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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本人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陪工人玩儿的意思。1月8日，他待在首都以外的皇村，而在首都的战略路线上都布置了步兵和骑兵把守。与此同时，工人们继续他们的准备工作。有传言说不准许他们游行，但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传言。参与他们所有集会、听他们发言的便衣警察没有暗示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如果他们遇到持枪械的士兵，他们会走上前去，说“兄弟，你真的想对我开枪吗？”他的话赢得了一致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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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早晨，圣彼得堡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天气温和，新下的雪覆盖了台阶；第一批数百、其后数千工人聚集在城市各个地点，准备开始游行。这时，这个罢工城市正常的交通和活动都停顿了。他们不确定等待自己的将是何种命运，但是他们预先估计了最坏的结果，于是让强壮的人站前排。一位工人对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等待的人群说：“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去。我们去找沙皇要求真理。我们的生活无法忍受……现在，我们必须把俄国从给我们造成痛苦的官僚手中挽救出来。他们榨取我们的血汗。你们了解我们工人的生活。我们十家人住一间屋子。我说的是不是实情？”人群齐声赞同，他们温热的呼吸混入冬日的空气。“所以我们要去找沙皇。如果他是我们的沙皇，如果他爱他的人民，他就必须听取我们的心声……我们敞开胸膛去找他。我们走第一排，如果我们倒下了，第二排会跟上。但是他不可能对我们开枪。”然后，大家念了主祷文。喃喃的声音中混杂着抽泣声。游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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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者慢慢迈往特洛茨基大桥（此刻，睡眼惺忪的谢尔盖·维特从他家客厅的窗户眺望）。马克西姆·高尔基也在游行队伍中，后来，他描写了哥萨克骑兵杀死一位游行工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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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骑兵围住他，像个妇人那样尖叫着，在空中挥舞着他的军刀……他从跳跃的马上扑过来……他猛砍他的脸，伤口从眼睛一直拉到下巴。我记得那个工人惊骇地睁大的双眼……杀人者的脸因寒冷和兴奋而泛红，他咬紧牙齿，咧嘴笑着，胡髭竖立在翘起的嘴唇上。他挥舞着他受损的钢刀，发出又一声尖叫，喘着粗气，朝死者吐了一泡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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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遭到枪击，受到哥萨克骑兵的军刀刺杀，希望的幻灭比士兵的子弹更令他们难过。眼看身边的同志们纷纷倒下，圣像从他们已经没有生气的手里掉落到雪地里，嘉庞神父哭喊着：“没有沙皇，没有上帝！”人群朝周围的街道四下逃散，神父则逃到了高尔基的公寓，百万富翁、革命企业家、喜欢扮演其作家朋友保镖的萨瓦·莫若佐夫让他进了门。（用契诃夫的话说：“在革命之前他像黎明前的魔鬼一样快步疾跑。”）脸色泛绿、张皇困惑的神父喊着：“给我点儿东西喝！酒。都死了！”高尔基徒劳地试图安抚神父——为了避免被捕，神父这会儿刮了胡子，伪装成平民。首要的事是向工人们证明他们的英雄没有死（已经有传言说他是第一批死者之一），于是高尔基把艺术剧院的院长阿萨夫·提克霍米偌夫叫到他的宿舍，给受伤的神父化了妆，让他显得有活力些。剩下的就只能靠伏特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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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腥星期天的晚上，嘉庞神父出现在自由经济协会一群工人和知识分子面前。当他和高尔基一起站到台上时，人们看见一位身材小小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穿着奇怪的衣服，看起来“像是一个优雅的商店营业员”，人群中发出激动的叽叽喳喳声。嘉庞的话像他的衣服一样陌生，他叫嚣着说：“和平手段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并对“命令杀死无辜者的叛徒沙皇”发出“牧师的诅咒”。当晚深夜，已经成为革命者的嘉庞逃到了芬兰，转道去了慕尼黑，在那里，他遇到了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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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本人也为当天的事件异常震动。他平常的日记都是忠实记录天气以及狩猎打死的动物数量，但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可怕的一天。部队不得不在城市的多个地方开枪，死伤很多。上帝，多痛苦多糟糕啊。妈妈立即从市里过来做弥撒。我们一起吃午饭。同米莎一起散步。妈妈和我们一起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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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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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血腥星期天的反应非常迅速。圣彼得堡发起了总罢工，铁路工人加入罢工以后，首都的生活陷于彻底瘫痪。武装“工人保护”组在街上巡游，同警察发生小规模战斗。局势迅速恶化，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罢工和骚乱，莫斯科的情况尤其严重。面对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沙皇的对策是任命迪米特里·特里波夫将军担任圣彼得堡市长。这是一位强硬的骑兵，用维特的话说，是“出生军士长，相信杀鸡用牛刀的人”，沙皇命他用铁腕恢复秩序。特里波夫主持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忙着把本来能够缓和街面局势的民主活动人士关进监狱，而君主则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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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即便其最保守的仰慕者也对统治者表示绝望和幻灭。1月22日，为上流社会画像的画家伊利亚·列宾写信给朋友说：“以他那种卑鄙、贪婪、掠夺成性的贼人天性，他（沙皇）同时又那么愚蠢，所以，他也许很快就会落入陷阱，这会令进步的人民普遍欢欣”。列夫·托尔斯泰评论说，沙皇“听他叔叔们的话，听他妈妈的话……他是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冷酷的人”。另一位观察者波伯林斯基伯爵在日记中写道：“沙皇睡着了。他睡在火山口上，”然后又说，“沙皇还是没有主意——他在昏睡。沙皇和皇后坐在皇村紧锁的门后面。大公们惊恐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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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瘫痪恐惧的结果是，亚历山大·G.布利金于1月20日取代善意的米尔斯基伯爵出任内务大臣。布利金可以忠实地执行命令，而不会发布命令。然而，即便是新的内务大臣也坚持必须做出让步。沙皇批评说：“人家会以为你害怕爆发革命”，结果被告知：“陛下，革命已经爆发了。”终于，在2月18日，沙皇发表宣言，同意根据新的方案选举协商杜马，自由派记者估计，根据新方案，圣彼得堡只有不到1%的潜在选民能够投票。在其他选区，合格选民的比例甚至更小。按照维特的说法：“这个机构在各方面都模仿西欧议会，但在一个根本方面除外：执行法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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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利金杜马远远不能满足街头革命者的要求。但是他们真的是革命者吗？1905—1906年起义等于革命吗？在“革命”一词的严格意义上，也许不算。没有协调行动，没有权利转移。然而，经过一年的罢工及一些城市零星的内战后，“小革命”致使俄国脆弱的公民社会完全崩溃及法治的近乎全面暂停。罢工进行了一整年，在相对安静的9月，罢工人数达到3.6万名工人，在革命高潮的12月，1.3万家工厂的41.8万名男女工人丢下了工具。全国的大学都成了学生愤怒抗议的场所，当年的剩余时间里大学关了门。在大城市，抢劫成了常见现象。在下诺夫哥罗德，他们任意攻击所有衣着体面的人，一天之内就打伤了70多人；在莫斯科，10岁的孩子们被指责“煽动叛乱”，在警察眼皮底下遭到愤怒的群众毒打；在莫吉廖夫，警察也横冲直撞；而比萨拉比亚的基希纳乌州长则害怕城市会变成“内战的战场”。工人群体经常性的恐吓遭到反恐怖：黑色一百——一个有着漫长的反革命暴力历史的右翼组织，对那些他们认为颠覆了秩序的人实施攻击。他们认为犹太人是所有不忠实和左派骚动的幕后主使，所以他们对帝国范围内的犹太人发起群体性行动及针对个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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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有些乡村也在法律的触角之外，这时候，局面更是演变成普遍的无政府主义，农民组织租金罢工，非法砍伐地主的树木，攻打庄园。统治阶级那些颓废的资产阶级奢侈品统统被砸毁，劈得粉碎，或者干脆被掠走，由村民们瓜分：瓷器、衣物、整个的书房。有一次，农民甚至把一台大钢琴砸毁，瓜分了象牙琴键。到1906年初，大约3000所庄园遭到劫掠，或者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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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很多区域的控制。在血腥镇压了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士兵朝人群开枪，导致93人死亡后，华沙宣布进入戒严状态；芬兰发起了总罢工；格鲁吉亚西部实际上由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统治。仅仅距莫斯科80英里的地方，谢尔盖·色么诺夫，一位托尔斯泰的倾慕者，成立了马尔科夫共和国，拒绝承认俄国政府，按照民主委员会制度，统治着由几个村庄组成的一个地区。共和国向圣彼得堡提出的要求包括国家立法议会、农民的公民权、自由普选、迁徙自由、释放政治犯。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以后，马尔科夫共和国公民才会向沙皇纳税，或者以任何方式服从他的权威。色么诺夫是这个勇敢的临时国家的总统，1906年，其短暂的故事以其领袖们被关进莫斯科监狱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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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帝国的秩序崩塌压垮了当局，他们情知已无法依靠武装力量恢复秩序。士兵们往往本身就是农民，多年来他们被强征入伍，微薄的工资迫使他们自己补靴子，自己种菜、养牲口（奥兰多·菲格斯称他们是“一支补鞋匠和农民的军队”），现在要他们镇压乡村起义，他们不肯听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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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技术要求最高的部队是海军，其中有文化的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比例也最大。海员的不满情绪很强烈，海军上将阿列克西乌能力差得可怜，在旅顺港和对马岛同数量上差得多但训练好得多的日本海军打仗中造成的船舰和人员损失更增加了这种不满。军舰还停泊在黑海的时候，仅仅是一片腐肉就引起了其中一艘军舰——波特金战舰的全面反叛。该舰的医生在6月14日决定船员应该吃有一面已经爬满了蛆的牛肉，海员表示抗议，船长命令海军陆战队集合，对付船员。由于害怕遭到领导的即刻处决，海员们对军官发起突然袭击，杀死了其中7名军官，他们中间一位叫格里戈里·瓦伦楚克的人也倒下了。起义者控制了波特金号，他们挂起红旗，驶往敖德萨港——前一夜，罢工工人和政府军已经在这里发生了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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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金号事件给政府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即便沙皇也已经无法否认事态超出了通常叛乱的范围，不是可以靠几百鞭打和把一些人关进监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连他最反动的亲密顾问也敦促他成立杜马，答应自由派反对者的主要要求。他们说，否则有力但分散的罢工早晚会整合起来，造成无法阻止的革命运动。他们在皇帝跟前争论当前的选择是：要么放松他的权力，要么冒不仅失去皇位而且可能失去生命的风险。沙皇起初不为所动：“我不害怕失去我的生命，”他说，“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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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其统治面临的高涨压力。在绝望中，他求助于他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人：谢尔盖·维特。维特刚刚在纽约的谈判桌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日本达成了有利的和平。1906年10月9日，沙皇召见维特，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告诉沙皇拟议的布利金杜马没能满足革命者的要求，国家现在处于革命边缘，只剩下两个可能的行动方案：同意宪政改革，举行杜马选举，通过普选产生议会，或者任命“一个可靠的人，赋予他事实上的独裁权力，以无情的力量镇压各种骚乱”。维特警告说，第二个选项会非常血腥，由于部队可能站在起义者一边，所以不能保证成功。他坚持认为，时间是根本：目前为止大城市的罢工是自发性的，但是，由于流放归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组织和指挥真正的革命，局面随时都会变得不可收拾。皇帝犹豫不决，反复思虑，最后他听从了他叔父们的话，改变了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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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维特——作为对他在谈判桌上的成功的嘉奖，他现在已经是维特伯爵了——对这种拖延非常恼火。“陛下不容忍那些他认为智力比他高的人，也不容忍那些和宫廷秘密顾问，即他的家奴，不一样的意见，”他悲叹道，“作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最相信使用暴力……摧毁他真正的或者想象的敌人，他把反对无限的、任意的农奴制的人视为私敌。”随着罢工运动集聚起新的力量，连超级反动的尼古拉·尼可拉耶维奇大公都劝告他的侄子说，首都的部队太少，连保卫铁路都不够，更别说平息一场全面的革命了。沙皇终于妥协了，示意他愿意允许召开杜马，尽管他的左右人员刻意传播谣言，谣传宪法方案是维特为了替自己争夺权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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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一场组织良好的罢工导致整个国家陷于瘫痪。没有铁路也没有电车，没有报纸也没有电、电报、电话，在中国打仗的俄国军队得不到弹药和补给。从无顶四轮马车夫到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从医生到股票经纪人到大约4万工人，大罢工使俄国陷入彻底停顿。没有哪个国家见过其劳工大众发起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面对普遍的不服从，警察也停止执行任务，一些帮伙在街上游荡，竭力掳掠、抢劫和搜刮。军队总指挥库洛帕特金将军与其西伯利亚的总部失去了联系，俄中银行的间谍报告说部分军队加入了革命，莫斯科着火了，圣彼得堡的战斗已经导致3万人死亡，沙皇和皇后分别逃往卡朗斯塔德和丹麦。这些消息令他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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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沙皇终于解除了他的内务大臣布利金的职务，颁令于次年5月召开自由、普选的国家杜马。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并不轻松。两天后，他写信给母亲说：“你不能想象那一刻之前我经历了什么……俄罗斯全国上下都在呼吁，他们为之乞求，我周围的很多人——非常多——都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画十字架、给予每个人都要求的东西，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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