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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没有证据证明于伦伯格是同性恋，但他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指出：“我用手指指着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卡尔·亚历山大·波索·福尔斯特·祖·于伦伯格，”他的第一篇檄文说，“他……在皇帝耳边鼓吹只有他才能统治……至少必须把这个人的阴险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年，他说得更明确。他暗示说利本伯格圈子抽掉了德国外交政策的男性力量，使得皇帝在应该强硬的时候退缩，结果政策柔弱而优柔寡断，因为这个圈子已经不再“梦想燃烧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已经够温暖了”（德语俚语，指同性恋）；不久，他公开指出于伦伯格具有“不健康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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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部分指控是说非选举产生的贵族和随从的“宫廷奸情”使得皇帝脱离现实，那么，威廉的反应本身则提供了最好的说明：1907年5月3日，皇储交给他父亲一份登载了一篇恶毒文章的《未来》报，皇帝由此才第一次听说整件事情。总理布洛和其他官员觉得不让这些细节给皇帝添堵比较明智。文章令皇帝目瞪口呆，但是他迅速撇清曝光可能引发的任何危害。其中一位被指控的人、他长期的朋友库诺·冯·毛奇立即被解职。第二天，皇帝致信于伦伯格，询问他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还击这些指控，同时还问他是否觉得“某些暗示无可非议”。月末，威廉给他曾经非常崇拜的导师下了最后通牒：起诉哈登，或者离开德国，“回避一切宣传”。二人从此再未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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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反应“令人作呕的俗气”，使得于伦伯格深受伤害，一段强烈的、长达20年的友情就此终结。次年，德国公众聚精会神地读到一系列的诽谤事件。于伦伯格提起诉讼，并洗刷了所有的指控。库诺·冯·毛奇要求同哈登决斗。记者拒绝决斗要求后，冯·毛奇在法院对他提起诉讼。据揭露，皇帝被他利本伯格的朋友们称为甜心，一大群遭人厌恶的男妓——过去的和当时的——证明他们认识那位绅士。冯·毛奇输了官司。他提出上诉。他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脏事”，另外一位主审法官判他无罪，哈登则被判四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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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策划了另一起审讯作为报复，这一次他是为了捍卫自己，他指控一篇报纸文章诽谤了他，但是是他私下里给钱叫别人写的。重新做了准备以后，他携着新的活力，向慕尼黑区法院提供了奶商乔治·里德尔和渔夫雅各布·厄恩斯特两位证人，他们都声称作为年轻男子与于伦伯格有私情。厄恩斯特宣称：“我们只要出去远足，就会做脏事。”于伦伯格已经在审讯压力下发作了一次心脏病，这次他彻底完了。法官把他羁押起来，押送到柏林慈善医院。他的老朋友、皇帝命亲王交还他的黑鹰标牌——帝国最高级的饰品。于伦伯格感到幻灭、恶心，把黑鹰标牌连同他得到的其他所有勋章一起交还给了皇帝。他的健康进一步恶化，每天只得被人用担架抬到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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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猎物已经病得不能离开病房的时候，哈登让145个证人（大多数都有犯罪记录，或者有精神病史）挤在病床边，盯着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口称是的，他们的确跟他有亲密关系。于伦伯格衰退的健康状况最终给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审判延迟到1909年，但是再没有重新开审。1921年，于伦伯格痛苦、孤独地在利本伯格庄园亡故。冯·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感慨：“这些事情令人说不出来地悲伤，因为社会（对于伦伯格和冯·毛奇）的灭绝如此彻底，但是，道德和道德意识要求抵制、彻底禁绝这种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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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其发起的行动残留的瓦砾，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哈登本人可能也改变了想法。他采用了他自己不赞同的偏见去毁灭一位政敌，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得对。记者在琢磨政治利益毁灭一个人的生命的道德问题，而1908年威廉童年时代的同志迪特里希·许森－哈塞勒将军、军事内阁首脑，在于伦伯格事件后，受命清洗普鲁士军官中的同性恋，这残酷地让皇帝威廉想起他那被抛弃的朋友。许森－哈塞勒来到为皇帝举办的狩猎聚会，他穿着“粉红色芭蕾舞裙，戴着玫瑰花环，随着音乐起舞”。表演完毕后，他向鼓掌的人群鞠躬，随后倒地不起。客人们一阵骚乱。女主人福斯顿伯格公主哭得不能自已，焦虑不安的皇帝来回走着，但是，匆匆应召而来的医生无能为力，宣布哈塞勒死于心脏病发作。当人们终于把注意力转向将军时，尸体已经僵硬了，很难脱下已故军事内阁首脑的芭蕾舞短裙、给他穿上更得体的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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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男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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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许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丑闻牵涉到军队及对同性恋的指责。因军官、拳击迷昆斯伯里侯爵的控告，同性恋诗人奥斯卡·王尔德在伦敦受审；1906年以犹太军官的完全赦免和复职告终的德雷福斯一案中，潜在的因素既是由于反犹也是由于性；在于伦伯格案中，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库诺·冯·毛奇代表军队并付出了代价；奥匈帝国的叛徒及双面间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因为向俄国人出卖军事机密——俄国人以他与另一位军官之间的恋情敲诈他——而在其上司的逼迫下自尽；1916年，庭审期间，罗杰·凯斯门特的同性恋证据就足以使他被判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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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转良好的机器代替肌肉的力量，男性力量在工作空间的价值下降以及妇女角色的转变，两性关系的根本问题因此出现。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男人对自我的信心、对于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以及保留怎样的传统男性美德——勇气、荣誉、力量——的空间，都不那么确定了。在这些不安全感中，同性恋成为了令人担忧的幽灵，可能会打破生活，肯定会成为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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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犯罪，同性恋指控，即便是匿名的，也会导致社会排斥和长期监禁。但是，如弗洛伊德表明的，如此强力禁止人类情感的社会必定会有操作程度的虚伪才能存在。例如，在英国，同性恋景象相当繁荣，早期性学家、精神病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1868—1935年）在他的报告《柏林的第三性》（1904年）中进行了深情的描述。赫希菲尔德写道，大城市允许个性免受邻里控制而蓬勃发展，结果就出现了所有长着眼睛的人都看得到的情形：“那些知情的人在柏林的街上和各种咖啡馆里不仅仅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也经常看见举止甚至体貌与众不同的人。似乎不仅仅只有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性别，还有第三种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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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菲尔德采用当时时髦的称谓（出自王尔德《认真的重要性》中一个众人皆知的双关语），以惊人的坦率描写了柏林的“同性恋”现象。这种几乎没有隐藏的、广泛的亚文化存在于咖啡馆、酒馆、啤酒花园、俱乐部、健身房、游泳池，甚至舞会这种几乎只有男同性恋光临的社交场合：“见过来自外省的同性恋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所，因深刻的心理冲击而放声大哭”，赫希菲尔德谈到这种场景对那些终身“被剥夺了权利和遭受羞辱”的人具有解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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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华丽的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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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男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德国总理布洛在他的老团——威廉一世轻骑兵团的前头策马经过皇帝身边，这一壮举随后立即受到嘉奖，他被委为大将军，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荣誉和巨大的骄傲。历史学家罗伯特·马西说得很正确，不可能想象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巴尔弗、坎贝尔—班纳或者阿斯奎斯做出这种滑稽的动作。英国是一个平静、有板有眼的平民国家，它斜眼观看其邻国的尚武姿态。然而，（两国）潜在的当务之急高度相似，看看当时的报纸就明白了：同样的保证治愈“男性疲惫”的酊剂广告；同样的增强“男性活力”的药片及对付中年体型的隐形紧身胸衣——只不过在伦敦或者曼彻斯特，英雄的身躯不太可能包裹在军装里，而更可能穿着豹皮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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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豹皮裤衩套在尤金·桑多（1867—1925年）肌肉极其发达的腰上。桑多是一位铁腕人物、健身先知、商人及一种国际现象。桑多本来的名字是普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飞地柯尼斯堡。他矢志打造完美的形体。他在省级博览会上展示其力量的壮举，之后传奇娱乐经理人佛罗伦斯·齐格菲尔德将他抢到手里，他很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明星。从芝加哥到新西兰的因弗卡吉尔，他的表演票被抢购一空；公众向他们的偶像欢呼，索要签名，女人们来到后台，花300美金摸一摸他紧绷的肌肉，他题为《桑多身体训练法》《力量及获取方法》《健美运动》的书畅销一时。“澳大利亚剧院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兴奋的场面，”珀斯一位记者兴奋地写道，“公众对桑多的精彩演出如痴如狂，至少把他请回来了15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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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多不满足于在舞台上模仿希腊塑像和提起不可思议的重物，他认为自己负有改善一小批人类的使命，于是，他创建了20多个健身房，以及一本体能杂志和邮购服务，提供的商品包括桑多雪茄、桑多哑铃和练习本，帮助其他个子没那么健壮的男人达到他那种神奇的比例。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乔治五世和亚瑟·柯南道尔爵士都是他的朋友，在1901年第一次正式的肌肉发达的男人选美比赛中，他在伦敦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大比拼总决赛吸引了1.5万名公众莅临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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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英国男人不像他们的欧陆兄弟那样担心自己的现代身份——毕竟工业革命在这里发生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早得多，在发达国家中，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最低（1911年，处在工作年龄的英国人中，只有8%的人从事农业，德国是这个比例的3倍，法国是4倍），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历史更悠久；但是，如果说军队在英国公众生活中的可见度比海峡对岸小很多，那么，值得记住的是，军队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要小得多。英国军队只是其欧陆邻国规模的一小部分，而且驻扎在地球上遥远的地区，受到尊重，但是很遥远。毕竟，英国是一个著名的岛国，一个几百年没遭受过侵略的海洋帝国，海军是英国打击力量的关键，英国赋予它显赫的位置。无畏舰竞赛不仅仅只是为军事事务，那是对民族自我形象的捍卫。所有政治家和报纸都同意，大不列颠就是必须得拥有制海权。简单地说，身背最大的枪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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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于他们根本上的平民文化非常骄傲，但是其邻国的军事狂热暴露了潜在的焦虑。谁能说他们是否能顶住侵略企图？谁能说他们仍然有气概及纯粹的道德力量在自己的国土上打败敌人？英国没可能已经遭到外国间谍破坏吗？总是寻找耸人听闻故事的英国《每日邮报》觉得如此劝告其读者是明智之举：“拒绝让奥地利或者德国侍应生为你服务。如果你的侍应生说他是瑞士人，要求他出示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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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服务员，带有可疑口音、过分好奇的理发师，用嘴少用耳多的出租车司机——这些人实属常见。小说家威廉·勒·奎尤科斯（1864—1927年）警告英国公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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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外国人）都是德国人，他们服过役当过兵，来到英国做侍应生、办事员、面包师、理发师及家仆，他们受到对祖国的誓言约束，为国家充当间谍。遵照帝国的命令，每个人加入德国军队的时候就已经在其上衣翻领上置放了一个形状奇特的按钮，这个按钮早就给到他了，凭着它，马上就可以认出他是德国皇帝的忠诚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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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行的偏执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自从征服者威廉，当然还有自从拿破仑以来，法国一直是传统的敌人。然而，1900年前后，德国越来越被视为威胁。公众不停地讨论那些可怕的数字。本来就是军事英雄的罗伯茨勋爵推测有8万名德国军人生活在英国，而保守党议员约翰·巴洛爵士则宣称仅仅伦敦及其周边就有6.6万名德国陆军预备役军人。畅销小说家们很快利用了这个想法。在非常成功的《沙岸之谜》中，作家厄斯金·奇尔德斯让两位英国人偶然发现帝国皇帝的一个卑鄙阴谋，其中一位主人公表达了对德国皇帝的强烈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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