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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海上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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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听到了这个信号。费舍尔以实现英国海军的现代化为己任。在早年事业中，他在中国和地中海的英国训练船上工作。他认识到舰队不是一种有效的打击力量：其舰船和枪都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其战略仍然仿照纳尔逊的胜利，在舷侧交手，每周进行登上敌舰进行短刀肉搏的训练。为英国在特拉法加赢得胜利、装有黄铜大炮的三层木船仍然是海军部的典范。最后建造的一艘这样的船——HMS维多利亚号于1879年起锚。在一个钢铁船、射程达几英里的现代大炮时代，这些都过时了，但是各级都持守经过尝试和检验的方式。雄心勃勃的费舍尔没有时间关心这些光荣搏斗的先入之见，也没时间关心军官团的社会风气。他本人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一步步升上来的：他父亲曾经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殖民军官，他毁在一个咖啡种植场上，在他儿子13岁时把他送进了海军。男孩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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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只有法国海军能够挑战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由于缺乏竞争，英国海军变得飘飘然起来，军官们关心的主要是驾驶的船要优美、以磨石打磨、经过油漆、打磨得光亮可鉴。磨石打磨，即用浮石磨擦木头甲板，是海员的日常惯例，他们让木头表面像镜子一样光亮，结果却被下一阵溅起的海水弄脏。这项工作让海员们忙碌，正统观点大行其道。规矩同法国海军相似：向所有活动的东西（上级军官）敬礼，油漆所有不活动的东西。海军生活的其他方面保存了过去好日子最残酷的部分。费舍尔评价说：“作为一个小孩儿，参军的第一天，我看到八个人遭到鞭打——我当场就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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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迟迟不改革，那些想革新的人往往很沮丧，职业生涯也处于危险之中。1886年，富有进取精神的舰长珀西·斯科特爵士担任爱丁堡号的指挥官，他发现船上的射击标准很糟糕，而且海员也有抵制训练的思想，因为这可能玷污他们的完美工艺。“我们领先时代20年，”他后来回忆道，“最终我们却不得不采取别人的做法。于是我们放弃了重炮的教练，把钱花在瓷漆上，打磨船上的每一寸钢，很快获得了有一条漂亮船的名声。她外表当然很好。船尾甲板的螺栓螺母都是镀金的，弹药库的钥匙是电镀的，墨丘利塑像多于左轮手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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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费舍尔认为这些细节对海军的未来、对国家的未来毫无用处。他曾经指挥过一艘衰朽的船，连风浪都承受不了，更不用说同敌人交战了。他决心从下至上改革海军，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不能让社会礼节挡道。他宣告：“英国舰队背负着大英帝国。只有有犯罪倾向的先天性白痴才会允许篡改维持我们的制海权的思想。”他所传递的信息是，装备了重炮的浮动堡垒之间的现代战争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出胜负。“一旦挨打，战争就结束了，”他如此解释，“在地面遭到攻击，你可以在几周内凑出新的部队，但是你不可能凑出一支新的海军，那需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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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建设计划开始升温之时，费舍尔修订了英国的战略，此前英国把法国作为最可能的敌人。在以装腔作势闻名的提尔皮茨强横严谨的驱使下，德国议会批准了一个又一个的海军法案，为其制海权提供越来越多个百万的资金，船厂夜以继日地生产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惊人的现代、高效的战舰，吨位越来越高，装备的炮也越来越多。1893年到1903年，德国生产了14艘大型战舰（平均排水量为1.1万吨）。之后十年，又造出了22艘新一代战舰，排水量增加到了1.2万到2.8万吨，这些怪物的体积大约是泰坦尼克号（远洋客轮）的一半，装备了强大的涡轮发动机、12英寸口径的大炮和钢装甲板。除此之外，德国码头还有在建的大约70艘巡洋舰、鱼雷艇及其他小型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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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决定不冒丧失英国海军卓越地位的危险。得益于他与国王爱德华之间的友情，他施以哄骗、威胁、请求等诸般策略，让政府给他更多的钱装备更多更强大的舰船。他本意倒不是要玩德国那样的游戏，而是要提高赌注。1904年费舍尔计划建造舰船的目标就是要让整个德国的舰队变得陈旧过时。它们速度更快、体积更大、武装更精良。它们要在德国海军靠近之前就一举将其赶出海域。他已经宣讲了这么久的战争突然性观点终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HMS无畏舰。像其他梦想家一样，费舍尔从被敌人当作傻瓜和疯子中获得反常的满足感，但是有国王的支持，他坚持下来了。有了两队无畏舰级战舰，英国海军尽可以施加它自己的海战新规则：英国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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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指出新型战舰将使德国，而且也将使皇家海军的旧舰过时——就大型战争而言，世界上最大的战争舰队将在一夜之间成为破铜烂铁。为了同德国军力并驾齐驱，需要更多甚至更大的无畏舰。费舍尔没被吓住。1904年12月22日，他召集船只设计委员会开会，采纳了一位意大利工程师的建议及对马岛战争的经验——对马岛战争期间，英国海军观察员观看了日本新建的、毫不妥协的现代海军的行动。登上了舰队司令Togo的旗舰后，一位观察员向国内报告：“当12英寸口径的大炮射击时，10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直接被忽略，而8英寸、6英寸口径的大炮，射出的不过就是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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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畏舰上，工业效率就是一切，无论是其建造还是操作。例如，之所以只要单一口径大炮就是考虑到这样就只需要一种弹药，可以训练全体船员以同样的效率操作所有的大炮。使用同样弹药的大炮更容易瞄准目标，因为以同样的角度开炮，它们应该都击中同样的点位。费舍尔感觉欢欣鼓舞：“假定1台12英寸的大炮每分钟射击一个目标。6台大炮就会让一艘被有意瞄准的舰只每10秒钟爆炸一次。50%的射程是6000码。3台12英寸的炮弹每分钟爆炸一次简直就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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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把工业逻辑再朝前推进了一步，以惊人的速度前进。1905年10月2日，舰只的龙骨安放之前，早已造好的钢板已经堆在朴茨茅斯造船厂了，从此，每天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舰只越来越成形。两个月之间，世界上最大战舰的外壳就已经气势汹汹地耸立在船厂，工人们给它上漆。1906年2月9日，启航仪式当着肥硕的国王举行，其时，国王明显受到呼吸问题的影响，而不是动了感情。以后几个月间，无畏舰的装备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3月装锅炉，5月装涡轮发动机并刷了六层漆，6月和7月装大炮。9月，HMS无畏舰已经造好、准备好了，很快就要开赴西印度群岛接受电池测试。只用了正常时间的一小部分，一件规模闻所未闻的武器就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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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很快演变成了全球性现象。法国和美国、俄国、奥匈帝国、日本、意大利、奥托曼帝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都建造了自己的全大炮战舰，这些战舰很快又被更大的战舰取代。军费开支吞噬了法国和俄国超过1/3的国家预算，英国稍少，德国和奥匈帝国则几乎占到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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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男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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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舰竞赛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症候。整个社会由军人和军事力量主导。仅俄国一个国家就拥有140万常备军，并实行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民事行政的军衔制度。俄日战争表明军队及其领导可悲地低效，但军队在对内控制方面从来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从1874年起普遍服役名义上已经存在了，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年轻人可以溜掉，或者通过行贿逃脱，从而使最贫穷的农民肩负服役22年期限的负担，他们去军队之前家乡村子里的教士会给他们举行一个迷你型的葬礼，因为家人无法指望他们能活着回来。军队令村民又怕又憎，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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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军队和社会也强烈交错。这个国家有军人充当国家首脑的漫长传统，从拿破仑到1873年的麦克马洪元帅，1888年的博尔兰格和1940年的贝当，一直到戴高乐将军。总是被两种视野——一种是共和思想，一种是保守的天主教思想——所分裂的法国，无法就军队的公民功能达成共识。保守派认为军队是国家荣耀（已经在1870年的失败中遭到严重败坏），雅各宾传统则将其主要视为国家的学校，混合了社会各阶层，向新兵灌输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及国家团结的价值观。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的著作《新军队》（1907年）中得到著名的表述。他公设短期服役比少数职业军队在民主和军事两方面都更有好处，因为军队经常对宪法秩序构成威胁。这并不是空泛的推论：1889年，博尔兰格将军只差一点点就进军爱丽舍宫，当时爱丽舍宫被热烈的支持者们给围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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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暴露了社会整体的焦虑，尤其是军队，有些人认为军队哄闹导致正义的可耻流产，他们把这作为军队反动的证据；相反，保皇派及那些默认犹太军官有罪的人则把军队视为他们讨厌的国家全部治理方式的缩影。法国人无休止的争论，为军队骄傲、怀疑军队与认为军队是侵略者的人数一样多。如西奥多·泽尔丁所说，久负盛名的圣西尔军事学院的飞行学员被劝说去巴黎的一些地区时穿便服，以免出事，有一位军官则抱怨说：“民众把我们视为敌人。资产阶级则认为我们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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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军队的身份不明确，那么，有一点是各方都同意的：无论好坏，正如法国《军事手册》（写于1893年，1913年还在重印）所说，军队代表“管辖、阳刚精神和男性骄傲”。“一个人一旦成为军人，”有位农民新兵的妈妈告诉他，“他就成为了男人。”真正的男人，以及那些有荣誉感，特别是有军人荣誉感的人，誓死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为了哪怕是半点儿礼仪借口而干仗。1880年代，决斗风靡一时，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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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互相挑战的不仅仅是军官。马塞尔·普鲁斯特特别骄傲他曾经挑战文学评论家让·洛兰（他公开暗示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者），并能够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1908年，他向一位年轻的朋友发起挑战，而对方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冒犯他的事。原来是这位年轻人、19岁的马塞尔·普兰特威格内斯在听到一位女士议论著名诗人“不寻常的道德”时没有跳起来为他辩护。患有严重哮喘的普鲁斯特很体贴，让年轻人的父亲选择替他的儿子决斗，还让他选择决斗武器。在父亲强硬的坚持下，这件事没有通过暴力就解决了，但是显然普鲁斯特认为自己不可以允许自己强大的男子气概受到丝毫诋毁——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然而，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面子。作家在一封信中对保罗·苏台承认：“我在决斗中的秒数会告诉你我是不是表现了一个娘娘腔男人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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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社会主义政治家、作家列昂·布鲁姆（后来成为了总理）和让·饶勒斯这样致力于和平、热爱和平的进步人士，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荣誉。已知的法国最后一次持剑决斗发生在加斯顿德菲尔和雷内里比埃之间，决斗双方都是1967年国民议会代表。戴高乐总统觉得应该正式禁止他的两位政府部长决斗。1906—1909年、1917—1929年两度出任总理的老虎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年）参加过12场决斗：7次持枪决斗、5次持剑决斗。他是一位好得可怕的击剑手，美国记者威斯·威廉姆斯报道了总理的一场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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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面对其剑尖的敌人根本没有机会。他乐于首先以闪烁但极好的第二杆解除他们的防范。这是击剑中最有力的打击，几乎足以令手臂瘫痪。老虎会嘲弄地大笑、鞠躬，同时等着取回武器。然后他会根据自己选择的解剖部位轻弹对手。他的整个动作做得很刻意，造成的伤害刚好足够满足荣誉的需要，并足以终止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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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激进党的领袖，如果克列孟梭觉得他的政治对手太过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挑战他们。1892年，在警官的控制下，他当着一大群人，与反犹作家保罗·德罗林持枪决斗。六年后，作为德雷福斯的拥护者，他与臭名昭著的《法国的犹太人》一书作者爱德华·德拉蒙特决斗。对手们两次都失手了，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用枪射击敌人被认为“不礼貌”。然而，军刀或者剑的决斗至少先见血，常常导致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伤。决斗被认为是针对现代呆滞、衰落生活的健康良药，用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利·弗朗士的话说，这是“文明的第一件工具，是人类调和野蛮本能与正义理想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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