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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利奥波当局的生命成本无法形容，但并非不可测算。由于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能精确判定刚果自由邦有多少人被谋杀致死，但是，结合各种信息，可供历史学家了解大致的情况。根据人口模式的变化，最近的历史分析认为，1885年到1908年期间，大概有1000多万人（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直接死于利奥波党羽之手，或者由于不能种庄稼和照顾牲畜、被赶出家门，或者在人质集中营和丛林里挨饿，从而死于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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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剥削前所未有地残酷，比利时从刚果自由邦赢利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如果说利奥波设法从他的殖民地有所斩获——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那也仅仅是因为他直接把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把债务和重要的管理成本丢给他的国家，作为回报，他用浮华、自我膨胀的建筑项目装点从布鲁塞尔到布鲁日的街道。比利时为刚果自由邦的杀人犯、比利时窃贼的利奥波塑了许多像，感恩戴德地纪念一位伟大的君主。许多塑像屹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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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为埃德蒙·D.莫雷尔和罗杰·凯斯门特立碑，而且两个人都死得不安宁。伯特兰·罗素口中“少数几位我深深敬佩的人”之一的莫雷尔为和平主义不懈奋斗，几乎遭到全世界媒体的诋毁。最后，他被关押在本顿维尔监狱，1917年的白天，他还被关单人禁闭，被迫缝制邮袋。当他终于获释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但是仍坚持工作，最终成为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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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门特的服务得到承认，并获封爵士，之后，他越来越深地卷入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他赴美国找爱尔兰裔美国人募集资金，在黑市上购买枪械，用于反英暴动，随后又搭乘蒸汽船从纽约去德国，向德皇政府发出邀约：换取对爱尔兰独立的支持。凯斯门特提出把德国羁押的战俘变成爱尔兰自由战士旅，该旅为德国出战。回到爱尔兰后，他被逮捕并押解到伦敦，关在伦敦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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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支持者迅速组织了为凯斯门特辩护的行动。捐钱或者写信请求宽大处理的人中有美国黑人友谊联盟及作家亚瑟·柯南道尔和乔治·萧伯纳。在对凯斯门特进行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后，警方迅速并秘密地扑灭了将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的各种努力，他们确保议会和伦敦俱乐部区有影响力的人都看到凯斯门特日记中有关同性恋性交的罪证（往往非常明确）——这是他被捕后，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查获的。叛国罪似乎是重罪，但是，作为同性恋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宽大处理的呼吁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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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于1916年8月3日上午在本顿维尔监狱（仅仅1年以后，莫雷尔在此服刑）被执行吊刑。行刑前几天，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我犯下糟糕的错误，错行累累，败绩连连——但是……最好的事情是刚果自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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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六 1905年：冲天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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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暴风雨就快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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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暴风雨中的云雀，骄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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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在闪电与狂涛汹涌的大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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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它朗声发出胜利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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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暴风雨释放它全部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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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歌颂暴风雨中的云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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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9号，星期天，一个明朗、温和的冬日上午，那是圣彼得堡最宁静的日子，谢尔盖·于勒维奇·维特，一位55岁的高个儿男人，下了床，走到他豪华公寓的窗前，朝外面的林荫大道望去。“我……看见一群工人、知识分子、妇女、孩童，沿着卡门诺－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行进，手拿教会的旗子、照片”他写道，“这群人，或者说这支队伍，经过的时候，我马上跑到阳台，从这里我看得见特洛茨基桥，他们朝那儿进发。我刚到阳台就听见枪声，有几颗子弹从我近前呼啸而过。一颗子弹击中了萨斯科·色洛·里希附近的一位门房。然后是一系列的连射。十分钟之内，一大群人往回跑，有些人抱着死者和伤者，其中有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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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游行的人，无数的群众，也许有1万多人，怀着节日的心情，穿着最好的星期天才穿的衣服，准备去东宫觐见他们的小父亲沙皇。他们高唱宗教圣歌，有些人头一天晚上进行了斋戒和祈祷，其他人没那么乐观，他们写了道别信，甚至交代了遗嘱。这一天将成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和忠诚的行为：人民要求他们的君主直接听取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了一份交给沙皇的请愿书。“阁下，我们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到您跟前，寻求公道和保护，”文件写道，“我们已经成了乞丐了；我们受到超出体力的劳动压迫和负累；我们受到作践；我们不被当人看待，而是只能默默忍受辛酸命运的奴隶……”这些人认为沙皇不了解他们的艰辛，因此必须告诉他，然后他就会动手惩治资本家、官僚，以及所有俄国人民的压迫者。作为他的崇拜者，他们希望“在他的肩头哭诉自己的悲苦”，带着他们高举的画像和希望，他们唱道：“拯救你的人民吧，哦主啊。”他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水蒸气。路边的人在胸前画十字，教堂敲响了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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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往东宫会合的各支队伍很快在各个通道都遇到了路障：米特林斯卡亚、涅瓦河堤岸（就在维特家附近），以及瓦西勒夫斯基岛。主体游行队伍到达为纪念拿破仑失败而修筑的纳尔瓦门华丽的铸铜门前，一对骑马的近卫军掷弹兵向人群冲锋，把军刀拔出来又收回去。左边一座小桥边，一个步兵团向目标瞄准。第一阵骚乱后是片刻的静默。示威者挽起手，发出更嘹亮的歌声。他们聚集在一位身着长袍的东正教神父身边。那是一位富有领袖气质的年轻人。这时号角吹响了，这是开枪的信号。一位警官叫嚷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可以向举着沙皇像的神圣的朝圣者开枪？”他是第一批倒下的人。神父身边的同伴一个个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应声倒下。圣像和旗帜哗啦啦地掉进肮脏的雪中。然后人群四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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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西勒夫斯基岛，请愿者被芬兰近卫军团给阻止了。持白色手帕的使者朝士兵走去，试图解释他们的事由，他们不反对沙皇。看见士兵的枪指着他们，有些游行者袒露胸膛，让他们身着制服的兄弟朝他们开枪。开枪的命令一下达，枪声立时大作；骑兵砍倒那些跑得慢的人。有一张记录这个场景的照片幸存了下来：一排着冬季长大衣的士兵瞄准白得耀眼的广场另一边的人群。示威者们争先恐后地寻求安全；远处是些不明就里的黑点。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行人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血腥的周日结束，在软绵的雪覆盖了这座城市的时候，据官方统计，有130名示威者丧命，299名示威者受伤。外国记者报道伤亡人数达46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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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没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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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来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的一天被广泛地视为沙皇让其军队对付自己人民的日子。它引发的愤怒点燃了长达数月的革命动荡，标志着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枪声在广场大作，眼看身边的同志纷纷倒下的时候，纳尔瓦门前游行队伍前列的高个儿神父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沙皇！”他是嘉庞神父，他的喊声传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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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俄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比其他任何大国都紧密。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俄国的城市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高，但是城市居民大约只占俄国人口的20%。绝大多数人的劳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数百年前一模一样，距俄国西边邻国发生的变化非常非常遥远。要理解俄国和1905年那场“小革命”必须从了解尘土飞扬的乡村广场开始。俄国共有几千个这样的乡村广场，四周围是低矮的棚屋，沙皇的大多数村民就在这样的棚屋里聊以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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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村子得名于俄语“木头”一词，那是修建房屋的重要材料。这些房屋通常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建好和拆除（如果没有先被火给烧掉的话）。几代人组成的大家庭住在一个屋檐下，多数人家只有一间屋子，有一个睡觉的炕，一张吃饭的桌子、一个供奉家宅圣像的圣龛——这是列奥·托洛茨基所谓的“圣像和蟑螂”的世界，这话不仅仅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的：将其居民关在门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窗户封得严丝密缝，里面的气氛无法用语言形容，”一位绝望的英国教友会教徒在家信中写道，“其毒性只有依靠经验才能认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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