩丰富的笼子，里面是几只绿色的小鹦鹉，它们时不时煽动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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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洛蒂在法国的房子一样，这间屋子里混杂着各大洲及各种东方珍玩，满屋子都是对现代性暴虐的反抗。东方主义想象因这些幻想而兴盛，即便工业文明之外的生活现实与这些充满诱惑的脚本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作为权力和声威（但并非利润来源）的象征，殖民地对于政客很重要，其重要性也因为它们允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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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帝国这种想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比利时控制下的刚果自由邦表现得最为残酷惊人。比利时人在惊叹于部落面具和新建的博物馆时，能够在报纸上读到以国家文明使命为名在非洲做的好事。然而，精心维护的帷幕背后的事实不仅恐怖，而且，其秘密的资产负债表使整个邪恶的勾当偏向于荒诞不经。在利奥波有效地垄断整个世界市场的橡胶贸易时，短期获利极其丰厚，刚果自由邦使比利时国王成为巨富，但是大规模谋杀的勾当也产生了经费。比利时历史学家让·斯坦厄斯估计，到1908年刚果自由邦给利奥波带来了6000万法郎的收益，交给比利时政府后国王又得到2400万法郎。然而，国王和国家总共支付了2.1亿法郎的管理、防御及运输费用，净损失为1.26亿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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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利奥波当局的生命成本无法形容，但并非不可测算。由于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能精确判定刚果自由邦有多少人被谋杀致死，但是，结合各种信息，可供历史学家了解大致的情况。根据人口模式的变化，最近的历史分析认为，1885年到1908年期间，大概有1000多万人（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直接死于利奥波党羽之手，或者由于不能种庄稼和照顾牲畜、被赶出家门，或者在人质集中营和丛林里挨饿，从而死于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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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剥削前所未有地残酷，比利时从刚果自由邦赢利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如果说利奥波设法从他的殖民地有所斩获——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那也仅仅是因为他直接把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把债务和重要的管理成本丢给他的国家，作为回报，他用浮华、自我膨胀的建筑项目装点从布鲁塞尔到布鲁日的街道。比利时为刚果自由邦的杀人犯、比利时窃贼的利奥波塑了许多像，感恩戴德地纪念一位伟大的君主。许多塑像屹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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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为埃德蒙·D.莫雷尔和罗杰·凯斯门特立碑，而且两个人都死得不安宁。伯特兰·罗素口中“少数几位我深深敬佩的人”之一的莫雷尔为和平主义不懈奋斗，几乎遭到全世界媒体的诋毁。最后，他被关押在本顿维尔监狱，1917年的白天，他还被关单人禁闭，被迫缝制邮袋。当他终于获释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但是仍坚持工作，最终成为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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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门特的服务得到承认，并获封爵士，之后，他越来越深地卷入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他赴美国找爱尔兰裔美国人募集资金，在黑市上购买枪械，用于反英暴动，随后又搭乘蒸汽船从纽约去德国，向德皇政府发出邀约：换取对爱尔兰独立的支持。凯斯门特提出把德国羁押的战俘变成爱尔兰自由战士旅，该旅为德国出战。回到爱尔兰后，他被逮捕并押解到伦敦，关在伦敦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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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支持者迅速组织了为凯斯门特辩护的行动。捐钱或者写信请求宽大处理的人中有美国黑人友谊联盟及作家亚瑟·柯南道尔和乔治·萧伯纳。在对凯斯门特进行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后，警方迅速并秘密地扑灭了将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的各种努力，他们确保议会和伦敦俱乐部区有影响力的人都看到凯斯门特日记中有关同性恋性交的罪证（往往非常明确）——这是他被捕后，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查获的。叛国罪似乎是重罪，但是，作为同性恋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宽大处理的呼吁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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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于1916年8月3日上午在本顿维尔监狱（仅仅1年以后，莫雷尔在此服刑）被执行吊刑。行刑前几天，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我犯下糟糕的错误，错行累累，败绩连连——但是……最好的事情是刚果自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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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六 1905年：冲天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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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暴风雨就快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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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暴风雨中的云雀，骄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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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在闪电与狂涛汹涌的大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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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它朗声发出胜利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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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暴风雨释放它全部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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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歌颂暴风雨中的云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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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9号，星期天，一个明朗、温和的冬日上午，那是圣彼得堡最宁静的日子，谢尔盖·于勒维奇·维特，一位55岁的高个儿男人，下了床，走到他豪华公寓的窗前，朝外面的林荫大道望去。“我……看见一群工人、知识分子、妇女、孩童，沿着卡门诺－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行进，手拿教会的旗子、照片”他写道，“这群人，或者说这支队伍，经过的时候，我马上跑到阳台，从这里我看得见特洛茨基桥，他们朝那儿进发。我刚到阳台就听见枪声，有几颗子弹从我近前呼啸而过。一颗子弹击中了萨斯科·色洛·里希附近的一位门房。然后是一系列的连射。十分钟之内，一大群人往回跑，有些人抱着死者和伤者，其中有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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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游行的人，无数的群众，也许有1万多人，怀着节日的心情，穿着最好的星期天才穿的衣服，准备去东宫觐见他们的小父亲沙皇。他们高唱宗教圣歌，有些人头一天晚上进行了斋戒和祈祷，其他人没那么乐观，他们写了道别信，甚至交代了遗嘱。这一天将成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和忠诚的行为：人民要求他们的君主直接听取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了一份交给沙皇的请愿书。“阁下，我们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到您跟前，寻求公道和保护，”文件写道，“我们已经成了乞丐了；我们受到超出体力的劳动压迫和负累；我们受到作践；我们不被当人看待，而是只能默默忍受辛酸命运的奴隶……”这些人认为沙皇不了解他们的艰辛，因此必须告诉他，然后他就会动手惩治资本家、官僚，以及所有俄国人民的压迫者。作为他的崇拜者，他们希望“在他的肩头哭诉自己的悲苦”，带着他们高举的画像和希望，他们唱道：“拯救你的人民吧，哦主啊。”他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水蒸气。路边的人在胸前画十字，教堂敲响了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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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往东宫会合的各支队伍很快在各个通道都遇到了路障：米特林斯卡亚、涅瓦河堤岸（就在维特家附近），以及瓦西勒夫斯基岛。主体游行队伍到达为纪念拿破仑失败而修筑的纳尔瓦门华丽的铸铜门前，一对骑马的近卫军掷弹兵向人群冲锋，把军刀拔出来又收回去。左边一座小桥边，一个步兵团向目标瞄准。第一阵骚乱后是片刻的静默。示威者挽起手，发出更嘹亮的歌声。他们聚集在一位身着长袍的东正教神父身边。那是一位富有领袖气质的年轻人。这时号角吹响了，这是开枪的信号。一位警官叫嚷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可以向举着沙皇像的神圣的朝圣者开枪？”他是第一批倒下的人。神父身边的同伴一个个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应声倒下。圣像和旗帜哗啦啦地掉进肮脏的雪中。然后人群四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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