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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不凡是尚武男子气概的化身、性情冲动的“急躁的威廉”只要出现在人群面前（他经常这么干），其对宏大、华丽修辞无法控制的喜好常常使他的官员陷于绝望境地。据克利斯朵夫·克拉克说，从1897年到1902年，皇帝至少去了123个德国城市233次，而且他总会抓住机会发表即兴讲话，将阁僚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丢在一边。总理布洛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老板的讲话见报之前编辑那些夸张的言辞，结果却被皇帝指责“取消了最好的部分”。这些从官方发表的版本中去掉的“最好的部分”往往直抒皇帝胸臆，更多地表达了他的个人情绪，而不是政治上的优先考虑。1890年，他对社会主义危险忧心忡忡，以至于提醒警卫团新兵必须准备好“如果他要求他们，他们就要对他们的父兄开枪”。1900年，为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远征军送行时，他发表了勉励士兵向匈奴人看齐的名言：“不存在怜悯，不接受俘虏。要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一样……为他们自己赢得名声，他们的威名至今回响，所以，要让德国的名字像这样被中国人知晓，使他们再也不敢睨视德国人。”1907年，他向听众保证，德国鹰将“再次在欧洲上空展开翅膀”，在正式版本中，这句话被修改为“在德意志帝国的上空展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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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热情高涨的修辞并不反映德国政治家们的思想，他们的愤怒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之后达到了顶峰。这件事是1908年英国发表的一篇威廉访谈引起的。皇帝在海克里夫城堡住了几周，这座城堡是他向其主人爱德华·杰姆斯·蒙塔古·斯图尔特－沃特利上校租来的。陛下以英国乡村绅士的身份为荣，他在漫长的炉边闲谈中，大方地向他的房东剖白心思，斯图尔特－沃特利以这些交谈作为他交给《每日电讯报》的“访谈”的基础。文本已经同德国总理府会商过，但是这次却获许发表——无论是由于疏忽还是盘算——其中包括皇帝惯常的攻击性言论。这一次他抨击了英国，这让伦敦和柏林的外交官们非常恼火，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轮细腻而微妙的谈判，试探避免两国海军计划冲突的可能性。皇帝拙劣的虚张声势犹如给两国关系扔了一颗炸弹：“你们英国人疯了，疯得像是三月的野兔……总是误判，对我反复的友好表示，以嫉妒、不信任的眼光权衡和审视，令我不胜其烦。我一再说我是英国的朋友，你们的报纸……令英国人民拒绝我伸出的手，暗示我另一只手里拿着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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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愤怒的不仅仅是敌人。柏林朝臣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是皇帝犯下的最丢脸、最低级、最轻率、最令人忧心的错……（他）毁了我们的政治地位，让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料！……我们只好抱紧自己的脑袋，不确定这是不是一座疯人院！”更多的公众声音同样充满责备意味，特别是那些当选的政治家们，他们眼看自己的努力再一次被他们鲁莽的统治者破灭，不禁怒火中烧。自由主义政治家厄恩斯特·巴瑟曼在德国国会大厦站起来发泄他的“无限吃惊的感觉，深深的悲哀”，社会民主党的保罗·辛格表达“正当的愤怒，德国人民深深的羞愧”，甚至连普鲁士极端保守的厄恩斯特·冯·海德布兰特也发泄说：“即便在迄今对皇帝和德国的忠诚无可置疑的圈子中，多年来也积累了担忧和厌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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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母亲很生气，她在1892年惊呼：“我希望可以在所有公开发言的场合把他的嘴给锁上！”但是她儿子昂首阔步的浮躁无法控制，尽管跟他最亲近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顾问菲利普·祖·于伦伯格伯爵（后来的亲王，1847—1921年），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有伯爵一个人敢对他的君主那样说话，于是国务部长们经常找到于伦伯格，希望他让他们飞扬跋扈的君主看清形势。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成员嘲讽于伦伯格是“德国政府派给皇帝的大使”，而他对于自己的非正式影响力极为满足。他足够精明，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对皇帝拥有非凡影响力乃是由于他一直置身于官方权力领域之外。“无论什么时候他进入我们在波茨坦的家，”皇帝说，“就像是给例行生活投进一片阳光。”皇帝几次邀请他加入他的政府，伯爵总是礼貌地予以拒绝，并温和地自嘲，表示更喜欢担任更卑微的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后来他在德国城市奥尔登堡、斯图加特和慕尼黑担任普鲁士代表：“像我这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可怜的家鸡，被宠溺成了鹰。我听得见自己咯咯叫，而不是用爪子抓，我看到自己下蛋，而不是蹲在威廉大街76号（外交部）的山墙上，瞪着一双目光如炬的眼睛。这件事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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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皇帝来说，“菲力”伯爵于伦伯格，这个比他年长12岁、他1886年和朋友一起打猎时结识的男人不像柏林那些闹哄哄、卑躬屈膝的官员，他们老告诉他这个不能做、国会不能通过那个或者不能出那笔钱。他是一个纯粹的、无私的朋友，他在利本伯格乡下的房子是僻静的天堂。皇帝在那里一待数日，打猎，享受简单的友情、漫长的交谈，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围着钢琴，主人演奏他的曲目，威廉自己则急切地为他翻乐谱。这种氛围与皇宫里、在他严格的导师欣兹彼得手上的教育恰好相反。在利本伯格，皇帝可以跟亲王和有教养的库诺·冯·毛奇伯爵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可以欣赏他的朋友菲力讲好玩的淫秽轶事的才华，以及他的音乐和文学才华——毕竟于伦伯格不仅是一名职业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曲家，他的《玫瑰的歌曲》唱片销售了50万张，同时他也是剧作家，其作品是专业水平的。于伦伯格的妻子和孩子有时候也获允出席，女儿们会演唱父亲的歌，她们走了之后，就又只有男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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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迷上了利本伯格的气氛和亲王，他告诉欣兹彼得，于伦伯格是“我唯一的知己”。于伦伯格似乎也真的喜欢风度翩翩但是反复无常的年轻皇储，他在给威廉的信中把他们的友谊形容为“我生活中的光芒”。许多观察者议论这份亲密的关系。从俄日战争和平谈判回来后，前俄国总理谢尔盖·维特去罗明登乡村庄园拜见皇帝。于伦伯格亲王到火车站迎接他，他和皇室家族一起过了一夜。夜间围炉夜话时，维特注意到，“皇帝对待于伦伯格亲王的态度让我尤其吃惊。他坐在亲王椅子的扶手上，右手搭在亲王的肩头，几乎是搂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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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如此倾慕他的大朋友，他对他的关怀超过任何人。威廉是一个根深蒂固、粗鲁的恶作剧者（有一次他当众打趣地拍了保加利亚国王的屁股，离开柏林的时候，国王“脸都气白了”）；他在波罗的海巡游的时候，经常召集所有客人早晨在甲板上做操，然后他会趁机推倒一个将军，使他双手和双膝着地，摔成一团，以此取乐。但是他从不这么对于伦伯格。亲王只是说：“皇帝从不碰我，他知道我不会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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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于伦伯格缓和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帮助皇帝避免了一些更具灾难性的想法，但他也的确利用皇帝的权力，通过复杂的阴谋帮助他赞赏的一位候选人谋得一个重要的职位。有一次，外交部的权力经纪人、长期的盟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要求于伦伯格问问俄国驻巴伐利亚大使，可否请沙皇向他的表兄弟德国皇帝推荐某位外交官，使其担任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然后，于伦伯格认真给他的君主进言，认为如果违反尼古拉二世个人自发表达的愿望，将是严重的侮辱。任命正式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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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菲力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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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稳定且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于伦伯格一直避免接受政府公职。然而，最终，他非同小可的力量甚至引起了他最亲密的盟友的敌意，他们密谋摆脱他，这项行动以个人的侮辱为始，很快变得不可收拾，演变为德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丑闻。这一连串事件肇始于一封辞职信，其本意是为了表达自尊心受损，而并不希望被当真。这封信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1837—1909年）是于伦伯格的盟友。他是柏林威廉大街外交部的第一委员、敌人眼中“迷宫里的怪物”，他在他的木板办公室里秘密操纵国家大量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些灾难性失败的责任人）。像于伦伯格一样，他也对当官抱有疑虑，屡次谢绝升迁，理由是高位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和外交接待浪费时间。每次皇帝来外交部，这位俾斯麦的门生、深居简出的人都会从后门溜走。他喜欢静静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2小时，周围是默不作声的听差，他们进门、鞠躬、把文件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一语不发地离开。他不接受去时髦宅邸的邀请；他独自起居；他甚至一个人吃饭——博查特餐馆为他保留了一个房间，他从办公室出来走几步，从侧门进去。聚光灯下的总理、外交部长换了几茬，而他的工作，以及对政策默默的、牢牢的掌控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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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斯泰因卓有贡献和能力，但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小心眼，哪怕是丝毫的不尊重都会令他很光火，而且很不容易原谅。即便对自己的上级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他就会威胁说要辞职，以此常常让他的上级恐慌。他的报复心和发脾气的行为得到包容，正如于伦伯格伯爵指出的：“荷尔斯泰因的天赋（被认为）不可或缺。他对于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复杂问题的理解无人可以代替……为了皇帝和政府的利益，必须迁就他，就像为了那个好鼻子，就只好迁就一只坏脾气、行为古怪、极其危险的运动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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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核心位置上这个不可控制、隐蔽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是一份昂贵的奢侈，1906年，新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契尔斯基觉得这种放纵太过头了。荷尔斯泰因刚刚涉入了最近的外交政策灾难，即1905年引发了与英法之间不必要且无利可图战争的摩纳哥危机。现在，他的上司冯·契尔斯基决定加强对这头迷宫怪物的控制。荷尔斯泰因的反应跟过去一样：他提交了辞呈。然而，这一次，他表演过火了。他的长期政治盟友布洛总理将他的辞职信交给了皇帝，并建议皇帝同意他的辞呈。干了几十年外交工作的荷尔斯泰因失业了，他气得七窍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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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阴谋反对他呢？谁厚颜无耻到攻击外交部的灵魂人物呢？荷尔斯泰因在心里把他的朋友和敌人统统检视了一遍。他琢磨布洛是太忠诚、太老的盟友，不可能背叛他。然而，在皇帝签字同意他辞呈的当天，于伦伯格在皇宫吃午饭。荷尔斯泰因对政治局势做出了少有的但是全面的误判。他觉得一定是于伦伯格高深莫测、邪恶的拍马言辞毒化了威廉的心思。皇帝听信于伦伯格，而于伦伯格曾经跟他唱过对台戏。因此，必须灭掉于伦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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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斯泰因马上部署行动措施。他跟于伦伯格友好相处了几十年，像朝中的任何人一样，他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亲王讨厌带给他八个孩子的婚姻，实际上，他对女人并不感兴趣，在他所有的文化与男性情谊背后隐藏着德国法律声名狼藉的《刑法》175条予以惩罚的罪过。他愤怒地给他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亲爱的菲力——你无需把这个开头视为一种恭维，因为现在称一个人‘菲力’并不意味着——嗯，什么奉承。现在你实现了你谋划多年的目的——我的退休……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按照处置一个有你那种怪癖的可鄙的人的方式处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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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温和、没有军人脾气的菲利普·祖·于伦伯格，这样的一封信也只可能有一种行动方式：他提出同荷尔斯泰因以手枪互射，“直到残疾或者死亡”。两位资深政治家要决斗，这令外交部长冯·契尔斯基大为震惊，他采取了旋风般的政府内部外交行动，成功地争取到荷尔斯泰因的勉强道歉，但是这多一重的羞辱只是使得受到轻视的外交官决定寻找其他更有效的毁灭方式打倒于伦伯格。他找到一位能够有效毁灭于伦伯格的伙伴——马克西米利安·哈登（1861—1927年）。哈登是调查记者、《未来》报的编辑，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的眼中钉。得到荷尔斯泰因提供的政府机密文件后，哈登发起了全面进攻，始则暗示、继则公开指出于伦伯格在利本伯格的圈子里的人是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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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在这件事中的主要兴趣（除了个人巨大的自我以外）是政治性的。于伦伯格象征着威廉如此喜欢的非民主、不负责任、个人化的政府风格，民主派的反对极受鄙视。哈登是一位具有论战天分而又冷酷无情的记者，他明白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他要揭露一个秘密控制着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堕落、变态小圈子，他们对皇帝施加黑暗、不健康的影响。于伦伯格的社会性毁灭是这位记者极其愿意付出代价来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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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治下的德国（实际上，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一个人仅仅被怀疑是同性恋，其生活和事业就足以遭到破坏，即便是——也许应该说，尤其是——社会最上层的人士。就在几年前，奥匈帝国的路德维希·维克特（“卢希－武希”）大公、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兄弟，因为被外界知道他嗜好在公众场合穿女装，在传出与一位男按摩师的韵事后，只好流放到萨尔茨堡省。1902年，在德国，欧陆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实业家弗里茨·克虏伯被公开指控不是去卡普里晒太阳，而是冲着岛上的年轻人去的，随后，他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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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没有证据证明于伦伯格是同性恋，但他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指出：“我用手指指着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卡尔·亚历山大·波索·福尔斯特·祖·于伦伯格，”他的第一篇檄文说，“他……在皇帝耳边鼓吹只有他才能统治……至少必须把这个人的阴险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年，他说得更明确。他暗示说利本伯格圈子抽掉了德国外交政策的男性力量，使得皇帝在应该强硬的时候退缩，结果政策柔弱而优柔寡断，因为这个圈子已经不再“梦想燃烧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已经够温暖了”（德语俚语，指同性恋）；不久，他公开指出于伦伯格具有“不健康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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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部分指控是说非选举产生的贵族和随从的“宫廷奸情”使得皇帝脱离现实，那么，威廉的反应本身则提供了最好的说明：1907年5月3日，皇储交给他父亲一份登载了一篇恶毒文章的《未来》报，皇帝由此才第一次听说整件事情。总理布洛和其他官员觉得不让这些细节给皇帝添堵比较明智。文章令皇帝目瞪口呆，但是他迅速撇清曝光可能引发的任何危害。其中一位被指控的人、他长期的朋友库诺·冯·毛奇立即被解职。第二天，皇帝致信于伦伯格，询问他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还击这些指控，同时还问他是否觉得“某些暗示无可非议”。月末，威廉给他曾经非常崇拜的导师下了最后通牒：起诉哈登，或者离开德国，“回避一切宣传”。二人从此再未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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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反应“令人作呕的俗气”，使得于伦伯格深受伤害，一段强烈的、长达20年的友情就此终结。次年，德国公众聚精会神地读到一系列的诽谤事件。于伦伯格提起诉讼，并洗刷了所有的指控。库诺·冯·毛奇要求同哈登决斗。记者拒绝决斗要求后，冯·毛奇在法院对他提起诉讼。据揭露，皇帝被他利本伯格的朋友们称为甜心，一大群遭人厌恶的男妓——过去的和当时的——证明他们认识那位绅士。冯·毛奇输了官司。他提出上诉。他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脏事”，另外一位主审法官判他无罪，哈登则被判四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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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策划了另一起审讯作为报复，这一次他是为了捍卫自己，他指控一篇报纸文章诽谤了他，但是是他私下里给钱叫别人写的。重新做了准备以后，他携着新的活力，向慕尼黑区法院提供了奶商乔治·里德尔和渔夫雅各布·厄恩斯特两位证人，他们都声称作为年轻男子与于伦伯格有私情。厄恩斯特宣称：“我们只要出去远足，就会做脏事。”于伦伯格已经在审讯压力下发作了一次心脏病，这次他彻底完了。法官把他羁押起来，押送到柏林慈善医院。他的老朋友、皇帝命亲王交还他的黑鹰标牌——帝国最高级的饰品。于伦伯格感到幻灭、恶心，把黑鹰标牌连同他得到的其他所有勋章一起交还给了皇帝。他的健康进一步恶化，每天只得被人用担架抬到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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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猎物已经病得不能离开病房的时候，哈登让145个证人（大多数都有犯罪记录，或者有精神病史）挤在病床边，盯着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口称是的，他们的确跟他有亲密关系。于伦伯格衰退的健康状况最终给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审判延迟到1909年，但是再没有重新开审。1921年，于伦伯格痛苦、孤独地在利本伯格庄园亡故。冯·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感慨：“这些事情令人说不出来地悲伤，因为社会（对于伦伯格和冯·毛奇）的灭绝如此彻底，但是，道德和道德意识要求抵制、彻底禁绝这种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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